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张孝祥研究综述

摘 要：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著名的爱国文人，辛派词人的先驱。20世纪以来关于他的研究从单一走向丰富和全面。80年代以前的张孝祥研究以生平事迹的考证、作品的笺校和词史地位的探讨为主，80年代以后关于他的诗歌、词作和思想研究全面繁荣，向着全面、求实、理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20世纪 张孝祥研究 思想研究 文学研究

张孝祥（公元1132—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进士。高宗朝历官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孝宗朝，历知平江府，直学士院、兼领建康留守，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和湖南、湖北安抚使，是南宋初期政坛上一位有影响的官员。

作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以来的诗话、词话、题跋和选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关注。历史上关于张孝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平事迹和主要词作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系统的研究日渐丰富和完善。除词作外，文献的整理、生平事迹的考订、思想的研究和诗歌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本文对20世纪以来张孝祥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全面的梳理。①

一、关于张孝祥的文献及整理

张孝祥的作品收入《于湖居士文集》，计四十卷，包括文、诗、词。有宋刊本、明万历刻本、清《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本（据慈溪李氏藏宋刊本影印）。词集的编辑和刻印最早在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距张孝祥逝世仅两年就有单行刊本问世。后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长沙本一卷，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毛晋汲古阁刻本，清《四库全书》本，铁琴铜剑楼影写宋本《于湖居士长短句》五卷，包括拾遗一卷。

20世纪以来，张孝祥的作品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出版。1980年，徐鹏校点的《于湖居士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黄山书社先后出版了宛新彬、贾忠民的《张孝祥诗词选》，［2］彭国忠点校的《张孝祥诗文集》［3］和宛敏灏的《张孝祥词笺校》。［4］此外，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对《于湖词》进行了全面的辑录，共计223首。［5］

二、张孝祥的生平事迹

（一）关于张孝祥的年谱、生卒年和籍贯。近代以来首先对张孝祥进行全面研究的是宛敏灏先生，1937年宛先生首次发表介绍张孝祥的传记文章《于湖先生张孝祥》，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出版第一部张孝祥的人物传记《张于湖评传》，唐圭璋先生称许其“正史籍之讹，纠方志之谬，显微阐幽，激励忠义。其有功词苑，良非浅鲜”。［6］1959年宛先生编成《张孝祥年谱》。［7］该年谱依据《宋史·张孝祥传》，涵芬楼景印宋本《于湖居士文集》及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陶刻《景宋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建安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詞序》等文献全面考察了张孝祥的生平、家世、交游、思想、创作，成为研究张孝祥的第一手资料。年谱发表一个月后，宛先生更正了几点表述，如卒年应以《宣城张氏信谱传》“庚寅（乾道六年）冬疾作，遂卒”最为肯定明了，墓地位于钟山“去太平门十八里”，知平江府的具体时间为“隆兴元年五月到，二年二月赴召”等。［8］修订稿载《词学》第2、3辑。

韩酉山的《张孝祥若干事迹考略》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一）坚持了张孝祥籍贯为和州乌江，而不是“蜀之简州”。（二）关于张孝祥的家世，否定了宛先生“唐张籍七世孙”的说法，认为张孝祥作为张籍后代，至少在十世以上；孝祥诸父至少弟兄六人，其父张祁排行第四，宛先生年谱只列出张邵、张祁和张郯；张孝祥生母可能是孙氏，宛先生认为是时氏。（三）张孝祥出生地为明州鄞县（今浙江鄞县）非和州乌江，绍兴十三年迁居芜湖。（四）补充了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考试触怒秦桧的细节和己卯（绍兴二十九年）由中书舍人而落职的始末。［9］在大量新史料引入的基础上，韩酉山所著《张孝祥年谱》于199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0］

