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 第10期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支持

期刊｜《抗日战争研究》

2011年第４期

文章｜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1937.7―1942）

作者｜孙艳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而对资金援助问题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等一批俄罗斯档案文件的陆续披露和出版，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到1934年夏秋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此后直到1936年，在三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又恢复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第一，中共建立了稳定和可靠的根据地；第二，双方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第三，中共的经济状况需要资金帮助。1936年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终于送来了，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5万美元。

1940年底以前，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其二是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均来自外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援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由于对外援依赖较大，根据地财经很容易受其影响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多次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

1937年９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和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３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释放的同志。但后来据康生说，中共并没有收到150万美元。目前有据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３万美元。

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见共产国际领导，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现查到4月28日由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1939年2月14日，在莫斯科治病的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希望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25日，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后来中共总共收到353123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的100万美元，目前可以确认中共收到60万美元。

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部岁入（即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因此，可以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并坚持长期抗战，苏联的资金援助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档案的缺乏，中共如何运用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以及资金如何发挥作用,还难以解释清楚。1942年以后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由于档案的局限，目前尚不很清楚。

徐谦：高举“司法党化”旗帜第一人

期刊｜《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

文章｜徐谦与国民革命中的司法党化

作者｜李在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清末，包括三权分立在内的西方政体理论，被引入中国。与此相适应，一套以司法独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论与制度开始“登陆”中国。1926年8月，徐谦任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开始推进司法改革。革新司法观念的核心是推倒“司法独立”、“司法官不党”原则，建构革命的“司法党化”原则。到1927年三四月间规定：司法官必须为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律师必须是党员。国民革命中以党化为主旨的司法变革，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司法的走向，可谓中国近代司法史的转折时期。

在对北洋司法失望与不满同时，很多人表达了对南方司法党化的赞许。不过，司法党化很多举措未被执行，流于形式。在武汉政府后期，徐谦已经逐渐失势。由于明显的“左倾”，他不被容于以为首的，招致口诛笔伐。徐谦被迫于1927年底宣布退出政坛，后蛰居上海，1940年9月病逝于香港。不过，他的许多理念与举措被后来者继承，如居正就在1934年、1935年再举“司法党化”旗帜。

史料记载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

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文章｜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

作者｜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和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中的“涨海”即中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当然，古代文献中有关“涨海”的记述比较模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的范围还难以涵盖现今南海诸岛的全部，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局部海域。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标志着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渔民经常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与中国人在南海活动范围逐步发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汉、唐、宋、元，乃至明、清时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确凿证据。

清朝对于民间火器的两难态度

期刊｜《社会科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文章｜清朝前中期的民间火器

作者｜邱捷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清皇朝吸收了历朝的统治经验，在建立稳定统治后，表现得较之其他少数民族皇朝自信，对汉族民众持有冷兵器予以容忍，但对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仍保持高度警惕。

雍正、乾隆年间民间制造、销售火器已有相当之规模，不少平民百姓出于自卫、捕猎、游戏等原因拥有了火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的20多则故事中，提到持有、使用火器的人包括士绅、农民、短工、佃户、猎户、牧人、奴仆。反映出纪晓岚已经很熟悉火器，而且，作为清朝高官，他对平民百姓甚至奴仆拥有和使用火器视为寻常，并不认为违反了王法。在一些特定时期，比方说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清皇朝也希望士绅掌管的民间武力协助自己应对内忧外患，就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容许民间武器合法存在。

基于上述原因，清皇朝对民间火器的政策经常陷于“允许、鼓励”与“禁止、控制”的两难处境。清皇朝对民间火器的禁止、限制的法律、政策，本身也有僵化和不切实际的地方，加上官僚系统的因循腐败，这些法律、政策也很难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