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工资协商制度纪实

在这个浙东南的小镇上，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们，他们更愿意以己之力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上访、罢工……长屿的行业工资谈判，促成了劳资双方“公开表达”的可能，虽只是开始，但已向我们展示出一条未来的路径。

2007年11月26日温总理作出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又将成为全国复制和学习的对象……

杭州向东，298公里。

到温岭，天已漆黑，高速旋转的车轮擦着路面发出低沉的沙沙声，道旁的高楼早已模糊不清，惟有各种制鞋、制衣、五金配件的广告牌闪烁于黑寂中。

入新河镇，沿公路两旁密布着三至四层的小楼，其间掩藏着各种制鞋厂、玻璃厂，长屿113家年产值共超过10个亿的羊毛衫厂，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灰色小楼中。

王新法的烦恼

公路边的一幢三层灰色小楼，是早年王新法走四川闯贵州攒下的第一桶金。

90年代毫无特色的建筑，如今看来更显笨拙。

从1992年，王新法开始做羊毛衫起，他就一直在这个小楼里生产生活。16年过去了，这个50出头的中年男人，早已在市区买了大房子，并且成为温岭市羊毛衫协会的会长。

长屿是新河镇的一个服务区，每年的3、4月份，工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长屿，到8月，这里已聚集了上万名工人。喧闹的旺季开始了，密集的机杼声从8月响彻12月，而后，工人们又四散回家，而未来再聚的却寥寥无几。

汪云，三年前从四川来到长屿，在王新法的工厂里做包装工，后来就嫁给了当地人，留在了这里。旺季时，汪云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但很多时候会加班――从18点到21点。每月平均收入1500元，有时两千多，比她在广州打工的同乡高出许多。

但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能按时拿到工资，有些工人在一家厂子做了两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他们先跟老板讲理，甚至拍桌子，然后到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反映情况，最后就是上访、罢工……

工人们罢工的原因相当简单――某个花形(款式)羊毛衫的计件工价比去年降低了1元，工人拒绝接受。直到厂方承诺整体工价在去年基础上上调，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此后，就如同上了发条的闹钟，工人们每年都会在旺季集中暴发一次，甚至有几次大规模的劳资冲突。

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有8个企业168人就拖欠工资问题上访，其中一个企业有40人包车上访。

王新法回忆，早在1999年，行业内的几个老板就开始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整个行业的老板都为此焦头烂额始于2001年。

在此之前，由于工人大部分是本地人，冲突并不明显。随着有在温州、广州等地打工经验的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纠纷开始增多，上访、罢工开始出现。随着行业的发展，矛盾在随后几年变得愈发尖锐。

多年来，工人罢工不断，跳槽不断，这让王新法很头疼。

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间的竞争。羊毛衫的季节性极强，企业基本都在8、9月开始大批量生产和销售，而长屿的工厂始终缺少熟练工人，“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短缺迫使企业以高工资招揽工人。但由于工人跳槽频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企业主又以各种方式阻挠工人离开，而拖欠工资，或扣下保证金就成为企业常用的手段。

如此循环往复，厂方生产、定单受到影响，工人损失收入甚至丢掉工作，而政府既为频繁的上访头疼不已，也担忧本地经济受到影响。

虽同在浙江，长屿却与桐乡大规模的羊毛衫企业不同，它的113家羊毛衫厂中，上规模的仅有12家，其余全是家庭作坊。这样的格局下，尽管确实有个别中小老板苛待工人，但“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其实首先是老板和老板之间的矛盾”。于是，王新法开始召集老板自律自救――统一工价。

