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苏州那个姓童的

“我是在一间泥墙茅屋里长大的。那样的房子非洲到处都有，那里有芦苇和野草，有适宜造墙的泥巴和柱杆，有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风格……”2007年，年届88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如是说。

而比2007年更早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许更早，已经大红大紫的中国年轻作家苏童，在一篇著名的随笔《过去随谈》里如是道来：“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

对多丽丝•莱辛而言，重要的是，虽然是茅屋，却堆满了书。一大包一大包从英国邮来的牛皮纸包裹里的书，是她青春的欢乐。

对苏童而言，他的童年则因为得了一场重病而与众不同，他休学在苏州城北老街的家中，基本上躺在藤条躺椅上胡思乱想。

那个时候什么娱乐设备都没有，他只能远远听着舅舅家的广播喇叭传过来的一点微弱的声音。有时候实在无聊，就找东西看，把家里所有能看的都看了，最后就找字看，他家的老房子在苏州河边，有点阴潮，家里的墙上糊着一张报纸，因为报纸贴在墙根上，报纸是倒过来切，所以他就倒过来去找那些字。

滞重冗长的病榻时光里，不知一部《艳阳天》从哪而来出现在他的家中，这是他所能读到的第一部小说，大抵也因此萌生了对文学的兴趣。

之后，喜欢文学的二姐常常借了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看，借期往往很短，二姐看完才轮到苏童，有时候他必须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也许能看个大概意思，也许不求甚解，但是因为这些书，让他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恶习，并且因为这些书，让他能够文静、安静地坐在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也许是对文学的幻想。

童年

1963年。小年夜的夜里。一位美丽的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但仓促间把腹中的胎儿生在了一只木盆里。是个俊俏的男婴，他长大后给自己起了个宏大的笔名――苏童，意谓苏州那个姓童的。

童年的阳光洒在苏童身上。5岁的男孩手里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听课，9岁的男孩背着书包滚着铁箍在苏州城北的百年老街上走过。然而，9岁那年的春天，男孩在老棕榈树下的小学里跳远时晕倒在沙坑里。

他病了，不可以多剧烈运动。那时，苏州的梅雨滴滴嗒嗒个不停，他的小便也像梅雨一样解个不停。身子里出了毛病的肾脏，身子底下咯吱咯吱响着的藤条躺椅，都让他的心情一天坏过一天。煤炉上飘着苦腥昧的药锅，以及伙伴们活蹦乱跳的身影，更让他内心酸楚和自卑自怜。

许多年后，当苏童重温红色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时，看到电影中9岁的潘冬子为了让被困的红军战士吃上食盐，冰雪聪明地把盐化成水倒在自己的新棉袄上，再将浸透食盐水的棉袄裹在身上，带进山中，记忆中便有病中的自己有几次拿了只筷子在盐罐周围徘徊犹豫、却不敢沾盐的惨痛。

人们说孩子是不会孤独的，但恰恰苏童因为生了病，这个病不能顽皮不能狂野，不能上街跟别的孩子去玩，甚至上学都不让上学，只好呆在家里。于是，在人们的眼里，苏童成了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的孩子。

半年没沾一粒盐，让年幼的苏童过早地懂得了忍耐和坚持的意义。

之后，当病愈的男孩回到校园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操场上跳绳，不知疲倦地跳，变换着各种花样跳，直到周围站了许多同学，他达到了他的目的才收起了绳子，一方面他想告诉同学们他的病已经好了，另一方面他也想表现自己虽然瘦弱但是坚强。

如果说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精神和文字的强烈运动，那么，9岁缠绵于病榻的经历，对于苏童而言，便是大规模写作前的积养，分散到日后的创作中。

――当天真好动的孩子涌上学校围墙下木质已近腐朽的滑梯和木马，苏童只是站着观望的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中的一个。

――当身体上刺青狰狞的少年背着砍人的大刀，一身戾气地在城北石灰场卖狠打群架时，苏童只是远远地看着，远远地闻着斗殴的血腥味。

准确地说，这种观望就是他的少年视角。有时，他看附近化工厂的一个单身汉每天嚼着大饼油条上班，看邻家的小青工学西班牙语，看街上妇女的琐碎活法；有时，他又突发奇想去铁路上玩，心血来潮跑到坟场看行刑处决；或者和伙伴们一窝蜂地去看某某郊区的大队放电影――在夏天的月色之下、蛙鸣声中，经过郊区长长的、黑黑的路，去某个村子里寻找那块放映电影的白幕。

他是在接触自然、接触人群――那些人群经常都是不期而遇的，他从小就靠自己的天性在跟人与自然打交道。

许多年后，苏童认为，他在街上看见的人和事，一切的记忆和感受都是那么真实，那是最文学的。许多年后，透过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的有关他自己的真实的影子，他记录下了，有关青春和梦想，有关迷惘和寻找，有关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许多年后，苏童表示，自己的过去就是由一连串的写作事件构成的：表示十八岁以前的东西够一个人写一辈子，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

2008年春天。囊括了苏童20余年创作的120个经典短篇的五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他亲自编选了“苏童短篇小说编年”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结集为《桑园留念》（1984―1989）、《狂奔》（1990―1994）、《十八相送》（1994―1996）、《白沙》（1997―1999）、《垂杨柳》（2000―2006）。

青年

上个世纪80年代，苏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准确地说，苏童于1980年9月2日第一次出门远行。坐在北去的列车上，他瞪大眼睛望着窗外原野，望着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四省在24小时内一一掠过，觉得生活从此变得丰富而美妙了。

