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反思必须返本

当前的经济学现状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十分盛行，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上即充分彰显，如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丹尼尔·卡纳曼就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被批评为支离破碎，这尤其表现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联不足。罗纳德·科斯曾撰文批评说：“经济学不知不觉间沦为一种特别的自然科学，忽略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是在自取灭亡。”

自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以来，全球出现一股批判和反思现行经济政策乃至经济思想的潮流。2009年9月，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发表题为《为什么经济学错得如此离谱》的批判长文。可目前的反思并不到位。

无论从体系构建的高度讲，还是从危机反思的深度讲，经济学的当务之急都应该是重新回归基础。一个理论体系的演绎过程是不可能发生问题的，问题在于演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经验上讲，在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史上，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事屡见不鲜。

比如，19世纪末，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在豪情满怀地展望新世纪，认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然在握，余下的只是细节的补充。权威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把希望寄托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上：“物理学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后辈要做的只是零碎的修补工作，把实验数据搞得更精密些。”1903年，另一位权威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更加踌躇满志：“所有比较重要的基本定律和物理科学的事实，都已经被发现，它们已经很稳固地存在，甚至连因为有新的发现而要对它们进行补充的这种可能性，都极其微小。”当时，迈克尔逊正在为“绝对时空观”寻找经验证据——所谓“以太”，希望一劳永逸地夯实物理学的地基。

然而，谁也没想到，寻找“以太”的努力不仅未能为经典物理学夯实地基，反而撼动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根基，这就是后来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物理学家洛伦兹一声叹息：“在今天，人们提出了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这就无所谓真理的标准了。我真后悔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死去。”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正是对这一颠覆的正面回应，差不多把整个经典物理学掀翻在地。

当前的经济学是否也存在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风险呢？早在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骄傲地对美国经济协会宣称：“经济学家们已经解决了如何阻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言犹在耳，国际金融危机把卢卡斯豪言壮语摔得粉碎。这是宏观上的，从人性基础上讲，经济学的裂口更是赫然在目。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被人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但其后便遭遇“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难题。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提出了“经济学第二定律”，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糟。”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正是该一定律的直观体现。这两个经济学基本定律实在是针锋相对。

斯密在为经济学奠定人性基石时，矛盾就已经显现。他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是自利的，但在称得上作为《国富论》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却强调人是同情的。那究竟人是自利的人，还是同情的人？斯密认为自利和同情一样是人本性的重要成分，没有在逻辑上实现统一，于是就成了历史公案，所谓“斯密问题”。

无论斯密问题，还是经济学第一定律与第二定律的针尖对麦芒，从基础上讲，既不符合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也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形式逻辑，乃严肃科学所不许。也可能构成经济学长久以来叫嚣“帝国主义”却仍然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