李一飞《张孝祥知抚州年月考辨》一文指出，宛先生年谱关于张孝祥知抚州时间为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表述不实，并提出张孝祥知抚州的时间应为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初夏至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春末，为期一年。《宣城张氏信谱传》所载“年未三十”疑为“年才三十”之误。由此，原年谱中对张孝祥“绍兴三十年除知抚州，夏日取南陵、鄱阳、余干”所作的一系列诗歌编年有误，李一飞指出，这些诗系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张孝祥由芜湖赴桂林任途中所作。［11］

如果说韩酉山和李一飞的考证是对宛先生年谱的修正和完善，辛更儒的《〈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张孝祥事迹真伪考》和《宛敏灏〈张孝祥词笺校〉辨正》则对宛敏灏所著年谱内容及依据的材料提出了彻底的质疑，辛文认为宛先生关于张孝祥绍兴间的仕历说法皆误，隆兴间帅湖南时“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役”是常识错误，张孝祥生前“进显谟阁学士致仕”也无可能，并且张孝祥是否有子值得商榷。2003年，代表其研究成果和观点的《张孝祥于湖先生年谱》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这是关于张孝祥的第三部年谱。［12］

彭国忠《关于张孝祥生平和创作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对辛更儒的观点提出反驳并坚持了宛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张孝祥在绍兴间的仕历，宛敏灏的研究基本无误；对张孝祥罢建康府的原因，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生前进显谟阁学士致仕的考证，宛先生也是有证据的;张同之是张孝祥的亲生子，太平为其子，永通为其孙，也难以断然否定；《文集》附录的《信谱传》之作者、署时无误无伪；《文集》版本为经过抄补的宋版，其附录无误无伪;关于《念奴娇》等词的笺校，宛先生亦不误。［13］

关于张孝祥的生卒年，李一飞根据张孝祥的诗句“震公住山年，与我共壬子”（《赠震山主》）推断，张孝祥生年应为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14］姜书阁的《南宋词人张孝祥生卒年考》重点考察了张孝祥的致仕时间和卒年，结论是：张孝祥生于公元1132年（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壬子），卒于公元1169年（宋孝宗赵眘乾道五年，乙丑），享年三十八岁。［15］对于张孝祥去世的具体日期，宛敏灏先生认为张孝祥应卒于乾道五年七月。而童力群的《张孝祥乾道五年八月在世考》根据张孝祥的《水调歌头·垂虹亭》来分析，张孝祥乾道五年八月十日还在游太湖，因此，“七月说”是不能成立的。提出张孝祥乾道五年八月十日在世的论断。［16］

张孝祥的籍贯，《宋史》本传，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皆作“历阳乌江”，宛先生年谱亦持此说。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则列张孝祥于成都府路简州条，明代藏书家毛晋《于湖词跋》称“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蜀之简州人，后卜居历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中国文学史》亦采此说。对于张孝祥籍贯的不同表述，徐蜀江依据工具书关于籍贯的定义认为张孝祥的祖籍是蜀之简州，称张孝祥为和州人是按卜居地而言，并非其原籍。［17］傅承烈认为无论是“历阳乌江”说还是“简州”说均考诸载籍，信而有征。其区别在于称孝祥为历阳乌江人，是以张孝祥的祖籍在此，而本人又生长斯地。称张孝祥为简州人，因其先世曾有人为此邦之人，而孝祥又以简州籍参加四川的类省试，故称为蜀之简州人，这是历史的通例。［18］

（二）关于张孝祥的主要事迹。于子静的《张孝祥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考试》考证的结论是：绍兴二十四年的状元为张孝祥，省元为秦埙，陆游省试之后没有入闱，陈睽或是张、秦二人的同科进士之一。而这场考试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秦桧等人后来与张孝祥关系的紧张。［19］

