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管理创新二三点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十二五”规划里一个重要方面，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近日，《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的编辑就此问题采访了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原上海市社科院院长尹继佐教授。尹教授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从社会价值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同时他还提到，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很大的系统，现在的青年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应该具有“问题意识”，从社会问题出发来研究和思考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以下简称《理论专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工作，您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是什么？

尹继佐教授（以下简称尹教授）：在我看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管理体制去管人民、管社会。社会管理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管理活动，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管理任务日益艰巨和繁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协调好社会关系，规范好社会行为，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推进我国快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国家。当前，我国正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这不是细枝末节的局部变动，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它深刻地涉及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触及到我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伦理道德体系，这可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建造这个工程的过程中，必须构筑一个与之相应的精神环境，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社会心理环境，要在全社会提倡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作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因此，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应该首先是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判定善恶美丑标准的思想基础，是人们选择兴趣、利益、理想的指导思想，是决定人们需要和利益的观念形态。我们之所以说价值观很重要，其主要意义在于，与之密切相联的价值目标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它将发挥社会意识的功能，引导社会舆论，调节社会心理，从而为维护和巩固某种社会制度的目的服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了，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哪些该变化？哪些该坚持？哪些该调整？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既强化金钱在现代化技术内核中的功能，又有效地遏制拜金主义的发展等都应该受到重新的评估和构建。但是，直到今天来看，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很大。我们并没能很好地对其加以研究和评估，只是将这些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泛泛归咎于市场经济，这非常不利于价值观的正确建立，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其次，在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中，我们媒体的价值观引导也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现在的娱乐节目，“选秀”、“恶搞”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审美旨趣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娱乐不是坏事，但是泛娱乐化就会造成人的精神肤浅化、庸俗化。还有现在有些娱乐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停地炒作，还滋生了一群所谓的专业炒作高手，让人“一夜成名不是梦”的造星神话，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劳动致富。还有一些教育类的新闻，其焦点都在报道如何让孩子能上好幼儿园、上好中学，怎样出国留学。这变相地在告诉我们，孩子如果想上好学校，不单是孩子之间的竞争，更是家长财力、社会关系、背景的竞争，这就使得社会教育理念逐渐从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替换成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漠视了教育本身应该是提升人文素质的根本，而让人们对现代的教育进入了急功近利的歧途。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社会价值观的重新评估和架构就应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关键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成败。

《理论专刊》：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财富增加了，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大部人还没有富起来，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显著，共同富裕并没有实现。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解读这个“共同富裕”呢？

尹教授：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一个重要定律―― “二八定律”，他从大量的调查中发现，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即：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因此，我们理解“共同富裕”就不能按照字面去认为是绝对的平等，那就成了平均主义了。“共同富裕”应该是“橄榄型”的，极富和极穷“两极”很小，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并成为社会主体，这样的结构虽非“最优”，但却是“次优”的社会结构模型。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

改革开放，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走在了前面，大部分人在后面。虽然这中间有个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两极的力朝同一个方向发展的话，这种差异就不会拉大，就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逐渐缩小，但这必须要有一个过程。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年两会上总理在工作报告中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粮食产量57121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我们要清楚的是，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共同富裕是我们现在的目标，而不是现阶段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马上能达到的目标。当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政府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对市场运行加以监督，确保竞争的公平与规范。其次，还应积极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防止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处理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注重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向低收入者倾斜，同时要强调第三次分配，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良性互动和衔接的新机制。同时，政府应把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到“促成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目标上来，在稳定现有中等收入者队伍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措施，使低收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能提高收入，向中等收入群体靠拢。要把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分配作为按要素分配的主要突破口，对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分配应有别于普通的按劳分配；努力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将其作为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切实把强化收入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举措。还有，政府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同时还要加强和完善教育体系，以此推动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现在都关注中央关于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另外，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有一点失策的是，许愿太多，这样会导致现实与许愿的差距，造成民众心理失望，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恐慌甚至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