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协议》背后的生命赌注

今年9月下旬，年仅15岁的苏格兰格拉斯哥霍奇森中学学生乔丹·马圭尔想利用复活节假期去一趟北极。如果成功，他将成为世界上徒步到达北极点最年轻的人。尽管马圭尔的父母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但他们还是在这次探险的“免责责任书”上签了字，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意外，探险队的组织者并不负责任。

如果您参加了类似的户外活动，组织方要求您在出发前签署《免责协议》，您该怎么办？户外风险的责任，是否能凭借一纸协议，就能厘清？如果不签这样的协议，从户外保险上寻求合法保障，又有几分好处？本期说事栏目，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就“户外安全保障及责任”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本期嘉宾

张志刚

北京市鑫诺率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张志坚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户外部主任、中国登山协会新闻发言人。

马德民

资深攀登和探险撰稿人、评论员，户外运动爱好者。

余红路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助旅行，足迹遍及国内，有超过10年的野外活动经历，具备一定的高海拔山峰及技术性攀登经验。

对话嘉宾

《山野 中国户外》：现在户外运动成为一种风潮，但同时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事故。很多户外运动的组织方要求参与者签《免责协议》，有人认为这样做能提高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张志刚：我认为《免责协议》的签订并不能有效提高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意识最直接关联的，主要是参与者关于户外运动的知识储备以及对自己身体状况等情况的了解。只有参与者了解到户外运动的内容和风险所在，才能做到安全防范。签署《免责协议》，不能使参与者对户外运动有明确认知，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也就无从提高。

马德民：《免责协议》其实是组织者为推卸责任而设立的单方面约定，它造就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是目前户外运动事故频发，又使其不得不签署类似协议。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事故依然发生，《免责协议》并没有起到提高参与者安全意识的作用。

张志坚：首先我认为签署《免责协议》是个好事，说明大家起码有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但是从社会角度，尤其从法律角度来说，法律界的相关人士不一定会认可。因为任何契约、协议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才生效。所以，一方面，有这个意识是好的；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更多地强调“危险告知”：我告诉你参加这个活动，会有一定风险，这个风险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把风险都列出来了，如果出了事情，我来承担。但如果不听我的，出了问题，那主要责任应该在你。《免责协议》可能会成为法律上的一个依据，法院会考虑这个因素。

《山野 中国户外》：《免责协议》有法律效力吗？有人认为，户外运动必须得规范起来，《免责协议》怎么免，也免不了制度缺失、监管乏力的责任。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张志刚：《免责协议》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内容和签署方式。首先看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其次，《免责协议》的条款一般是活动组织者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法律上称这种合同为“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的提供一方一般都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为了保护合同另外一方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所以说，即使双方签订了《免责协议》，但是参与者有人身伤害发生，组织者一般都难以真正免责。组织者一般都是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相对于参与者来说处于强势地位。组织者组织活动如果是有偿的，其责任更重。如果组织者想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责任，在签订合同时最好把户外活动有可能遇到的风险用明确具体的文字予以表示，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配备的具体负责人员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具备相关专业的证件和资质证书。

户外运动的规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仅包括相关法律、监管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包括对户外运动参与者个人素养的引导和培育。比如登山时遇到山洪，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站立；攀登山峰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各种不同的户外运动可能遇到什么危险等等。不同种类的户外运动对参与者有不同要求，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户外运动。参与者在个人体能和户外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决定参与户外运动的种类和程度，是对自身生命和健康的尊重。

《山野 中国户外》：近日，某知名户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户外运动前签《免责协议》，一半以上的投票赞同，其他投票反对。签《免责协议》的合理性和问题在哪里？

张志刚：《免责协议》的合理性在于参与者属于自愿参与，并能够意识到户外活动风险的存在。我国现在还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户外活动参与者越来越多。很多户外活动组织者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因此，如果让组织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则很不公平，也不利于人们对于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从《免责协议》的合理性来讲，参与者自愿参加户外活动，虽然不能完全免除组织者的责任，却是减轻组织者的责任。其实这也是其问题所在，虽然免责协议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组织者的责任，但实际上一旦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组织者很难完全免责。

马德民：《免责协议》是划分户外活动中组织方和参与方权利、责任的书面文字。它的好处是可以让双方明确活动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不利之处在于，如果不明确告诉参与方存在的风险因素，会被误解为签订《免责协议》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余红路：户外运动本身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和团队协作的双重理念，在户外人人平等（有民事担当能力的成年人），权力、责任、义务都应该是对等的。只要《免责协议》是全体参与活动者自身真实意愿的表达，事先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免责协议》，对于各方的权力、责任、义务在法律上达成共识有积极意义，明确各方的责任，可有效避免事后的各种纷扰，并提高参与各方的安全意识。但也存在部分队伍利用队伍与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等签署不合理的《免责协议》，以规避或逃脱应该担当的责任（比如明显的技术性失误或责任性事故等）。这就需要签署协议的各方深入了解户外的风险以及相关法律，达到共识。某些风险性较大活动的《免责协议》，还需要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监护人同时签署，以避免“人情大于法”等情况出现。事故必须厘定分清各方的责任，即使签署了《免责协议》也不能因此而不追责某一方的明确的责任性失误（比如领队在雨季把营地选择在峡谷中，且没有安排守夜人员，队伍由此遭遇山洪，出现人员伤亡；队员不听从团队安排，擅自行动而导致伤亡等），非责任性的人力不可抗因素除外。

《山野 中国户外》：今年7月，国内知名的登山者严冬冬坠崖。攀登前，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免责宣言》，表达自己若出现意外，与队友无关。这样的宣言，有法律效力吗？

