学问 第20期

满清入关前后为何没有征伐日本?

期刊|《清史研究》

2012年第5期

文章|清入关前的对日认识

作者|薛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顺治二年(1645) 十一月,入关未久的清廷为委托朝鲜向日本送还十余名漂流民一事,在致国王李倧的诏书中显露出希望日本主动前来朝贡之意。可是,日本德川幕府在随后致朝鲜的答谢书中,却毫不客气地称清为“鞑靼”。清由朝鲜获悉此事后,并未重演蒙元诏谕不成断行武力征伐之故事,而是采取了不了了之的态度。此后直至同治十年(1871),清﹑日两国首次缔约,清只同日本保持在长崎一地的民间贸易关系,日本则始终游离于清朝建立的宗藩体系之外。究其原因,清在入关后的数十年间,解决南明等各种抗清势力为其第一要务,因而无暇针对日本,此一点固然是导致两国关系后来结局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清以实用主义对待日本的态度,可以说是导致上述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万历二十年(1592) ,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壬辰战争”或“文禄之役”) ,后者向中国明朝求援。清的前身——正处于崛起中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获知此消息后,主动向明朝提出渡江“征杀倭奴”,此为清、日二者同时见于记载之始。明朝将此议移咨朝鲜后遭拒,遂作罢。战争期间,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将卒投降朝、明联军,史料中称之为“降倭”。战后,朝鲜迅速将其安置于中朝边境地区,以防卫不断来自女真各部的袭扰,且多有成效,以至一时间竟有“破虏,非降倭不可”之说。同时,明朝亦将部分“降倭”编入辽东守军,目的同样是为防范日益增强的来自女真的威胁。清通过与降倭的接触,至少对日本武士的勇悍及其兵器的威力留下了深刻印象。

满洲贵族很早就通过朝鲜人的介绍获悉日本新式兵器——倭鸟铳的威力。在同降倭的长期作战中,势必也领教到其传统兵器——倭剑的锋利。满人无疑对它们产生了浓厚兴趣,朝鲜史料中很早便有关于其使节至朝鲜后索要倭剑的记载。

崇德二年(1637年)起,清多次要求朝鲜“导其(日本) 使者赴朝”,这一条款其最初可能同时隐含着清将日本纳为朝贡国和同其建立以互通货物为目的的平等往来这样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意图。但通过朝鲜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分析,清在入关前实际推行的是第二种意图。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坚持采取不合作策略,而清对此亦从未强令朝鲜执行,该条款最终未能实现。1638年以后朝鲜不定期向清提交“倭情咨文”,试图借虚构日本威胁来缓和清对自身的束缚。但这客观上成为当时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下的清了解日本的重要渠道之一。

入关之前的清仅为中国东北地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性政权,它在对周边国家(朝鲜) 和地区(内蒙古各部) 进行军事征服后所建立的藩属关系,尽管有不少效仿明朝的成分,但不应忽视其早期特有的实用主义因素。同样,通过大量当时朝鲜人记录下的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它对待日本的态度亦多出自现实的考虑,如对日本的威胁性保持警惕的同时,又希望同对方建立贸易往来以获取所需物资等。清在入关之后,在重新构筑东亚宗藩体制的过程中,它不仅未曾强令日本前来朝贡,更于彻底郑氏问题后立即遣船前往日本贸易。清一代中日两国间的铜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可以说直至近代以前,清对待日本始终抱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清的这一态度,同其入关之前所形成的对日认识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在教科书中的变迁

期刊|《历史教学》

2012年第12期

文章|北洋军阀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

作者|彭雷霆(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讲师)、谷秀青(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此事即被教科书所收入。1912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有讲述“民国之建设”的要求。但自1913年后,对于辛亥革命的叙述开始有所偏差侧重。自1913年至1916年间教科书中基本没有了对于革命党人的记载,如1915年出版的《实用历史教科书》也绝口不提孙中山、黄兴和革命派。之所以会出现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记叙中缺席,当然是因为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分裂,致使袁世凯通过教育部直接下令:“查各商店旧日编纂之教科书,叙述民国成立,于孙黄颇有奖饰之词。今彼等叛乱行为,已为全国所共见。自应将其肖像及称扬之语,悉行删除……”袁世凯死后,中央政权仍落到了北洋军阀其他派系手中,而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依旧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对立面。因为这一缘故,教科书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记叙有所避忌。如历史教科书虽然记载有辛亥革命,却已不再是学习的重点。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方面是对时任总统黎元洪有所放大;另一方面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有了更多记载。

乾隆要求郎世宁与中国画师合作

期刊|《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2年第3期

文章|郎世宁与他的中国合作者

作者|曹天成

(商丘师范学院)

意大利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自1715年12月抵达北京后一直供职于内务府造办处,在华五十余年间创作完成了大量绘画作品,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与中国画师合作完成。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之所以要求郎世宁与中国画师合作绘制作品,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其绘画的美学品质。对西洋绘画某些技术特征的不适,在乾隆十年(1745)三月十一日的一道谕旨中也有反映:“着郎世宁将画上闪光去了,钦此。”乾隆所指的“闪光”,可能就是西画在表现物象的立体感时所加入的高光点。乾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郎世宁绘画技术的哪一部分可以接受,哪一部分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口味,不能接受。这正是此一时期郎世宁的画画活计多以合作形式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基本规律是:郎世宁画人物或动物,山石、树木、花卉等景物则由周昆、金廷标、方琮等中国画师补画。乾隆在郎世宁与金廷标合笔画上的题诗,认为郎世宁的画尽管逼真相似,但与传统中国画的趣味相去甚远,所以得由来自江南的金廷标去弥补这种缺憾。在《题李公麟画三马苏轼赞真迹卷》中,乾隆写道:“奇形即命世宁传,神韵更教廷标写。”

沙俄对朝鲜移民的摇摆政策

期刊|《世界历史》

2012年第2期

文章|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

作者|黄定天(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南慧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

《北京条约》签订后,俄朝接壤,不久,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第一批朝鲜移民。俄国在朝鲜移民出现初期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国无力开发远东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急需劳动力。随着朝鲜移民的大量拥入,边区日益被外族人占据的现状却让俄国政府忧心忡忡。俄国政府担心外族移民的数量会超过当地的俄国居民,进而使边境地区出现“朝鲜化”现象。此外,俄国对朝鲜移民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朝鲜政府与俄国进行了多次交涉,甚至要停止与俄国交往。1884年,俄国与朝鲜签订《俄朝修好通商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俄国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移民入籍问题的控制,并明确禁止朝鲜人迁入,但朝鲜人向俄国移民的势头依然强劲。20世纪初,俄国在东北亚地区角逐失利,为避免与日本等国发生不必要的纠葛,俄国对此时大量因逃避国难而拥入的朝鲜人采取了限制政策。这一政策随着“一战”的爆发而宣告中止,俄国不仅大力鼓励朝鲜人移民,还积极接纳此前未加入俄国国籍的朝鲜移民入籍,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