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原则拾掇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中国古代杰出人物用人的一条基本原则。绝大多数古代杰出人物，都启用过“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的自己极信任的人才。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的诸葛亮在用人上就极讲究这点，如对费袆的启用。费袆本是官卑职小，但诸葛亮在多次的实际工作中发现了他的才干，于是大胆重用他，并放手让他处理事务。在南征归来时，在众多的迎候臣僚中，诸葛亮独选了费袆和自己同车，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还频频派他出入东吴，搞好外交；北征时，又常常留他在自己身边，襄助军事。处处给费袆以锻炼的机会，使其才干日显。直至临终时还推荐费袆为继承人。正是由于诸葛亮的提掖和信任，费袆始终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为蜀汉政权的巩固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相反，杨仪的才干并不低于费袆，但诸葛亮认为此人德行低劣，不放心他，一直让他在身旁参谋军事，不委以重任。诸葛亮死后，杨仪果然倾心权位，稍不遂意，即思反叛。可见，诸葛亮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上确有见地。

用人之长，避人之短。这也是中国古代杰出人物用人的又一重要原则。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曾说：“明君之举下也，尽知其补长，短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国君，必须能量才用人，做到扬长避短，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由布衣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为了巩固根基，成就帝业，十分注意广揽贤才，因才适用。他对部下的才能，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注意考察，了如指掌，并适当安排使用。如武将徐达娴于韬略，便授以元戎，将兵京外；常迂春骁勇善战，便用作先锋。对于儒士，如刘基、宋濂、叶琛、韦溢，根据各自的特长，或命之参赞戎机，或任之治理地方。又如管仲用人也十分注意使人得其事，事得其人。在配备齐国国家机关职能部门的行政主官的问题上，管仲通过考察认为，隰朋在管理内务方面举止知礼，言辞有度；宁戚在管理农业方面，能发展生产、开拓土地；王子城义在军事方面善鼓舞士气，指挥有术；宾胥元在司法方面公正无私，判案中平；东郭牙在监督方面，赤胆忠心，视死如归，各表现出特殊才干，因此管仲建议齐恒公分别任命他们为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大谏等官职。正是由于管仲善用人才，使齐国国威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知人善任，广纳贤才。这也是我国古代杰出人物用人的主要原则。清代龚自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就是希望执政者能知人善任，广纳贤才。我国自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迄明清的科举制，都是为得到各方面的大量人才。这些识人用人的办法，都发挥了应有的时代功能，值得我们借鉴。可以说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广泛发现使用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就在于他能知人善任，重用“三杰”。刘邦在总结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由此可见，“知人善任，广纳人才”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