张孝祥与秦桧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因忤秦桧而下狱乃至贬谪，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沿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的“桧忌恶之，以他事下其父子大理寺”的说法，对此，刘强在1984年发表了《张孝祥是否因忤秦桧而下狱？》，该文以具体的材料补证了宛敏灏关于此事的质疑，认为秦桧在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曾阴谋策划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逆的冤狱，张孝祥父子在其列，但因为秦氏病死前来不及书判而流产，因此张孝祥并未贬谪和下狱。同期的《文学遗产》也发表了曹济平的文章《张孝祥被诬入狱之说不可信》。［20］

（三）人物评价。对一个文人的历史评价，主要依据其事迹或活动和作品抒发的感情。文学史将张孝祥定位为爱国词人是没有异议的，他的词作《六州歌头》、《念奴娇·过洞庭》和诗词中念念不忘的恢复大计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张孝祥的异议主要来自宋史本传中的“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者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一说，对于这一说法南宋陆世良的《宣传张氏信谱传》即进行了反驳。近年来学界的研究主要在补充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此说。代表作品有傅明善的《坚定的抗战者，清醒的思想者》，［21］汤念祺的《抗金志士张孝祥》，［22］以及罗敏中的《张孝祥的湘南之旅和中兴之梦》，［23］其他相关论述散见于对张孝祥生平事迹的介绍中。

三、思想研究

对张孝祥的思想世界进行系统研究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宛先生在《张孝祥年谱》仅仅提道：“尝有志于理学，盖受交游张栻、朱熹影响。”但同时也指出，张孝祥于理学无所成就，唯师长沙时，与张栻等讲性命之学，张孝祥所以与朱熹、张栻深相契合，主要是由于政治见解相同的关系。

盛莉在对于湖词的研究中发现张孝祥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在题材上表现为大量游仙词和宫观题材的词，就文学风貌而言，其词大量化用道流用语，具有道教文学浪漫神奇、清幽典雅的特色。在《于湖词与庄子美学精神》一文中盛莉进一步指出，于湖词受道教影响，主要是汲取庄子美学精神，表现为对庄子“逍遥游”之旨的追求，于湖词风的狂放傲岸充溢着对主体价值的崇高体认，具有顺应自然、养生怡情的生命意识。［24］

针对南宋理学思想与文人生存密切相关的事实，陈春霞认为张孝祥有着深厚的理学渊源，主要依据是张孝祥在绍兴二十四年廷试中公开坦白洛学背景，与秦桧打压洛学分道扬镳。张孝祥的理学思想还表现为济世救民的思想、秉承独立不惧信念和亲近湖湘学派、服膺张栻之说。除了深受理学思想浸润外，陈春霞的论文《张孝祥的禅宗思想及禅学渊源》还论述了张孝祥颇多禅宗随缘妙悟的成分。其禅学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浓厚的禅学氛围和禅宗学说；二是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张孝祥与禅宗的重要宗派临济宗的高僧多有交往，并崇信高僧大慧宗杲的学说。而其家族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张孝祥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进而充分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25］

黎鲜的《论儒佛道思想对张孝祥词的影响》从词的创作角度梳理了于湖词的宗教影响，他认为张孝祥有着忧患意识强烈的儒家思想，主张顿悟、超越的佛家思想和主张太平、清静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与时代、交游的因素有关，佛家、道家思想的形成则与时代、家世、经历等因素有关。儒家思想对张孝祥爱国词创作的影响深刻。儒家的济世精神促使他唱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词。佛家、道家思想对张孝祥旷逸清朗的词影响很大，使得这些词更洒脱超逸。［26］

四、文学研究

（一）诗歌散文研究。张孝祥的诗歌，主要收集在《于湖居士文集》（40卷本），共收古诗4卷，律诗4卷，绝句3卷。共11卷412首。徐鹏先生校点的《于湖居士文集》据《永乐大典》补遗4题5首。韩酉山在徐鹏校点的基础上据《历阳典录》、《芜湖县志》、《直隶和州志》补遗3题3首。［27］1996年，彭国忠先生据《两宋名贤小集》本《于湖集》、《临桂县志》、《永乐大典》、《古今事文类集》辑佚张孝祥诗歌10首。［28］

