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揭示的当代中国县域生存

无论灾后怎样重建一个县城，都不及从根本上改变县域环境的政治经济发展困境来得重要。

汶川大地震后，国人在抑制不住悲情的同时，目光也自然地触及那些受灾县区的自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层层面面。而令人叹息的是，如果不是因为灾害，中国当代县级区域、尤其是那些不发达县域的真实生存状态，也许一直都会湮没在城乡之间，难以进入公众视点。

因为经济上弱势?

权利是政治之基石。当权利在开始设计时就被划分了三六九等，人们会问向政治。波川大地震暴露出的中国防震抗震系统中的问题，正几近无情地为经济不发达县域的政治弱势地位作下注脚。

一方面，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的建筑物纷纷倒塌，并不都是由于工程质量问题。中国防震抗震系统中对建筑物的抗震设计漏洞，同样是一个原因。

在中国国家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建筑物抗震设防等级以烈度划分、阿坝、成都和北京的抗震设防烈度分别被规定为6度、7度和8度。根据阿坝的地理位置和明显多震的历史，阿坝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会比成都和北京小，显然只会比它们大。但抗震设计规范对不同抗震烈度的反向设计，能够对之作解释的，就是在抗震等级划分中。不同地方的经济状况或城市综合重要性充当了更大的考虑因素。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尽可能减少灾难造成的损失，这种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地震发生的可能性仅仅被当成次要因素，很难说撤到了“以人为本”。

北京8度抗震的设防能力，基本可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但其他许多地区的设防级别相对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却是大大偏低的。公共政策在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受威胁的问题上，平等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另一方面，对此次大地震之前长、中，短期种种预测信息和报告的漠视，进一步显示了在现有的防震抗震体系中，不发达县级区域的权利处于一种普遍的被忽视境地。

事实上中国科学力量的地震预报水平在国际上本处于领先地位。在为民众熟知的海城地震预报之外，中国地震科学预报和群防力量更创造了河北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无人因地震灾害而伤亡的奇迹。在上世纪90年代，唐山大地震时担任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的汪诚民，还曾应邀到联合国推广中国唐山大地震的青龙经验。

此外。1995年7月12日的云南孟连大地震，云南地震局由于提前3天作出了短临预报，因此避免了重大损失，受到国家地震局的通令嘉奖。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地震都能被预测，但是对于这次汶川大地震，震前的长期、中期和短期预测都预报了地震的来临。

根据地震专家翁文波院士引人的可公度性预测方法，2006年龙小霞等在《灾害学》发表专业论文，预测了在2008年左有，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级的强烈地震。翁文波院士曾利用可公度信息系对1976年唐山地震、1982年华北干旱、1991年长江流域洪水、1992年美国加州地震等自然灾害作过准确预测。

2007年，《构造学》发表了有四川省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周荣军参加的对北川地区活动断层国际研究报告，报告作出的结论是“相互撞击的板块运动力在北川地区正在增长，接近于爆发地震能量”。

而根据中长期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指标准确预测了海城和唐山大地震的地震专家耿庆国，在2006年、2007年多次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了对川、甘、青交界特旱区的短期地震预测，其中数次预测明确提出将发生7级多强震的重点地区为四川阿坝、壤塘。记者看到的一份耿庆国上报的地震预测卡复印件上，国家地震局的孙士宏为该卡片的签收人。耿庆国现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同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在2006、2007、2008年3年连续每年都向国家地震局递交了对四川西部甘孜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报告。在2008年4月30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专件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了对2008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意见认为在2008年1月9日改则发生了6.9级地震、3月21日新疆于田发生了7.3级强震后，未来一年内即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仍应注意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