1999年底，一份由几个企业主自己商议的行业内部统一工价表悄然出台。

然而，随后两年，在老板与工人的反复角力中，这份由几个老板内部商议形成的工价表，并没有奏效，统一工价也没有真正形成。

但，这为日后真正统一工价，做了一次很好的预演。

被逼改革

问题在三年后才又有了新的眉目。

由于长屿的羊毛衫行业实行了全国首创的“工资协调制度”，行业的工会主席陈福清成了明星。

“前几天我才去台州做了交流，昨天电视台也来做了节目，周日到周一，我要做为代表参加浙江省总工会的大会。”如今的陈福清非常忙碌，汇报工作、基层调查、主持协商，还要接受新闻媒体五年来一波又一波的采访。

2003年，借鉴“民主恳谈会”的传统，由政府部门、工会出面，召集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工价。有着27年工会工作经历的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负责行业工价调查工作。

2003年初，陈福清开始“摸底”。

回忆起那段日子，陈福清一阵心酸，他总结了三个“难”：“脸难看，人难见，话难说。”“听说是工会来调查工资的，不让我进门，说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见到老板了，我问，你们的工价怎样？人家老板根本不搭理我。”

这样的尴尬持续了近半个月，陈福清将工作情况向新河镇镇政府汇报。在镇政府的组织下，长屿羊毛衫行业的主要企业负责人被召集到镇政府开会。“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个事情还是办不成的。”

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主的态度大为改观，对陈福清的调查也配合了许多。

“羊毛衫行业中5大工种59道工序，每个企业的工价都不一样，比如说加工一个片，有的8.5元，有的9.5元，工价视企业效益而定，很不稳定。我们列了一个表，各个工种、工序一一排开，下车间，找工人，你希望是多少工价，9元？9.5元？”一个月的时间，陈福清收集了一千多个工人的意见，并形成了一个意向价格。

虽然经常一个人加班到凌晨，但50多岁的陈福清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被肯定。

随着工会与企业主达成一致，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在新河镇召开，13位职工代表和8位企业老板，开始坐下来，面对面谈怎样确定各个工序统一的、合理的工价。

“三上三下”后，7月底劳资双方意见基本达成一致。

2003年8月8日下午，陈福清与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工价)集体协商协议书》上签字。

陈福清代表一万多名工人，王新法代表113家企业。

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价外，协议还规定员工8小时劳动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800元，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可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按月发放工资的条款在职工强烈要求下加上，签约仪式却几乎因此流产，“几个老板坚决不同意，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工作才同意签字。”

2003年8月9日，就在“工资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除镇工会副主席陈福清兼任主席外，其余八位委员，都由十几家较大规模企业的一线工人选出。

温总理的批示

长屿的工资协调已经悄然进行了5年，随着《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关系的广泛关注，陈福清一夜之间，再次成为了明星。

2007年11月26日，这对58岁的陈福清来说，是个倍感荣耀的日子。

虽然只看到温总理批示文件的打印稿，陈福清仍激动不已。他一字不落地背诵着总理的批示，高兴地对记者比划：“如果能找到原文件或者原文的复印件也好，把它用镜框裱起来，挂在墙上，那多有意义啊。”

由于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11月16日，温岭市政府办公室向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上报了《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主要做法》的信息，经过层层上报，引起了温总理的重视。

2007年11月26日，温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此后，2008年3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温岭市召开现场会，推广工资集体协商经验。计划用3年时间使全省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70%以上，国有集体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100%。

而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请全国人大从制度上确立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引入三方协商机制。同时，正在起草中的《工资条例》也将用法律形式，明确工资增长要实行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

也许，2003年浙江长屿那次民间自发的工资协商机制的形成，与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将土地“包产到户”，有着相似的意义。或许，温岭的做法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制和学习。 （摘自：《商界》2008年第6期）

点评：虽然我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很多行业和企业并非得到实施。其背景是：大部分工人文化素质偏低，企业、行业工会力量薄弱，尚缺乏与资方平等博弈的能力，工人参与讨价还价亦有后顾之忧。

让工人在集体协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资方不能不敬畏和善待的声音。只有职工真正地参与，敢说话，说了无后顾之忧，说了能算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协商，平等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