孔妮妮的《张孝祥诗歌创作新探》从历史背景、诗坛走向为中心全面描绘了张孝祥的诗歌风貌，该文认为张诗在主动“本杜诗”的前提下，侧重学习杜诗的工整蕴藉的属对，雄壮悲慨的深情，老而弥坚的气骨。在诗歌创作理论上，受吕本中、曾几的影响，张诗的创作深得“活法”之妙，具体表现在仿苏诗的新变和流转圆美的诗歌风尚两个方面。在创作趋势方面，理学家的文学观对张孝祥的诗歌创作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对陶诗的精神体认和艺术探索及对汉魏古诗的涵养和再创作。［29］

绝句在张孝祥的诗歌作品中数量近半，其内容包括描绘美好河山、不畏强权、模山范水、归隐情结等许多方面。陶明香的《论张孝祥绝句的情思意蕴》指出，爱国爱民是张诗在丰富的情思蕴涵之中始终贯穿的主线。［30］

张孝祥的散文成就亦驰名于当世，但学界较少论及，金文凯深入考察了张孝祥的记体散文在立意题旨、结构布局和表现手法、语言锤炼等方面的特点，认为张孝祥的记体文在题材上继承了北宋以来浓厚的人文意识，把更多笔触专注于人，议论风发，表达自己的社会体悟和人生感受，寄托宏大的志向。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为立意宏伟，气势雄壮，格调高远；结构灵动多变，匠心独运，精于构思；表现手法十分丰富，如将政论文惯用的对比、类比、设问、反问等手法移植到记体文中，以更好地阐明题旨，借用虚字增强表达效果，语言简古凝练、清爽刚健等。文章还指出，仅从张孝祥记体文看，元明清以来以“冗弱”涵盖整个南宋散文的创作，也是有失公允的。［31］

罗敏中重点考察了张孝祥三次到湖湘经洞庭湖所作的诗词文赋，如词《水调歌头·泛湘江》、《念奴娇·过洞庭》，诗《金沙堆》、《金沙滩庙》，文《金沙堆赋》、《观月记》，指出这些洞庭诗文借对屈原的景仰抒发爱国情怀，表现出明显的尊屈倾向。罗敏中还以张孝祥的爱国诗文如《宣州修城记》、《乐斋记》和部分词作重新辨析了宋史本传关于“出入二者（张浚、汤思退）之门而两持其说”的论断。［32］

林半觉先生以实地考察的形式收集了张孝祥宦游桂林期间的刻石诗文17件（未见著录者凡10件），并将其中9件发表于论文《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桂游石刻研校》，该文虽未深入论述这些诗文，但无疑提供了研究张孝祥轶文和书法的重要资料。［33］

（二）《于湖词》的研究。张孝祥以词名世，《于湖词》自然成为对其研究的焦点。宛先生认为：“于湖词之风格在苏、辛之间，盖兼有东坡之清旷与稼轩之豪雄，前者以其才气相似，后者则受时代影响。”这是非常中肯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研究的认识。

缪钺先生的词学著作《灵谿词说》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肯定了张孝祥有与苏轼相近的天才、襟抱，而且有意学苏，所以作品很容易与苏相近，但张孝祥在诗文上与苏轼相比“只能得其十之六七”，而乐府词作，虽是“得于一时燕笑咳唾之顷”，却在当时“皆以为胜东坡”（谢尧仁，《张于湖先生集序》），至少是不在东坡之下。缪钺先生对当时人认为张孝祥出入于汤思退和张浚之门而“两持其说”进行了辨析，认为是一种误解。［34］

20世纪以来，关于张孝祥的词作研究成果颇丰，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创作研究，包括创作历程和心态；二是词作特色研究，包括词风、词学思想、审美特征、艺术特色；三是词史地位研究，主要论述张孝祥在苏、辛之间的过渡作用和传播学研究；四是作品研究，包括重点作品的考证和赏析；五是宏观研究，即对张孝祥的词作宏观评述。