张志刚：这样的宣言，从法律上来讲其内容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虽然健康和生命权都属于个人的，但是个人并不具备完全的处分权，也就是个人没有权利放弃生命或者健康权，一旦因为第三人的过错或者过失导致生命或者健康权的丧失，其继承人完全有权登山活动的组织者，要求予以赔偿。当然，鉴于《免责宣言》的存在，组织方可以以此来要求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山野 中国户外》：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如登山这样的高危项目，《免责宣言》是一种国际惯例，中国也应该顺应这一惯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志刚：中国可以顺应这一惯例，但我认为时间需要往后推迟，需要等待国内相关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登山组织机构的成长。国际层面上，登山运动的各项制度和操作都比较成熟。组织者或发起者都恪守法律的规定，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对登山者的挑选、登山过程中的救援、登山运动的保险等各种工作都有充分的准备。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登山者在国际登山运动中遭受到的危险，是危险运动本身所不可避免的。从这点看，《免责宣言》更多宣誓的是参与者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和追求。而国内目前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调和国际惯例保持一致，《免责宣言》恐怕会成为组织者推卸责任的工具，而不是参与者致力于追求登山运动的宣言。同时，从国际惯例来看，即使有《免责宣言》，但是否真正可以免责，还是要根据每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来具体确定，也就是说《免责宣言》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免责的结果。

马德民：登山运动的《免责宣言》通常是一种风险告知书，提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与者登山运动的相关风险：如果是由于个人原因（急性高山病、操作失误）导致的伤害死亡事故，当事人自行承担责任。虽然在中国已经出现过一些因免责宣言产生的纠纷，但这并不影响这一惯例的执行。每个人在作出判断前都要为自己的攀登行为承担责任，血淋淋的代价很多。

《山野 中国户外》：我国目前户外保险的种类少，费率高，条款不明确，理赔不及时，无法覆盖种类各异、难度和危险程度不同的户外项目，也不能满足户外人千差万别的要求。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张志刚：户外保险是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目前我国户外运动处于兴起阶段，户外保险自然不能满足户外人千差万别的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有待于保险业的积极跟进，借鉴国外户外保险的种类等，但更重要的是国内户外运动事业的整体发展和成熟，尤其是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户外保险不像一般的险种，它的保费一般比较高，相应的赔付率也高。国内大的保险公司都有专项的户外保险。大家不要有占便宜心理，既然有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那么保险意识也应该增强。简单举个例子：既然你花了1万块钱了，谁还在乎这10块钱？户外保险在中国的推广还有一个过程。

马德民：户外人群的数量增加时，有了需求就会有市场，这是个渐进的过程。

余红路：随着中国户外事业的不断增大，与之相配套的户外保险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发展，这与保险公司以及户外运动参与人士这方面的意识淡漠有关。国内的保险公司需要向国外的保险公司学习，借鉴或直接引进各类户外保险的险种，细化保险种类，细化赔付条款，加大宣传和赔付力度。在国内户外保险不成熟的情况下，风险较大的活动应尽量直接购买国外保险公司的专业户外保险。

《山野 中国户外》：您认为中国目前户外运动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情况如何？

张志坚：我们目前正在做这样的工作，但和我国迅速发展的户外人群来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够。我们现在已经针对“自助游”这种现象进行了一些研究。当然，也不仅仅是户外运动，也可能是旅游啊。一个户外机构，有责任告诉参与者，怎么样做是安全的，怎么做是不安全的。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针对一些职业人群，现在更多的是面向大众。比如，全国性的健身大会，我们会发一些普及知识的读本、小册子，举办大讲堂，会通过网络和一些爱好者、“驴友”互动，回答他们的疑问。总而言之，登山运动中心就安全问题已经开了3次研讨会。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方法是多样的。比如，户外部组织群众登山大会、露营大会、徒步大会，就准备在秩序册后面专门附上1到2页“安全须知”。通过类似这样的不断积累，让大家逐步培养起安全意识。

马德民：目前的普及教育只是在“动嘴”。安全知识教育不能用文字读本，必须给爱好者亲自教授和示范，告诉他们：在哪里扎营相对安全，哪里相对危险，为什么会有危险。只有这样言传身教，才能让爱好者形成风险和危机意识，用自己的头脑和经验去分析所处的环境，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山野 中国户外》：“驴友”自助游的质量和安全应该如何得到保证？

马德民：自助游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尤其是在陌生环境中与人交往的安全知识。

余红路：这必须从领队和队员两个方面同时抓起。领队须合理规划线路（不带超越自身带队能力的队伍，线路难易程度挑选，熟悉线路资料、行程安排、天气情况等）、挑选队员（如了解队员的基本情况，控制队员的新老搭配比例，谢绝能力不足以应对本次活动的队员）、准备且熟练掌握必需的装备、要求队员购买相应的户外保险、要求队员配置与活动相匹配的装备、提倡团队意识（全程控制好队伍，合理安排行程，随时了解队员情况，加强团队协作），并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及应急预案（后方留守、急救装备、应急预案、下撤及备用路线等）。队员首先要认清自身的能力是否具备参与该活动的能力（不要盲目自信，要循序渐进）、是否具备必需的装备、是否具有一定的风险担当能力以及挑选合适的领队。

《山野 中国户外》：像严冬冬那样的户外爱好者，愿意押上生命作为赌注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您觉得户外爱好者如何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梦想？

马德民：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实现梦想和保证安全并无直接关系，价值观的差异可以使得人们对于生死的看待有所不同。

余红路：有梦想就去实现。探索精神是人类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前提是先行评估自身的能力，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努力学习，不断掌握新知，提高自身能力，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追寻自身的梦想。认清自己，知道自己所从事的爱好是具有一定风险的运动，自身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必要的装备，还要买好保险，有默契合适的搭档，以及一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