在接受真正的学院式教育的时期，与别的同学相比，苏童的行踪颇为自由烂漫，他经常背一个书包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听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去北大，去美术馆，种种文化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迫切的、想要参加的。那个时期，他一直不问断、持续地读书，读很多的小说，是他这一生读书读得最多，也是吸收了这一生最初、也是最疯狂的养分的时期。

2006年秋暮。参加“北师大校友作家返校”活动的苏童在专场演讲时，毫无保留地与同学们交流了自己的大学时代的体悟和创作历程。他认为：“大学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无论他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关键的是一种人格塑造、思想发育、终生兴趣的培养。四年的大学教育是大家的必由之路，走进一个学堂就不要有任何怀疑之心，而且最终要怀着一种感念的心情，来武装你对学校的整个的、所有的记忆。”

也就是在黄金般的大学时期，听的欲望和阅读的欲望之后，苏童便有了说的欲望。

恰巧那时，班上40多个学生，人人都写作，苏童也很正常自然开始了写作这个路。换句话说，他只是因为写作很自然就要写作，因为爱写作所以很自然走上写作的道路。

起初他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诗，必须去释放说的欲望才觉得充实。许多年后，朋友聚会时，余华想整他，就朗诵苏童那个时期的诗歌，这是后话。

话说当年有一天，苏童偶然看到墙报上刊登有同学的一首诗，只有两行，题目叫《无题》，“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下”。苏童猛然觉得这句话里有名堂，在他看来，这是同学在那个年龄在无病时期，无意和偶然之间进行的哲学思考的一次最好的作业，通过诗歌来完成，他考虑到生和死的问题，考虑到生命的问题，而且用这么一个所谓的产房和天平间的天花板之割断的这么一个关系，苏童一下觉得他那个写作才华不如自己的同学写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他为此感到震惊，自愧弗如，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于是转向小说写作。

虽然在大学三年级时，《星星》诗刊和《飞天》都发表了苏童的诗作，《青春》和《百花园》也发表了苏童的小说，其中，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但让苏童引以为傲的却是他在体育上获得的成就。这个曾经病病歪歪的男孩连获中文系三届跳远亚军。泡在篮球场的时间也比较多，那个时候人家说北师大有一个孩子挺傻的，球打得不咋样，但是风雨无阻，天天下午四五点钟总能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那个男孩就是苏童。

篮球恢复了一个病弱孩子的自尊和荣誉。同样的道理，稿件在许多次退稿之后被采用了，恢复了一个初学写作者的自尊和荣誉，并成全了他的模糊的文学梦想。

就像在体育场上锻打自己，能够实现自己从瘦弱到硕壮的野心一样，苏童以为，刚开始写作时也同样要有一点野心，要对自己提出较高的写作标准，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展望――所有的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最后都能变成铅字。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系当辅导员。随后，他到了《钟山》编辑部当编辑。有一次他在外地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登了他一个短篇，立刻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无数个夜晚，他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他的小说。

当第一本书《1934年的逃亡》出版时，苏童天天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临睡觉之前看一眼，很满足地睡觉。他觉得自己成功了，他的野心他的欲望他走文学路的梦想的每个支点，都已经得到满足了。文学给予他的已经超过他的想象，已经很多了。直至《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他就走得更顺利了。

积养

走在文学的路上，从尝试过诗歌创作到小说创作，苏童在创作的漫长、艰辛和不懈地努力与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苏童让自己的热情穿过浮躁的现实生活而指向过去，他认为这是一种写作或思考的习惯。作家孤独而自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他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

苏童曾说：“生活对于张爱玲是一件磨破了领口的旗袍，记录这磨破的领口成为了张爱玲的天职”，那么，“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于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却只能是我们的惟一的选择。”由此，他认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不是一加一的关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人们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城市人有城市人的题材，乡村人有乡村人的题材，生活永远是生动的。曾有很多年，苏童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平民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他重要的阶段是住在南京一个非常差的一个居民小区里面，居民小区里面住着许多拆迁户、下岗工人，小商小贩，曾经有极个别的上层人物，但是没有一个人住过一年，都匆匆地搬走了。

正因为他住在小区里面，所以他可以真正贴近整个阶层，他认为这是目前的城市精神，目前能够代表城市平民精神的族群，有些大学教授经常喜欢说，要对底层人文关怀，苏童则是贴身关怀。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以底层为描述对象，他们是他的记忆，就像一个橘子，他要把它掰开来，酸的、甜的……有很多味道，他是要尽可能写出这只橘子所有的味道。

人们常说，京剧表演程式当中有一个所谓“指东划西”，就是演员经常指东面却一定是从西面开始划，小说有时候也是这样，苏童觉得写作时空间余地很重要，有时候作用力有可能是相反的，但合在一起是一个正道，一如苏童在全球25个国家同步出版的长篇小说《碧奴》，一部改自“孟姜女”这个古老神话的写法，有时候它的荒诞，甚至一些滑稽的东西，跟碧奴的这条线，也是亦庄亦邪的过程。

王安忆说，苏童有积养，她曾这样由衷地赞美：“一般我喜欢的作家，人格都很有光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意境比较美好的人。”

2008年年初，日本出版了苏童小说《蛇为什么会飞》翻译本以后，又由著名出版社角川书店出版了《碧奴》翻译本，恰是樱花盛开的时节，迎来了他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其实，苏童的作品早已像樱花般缤纷了我们的眼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