1.创作历程。李一飞借用韩元吉关于张孝祥的诗歌创作的分期，即“取高第”、“憩金陵”、“泛洞庭”三个阶段，以此阐述了于湖词的创作阶段和词作形态，入朝为官五年，是才子之词。罢朝官，起知抚州、平江、建康、又罢，居芜湖的六年，称豪杰之词。起知桂林、罢知湖湘、复知潭州，徙荆州四年，可谓谪仙之词。［35］黎鲜以作品为例进一步勾画了这三个阶段的心态，分别是风流得意的心态、情怀激荡的心态和有所净化与超越的心态。［36］

2.词作特色。词风、词学思想和审美特征是关于张孝祥词作研究的重点。

傅明善通过对张孝祥生平经历考察和作品分析，勾勒出张孝祥词风的第一次嬗变，即由“青云赋客”向“豪杰鼓吹”的嬗变，从外在的社会批评转而走向内在的自我超越与净化。［37］而吴婕通过分析张孝祥从艳词丽曲到豪放词风的变化过程，提出江南士风的影响是张孝祥豪放词形成的重要原因。［38］

裴善明从张孝祥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词风进行探讨，认为张孝祥词的风格在豪放的前提下，有着十分明显的清旷俊逸的特色，形成这种词风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受时代影响、张孝祥性格气质和他“多在三湖七泽间”的生活经历。［39］王洪岩进而指出南宋时政、个性气质、儒释道三教、仕宦之蹇及文人学养成为张孝祥词风形成的主要原因。［40］翟庆萱也认为张孝祥部分爱国作品表现了豪放风格，但总的特色不是激昂、豪迈、慷慨，而是旷达、清远、飘逸。［41］

张孝祥有“辛派先驱”之誉，但李山岭认为他与辛派是有区别的，表现在词学思想上就是明显的诗化和雅化倾向。张孝祥词学东坡，继承了坡的词学思想，树立了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诗化揭示了其词学思想之渊源，雅化则是其后学的发展趋势。如张孝祥的再传弟子郭应祥的《笑笑词》，已经脱去了豪放之气，显出雅正、平淡面目，与辛派后进判然相别。［42］

常效东将张孝祥词的美学特征概况为五个方面：高洁诚挚的人格美、豪壮忠愤的崇高美、风景秀丽的图画美、虚幻缥缈的飘逸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43］赵建华考察《于湖词》的风格特征和张孝祥的人格特征结合，提出其词的气势美、人格美和意境美分别与其人壮怀激烈的爱国豪情、清旷超逸的怡然情怀和随缘自适的恬淡心态相对应。［44］

3.词史地位和接受研究。缪钺先生“苏辛之际此津梁”的评价代表了学界对张孝祥词史地位的认识。岳毅平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张孝祥对苏轼词的继承：一是积极抗金的主张与实践，使其词沿着苏轼开创的豪放之路，成为抗战爱国的歌唱；二是主和派的排挤与打击、宦途的坎坷又使其词力求具有苏轼式的旷达。文章还从时代土壤和个人性情方面探讨了张孝祥执意学习苏轼词的原因。［45］重复张孝祥在词风上对苏、辛的过渡的论述还有很多，但在如何过渡的问题上论述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在张孝祥如何影响辛弃疾的创作方面缺少有力的证据。