更重要的是，在震前的3月和4月，甘肃陇南文县地震研究所上报了两个与之前的长期与短期预测有重要衔接意义的临震预测(见附1)甘肃两个短临预报时间上以及其中一个在地点上与中期预报――四川壤塘一带――直接吻合，那么这两个短临预测对于判断汶川大地震即将来临具有重大意义。壤塘即在汶川地区，如果根据短临预测在壤塘及周边进行震前的各种强化监测，完全有可能再次实现唐山地震时的临震预报和青龙无地震伤亡之历史。

可是长中短期互相重叠的太量预测信息，都没能提高国家地震局对阿坝、壤塘面临的地震灾害的敏感度。这里折射的是在目前中国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壤塘、阿坝或者与之类似的不发达县区的政治重要性的过度萎缩。如果一直以来收到的地震预测信息指向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地震局是否会迅速转变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北京或上海广撒两点，密集进行临震监测预报呢?人们不得而知。

突围之路

传统县域地区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见衰范既与国家区域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差别待遇有关，也与受政治权力组织方式影响的县域政府职能失教有关。

在中西部的大片国土面积上仍是城多之间过度带的县域地区，经济改革的多年间，都不曾是政策面对的重点。大小都市中大举扩张的城建和推动文明的文教设施，让当代中国城市把县级区域远近甩在了后面。而在东部、南部已形成县域规模产业的地区，也纷纷跳离县域、进入县级市的行列。

经过了早先的老国有企业倒闭，在一个又一个县城，除了挤进公务、事业岗位，几乎很少有看起来不错的工作。就这样，一个县的财政，供养公务人员、行政费用开支就成了最大头。这样的县城又是十足的熟人关系社会，社会上并没有独立的市民或者公共力量与县域里的行政机构均衡势力。于是在众多的县域都可以看到，政府所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十分有限，乏有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而在多数人都不富裕的情况下，娱乐机构却十分完备，街道上不乏豪华的汽车奔来驰去。近年来频繁被曝光的“最牛办公楼”，很多就产于这类县级地愿。并且，在举国投资热、城建热的鼓动下。许多不发达县域地区也走上了追随畸形城市化的道路。新规划的城区里种种建筑以非常快的速度建设起来，但老城区的垃圾却常常无人清理。对于这样的发展，日常状态下人们已习以为常。

县域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促使中央政府对此一级财政实行限制政策，目前县级政府没有自己管辖的公共财政收支制度，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县域政府机构的问题，并不仅存在于县级一个层面，不能忠于职守、职能失效的现象，城市。发达县级市和传统的县城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权力组织方式的缺陷，在各级行政区域中属于同质性问题。而由于县域的经济和财政规模小，政府机构职能失效的种种问题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尤其是类似于本次地震一样的巨灾的突然发生，令其脆弱与不堪一览无遗，无处遮羞。

如果说城市中各类企业机构发展的同时也在孕育的公民社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权力组织方式的缺陷对社会有序发展造成的阻碍，可能为延迟的改革提供时间与空间，但在中国广大的县域地区，尽管东南部若干淘汰的产业正在向内地转移，即中西部县域地区的企业数量会有所增加，但从熟人社会转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仍然漫长。或者说，这一过程的快慢未定，因为内地到底将承载多少这样的企业还是未知之数。那么在县域地区，除了公务机关，社会还能有的基本就是分散的居民，其自我衍生良性社会机制、为经济政治发展铺路的机会将微乎其微。

诚实面对可能是痛苦的，但中国县域地区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并且同时在国家内获得政治权利的对等待遇，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关键。与之相比，无论灾后怎样重建进了一个县城城，都不及从根本上县城环境的政治经济发展困境来得重要。

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乡村政治治理的改革虽然效果有限，但已推进多时。镇一级的政治改革在中断多年后，已经重新抬起，中国广大县城，可能只有在等到它这一层次的自治机会、可以自己慎待自己之后，才能和这个国家的其它制度层级获得应得的同样的权利。至少如果面临又一场地动山摇之时，公民自治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利益为先，要求所有的专业机构和人员主动对其公开一切相关信息，包括在科学上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