也有学者从《于湖词》的接受角度来研究张孝祥。盛莉在这方面成就最高，她撰写了三篇论文分别介绍《于湖词》在宋朝、元明、清代的传播情况：宋人词集题跋、词选表现出对《于湖词》豪迈雄壮和清旷秀雅词风的认可，考察宋人词作对于湖词句的化用，可见其词对后来的辛派词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元人词话取于湖名作，所论真切博雅；于湖词入明有名而不著，明词人选家激赏于湖清俊豪迈之作，更偏爱其婉丽轻约之词，选评总体流于俗丽。但其豪放词在明代选家的审视中并没有体现出与词人词史地位相称的整体艺术高度，讹传误收现象较多；清初词家着眼于湖词的艺术个性，喜其典雅。常州词派崛起后，《于湖词》以爱国精神扩大了它在清代的影响。晚清词家喜将于湖、稼轩并论。我们今天以张孝祥为南宋名家的印象主要得之于清代中晚期词家对《于湖词》的品评。［46］宗顶侠则从别集的刊刻印行、历代选本和历代词评家的品评梳理了《于湖词》的传播与接受。［47］

4.作品研究。对张孝祥的223首词作进行单独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无论的考辨还是赏析，都集中在《六州歌头》和《念奴娇·过洞庭》这两首词作上。

相隆本先生就《念奴娇·过洞庭》的意境对俞平伯先生的赏析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俞平伯将“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解释为“这里连着上文，也有请客喝酒的意思”。［48］

辛更儒经过考证，判断《六州歌头》的创作时间只能是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年底，其他各说，则均与张孝祥的事历及此词的写作背景不相符合。［49］

宛敏灏先生对张孝祥的词作《念奴娇》（风帆更起）一词的本事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此词为张孝祥送情侣李氏时所作，送别的地点在今安徽庐江、桐城之间，故借以指代当时的桐城县，而非浙江桐乡，李氏乃其糟糠之妻。其他词作如《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木兰花慢》（紫箫吹散后）、《雨中花慢》（一叶凌波）、《转调二郎神》（闷来无那）、《虞美人·无为作》等均为怀李氏之作。［50］

张孝祥词的赏析作品除了刘锋焘的《张孝祥〈六州歌头〉赏析》外，其余均是赏析《念奴娇·过洞庭》，仅论文就有12篇之多。

5.宏观评述。站在宏观角度对张孝祥进行总体评述的有李一飞的《论张孝祥词》、［51］刘强的《试论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的主要成就》、［52］魏佳的《于湖词略论》［53］，以及刘春来的《论张孝祥及其〈于湖词〉》。［54］其中，李一飞主要从题材上总结了时事词、咏怀词、景物词、恋情词的特征。刘强和魏佳着力谈张孝祥词承前启后的作用。刘春来侧重张孝祥驾驭语言文字和组织篇章结构的能力及《于湖词》思想深度。

此外，于莎雯通过对张孝祥词描写江、河、湖、溪等水景或以水景作为背景的词的解读，阐释了张孝祥水景词创作的原因和艺术特色。［55］

还有从比较角度来考察张孝祥的词作，房日晰考察了张元干与张孝祥的同中之异：二者都以爱国词著称，在词的风格上，他们都以豪放词驰誉词坛，都写了较多的艺术高妙的婉约词。同时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张元干有着慷慨激昂的情绪，张孝祥词却洋溢着沉郁悲凉的情调；张元干的婉约词接近周、秦，或工巧，或善于铺叙，各有特色，张孝祥的婉约词接近苏、欧，或清旷，或深婉，均有极致之作。［56］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张孝祥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为初级阶段，研究者以宛敏灏为代表。80年度至世纪末为第二阶段，以李一飞、韩酉山、辛更儒、彭国忠为代表。本世纪十年来，张孝祥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主要以几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为代表，如盛莉、黎鲜等。未来对于张孝祥的研究，诗歌、散文仍有较大深入的可能，词作研究需要拓展思路，在全新的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本文包括张孝祥文献整理出版及研究成果，不包括论文和论著中涉及张孝祥但未单列标题的成果，作品鉴赏仅限学术刊物，不包括语文教学中的作品教学。本文统计的成果截止到2011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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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2012年度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南宋皖江词人群体研究”（2012SQRW140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