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民国遗事》三人谈

历史资源的审美重构

周思明

以小说家的目光打量民国遗事，以书卷气的虚构语言书写近代史实，以怀旧的口吻诉说那些袅袅不散的过眼烟云，我以为这是南翔中短篇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的突出审美特征。虽然书中所记所叙均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与事，但于今看来仍然生发出了一种新鲜别致的审美感受。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从作家的独特叙事机巧寻找原因。其实，文学的魔力和魅力无他，就在于它可以在对人们原本熟视无睹的生活资源的翻新再造中，完成其“凤凰涅”式的神圣仪式，进而使之产生思想价值和审美升华。

《前尘》系列小说始创于十多年前，它囊括了作家八个中短篇小说（《方家三侍女》《红颜》《失落的蟠龙重宝》《亮丽两流星》《陷落》《偶然遭遇》《1937年12月的南京》《前尘》），是南翔出于“归纳”的理念而为之。这样的“归纳”是很有意思的，它有意无意中让这部小说集有了一种“结构”的力度。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有些东西散落着也许不会引人注目，而一旦它们“团结”起来，“集合”为一体，竟然会产生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冲击力，使我们对某一历史时空的烟云人事看得更为明晰。这是这部小说集给予我的突出印象。《前尘》的形式与内容挺匹配：封面设计充溢着书卷气，单篇配以不同的写意画作插图。而书中文字则保持着作家一以贯之的叙事个性，它们修辞考究，遣词潜心，书卷气十足。文学的关键词和精彩处其实用两个字便可表达：独特。用黑格尔的话说，就在于拥有一个“自满自足的世界”。如果人云亦云，追涨杀跌，怎么时髦怎么写，可能会讨好一时，聪明是聪明，但绝不能成“一家之言”。不能成为“一家之言”的作品，极易被读者的火眼金睛所识破。这样的作家，很可能是一枝美丽的昙花。我注意到，虽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同类题材，但《前尘》却有意避开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主流语境和书写路径，而将笔触转向“率见性情、俯仰自由、我行我素、癖好不遮、胸臆无碍”的人物。作家将此作为致思传意的切入点。民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中国文坛上再现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可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倘若再度书写，如不转换叙事视角，更新话语方式，重构形式框架，那么一不留神就嚼上了别人的剩馍，就很容易倒了读者胃口，犯下“审美疲劳”的毛病。在《前尘》中，南翔却如一名有经验有计谋的外科医生，他只是将手中的手术刀稍略偏移方向，“剑走偏锋”，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审度“民国”风云，“为带着气韵、率见性情、不畏流言、从容淡定的人，从不同角度立存照”，书中人物如舒云、吴彬彬、慧敏、苏子和们显然属于从容淡定一类；周佑安、刘二刀们则属于率见性情者；而带着气韵而不畏流言者当属齐名一、景浩、聂枫、朱风高、罗雨方……

南翔小说文本的审美风格是与他的学者身份相辅相成的。教授学者的知识底蕴给他的小说写作加固了逻辑思维的堤坝，使之免于零落乏力；而小说创作的活泛和生动反过来又丰富与激活了他的理论学术思维。南翔写小说注重微观和感性，但也时刻关照着宏观和理性。他的小说艺术形式是感性加理性的双重锻压，是回转与腾挪的和谐共振，是生活与文艺的互动相长，是现实与理想的融合无间。他对小说写作的技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与掌控，“好与坏都不要发出声来”（契诃夫）。在叙述故事时，既洋洋洒洒，收放自如，又舍得剪裁，惜墨如金。简洁不是技巧，却胜似技巧。这部《前尘》与他的其它小说一样，显示着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简洁。在这简洁的文本中，我窥见了历史的纵深，也发现了人性的丰厚。那诸多的人物形象身上所蕴涵的“全息性”审美价值，值得读者和评论界深入勘探。

让文学引领人生

汤奇云

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南翔，显然已经洞悉到当下小说创作还没有真正走出大叙事附庸的阴影，也还没有真正承担作为小叙事的功能，因此他尝试在《前尘――民国遗事》以虚拟的小说叙事，打捞大话语叙事者不屑一顾的，作为个体存在的芸芸众生们的意志世界，去掘出一条通往民族历史中原本幽暗而苍白的民间精神世界的隧道。

为了从尘封的遗事中诱导出一些值得听和值得回味的东西，南翔从他虚拟的世界中，截取侍女、教师、秘书、民间医生等处于社会夹层中的小人物，并从这些小人物中撮取其可信也可爱的人与事作为叙述对象，尽力呈现他们在艰难生存中所彰显的高贵气品与尊严。因为在南翔看来，对痛苦与屈辱的忍受固然是小人物们生存的主要内容，但选择何种苦难，却绝对是小人物们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之花。方家三侍女（《方家三侍女》）中，舒云聪颖不过丽珠，能干不过水秀，却在要么与少爷私奔，要么嫁给老爷做二房的两种选择中，愣是走出了第三条路――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肩头扁担的一头是她不多而整齐的衣物，一头捎回的是自己的尊严。吴彬彬（《红颜》），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不愿做一个富家大公子的二房，离家出走，宁愿远嫁一个瘸腿而容貌猥琐的米店老板。当她发现选择出现错误时，又决然离婚，甘做一贫破乡村学校校长的红颜知己，死而后已地协助他完成建立一所乡村中学的“大业”。尽管他们有着俗子们不可理喻的人生，但他们知道，人只有按照自我意志来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活出自己。

小人物快意人生是凄美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但他们依然像飞蛾扑火一般朝着那认定的价值目标，尽情释放着他们的生命能量，尽管这目标并不远大炫目。《亮丽两流星》中的一颗“流星”，是一位穷困潦倒而死的无名画家，叫景浩。景浩为了能给他的创作点燃激情的爱情，甘愿成为父母的逆子，甘愿忍受家庭生活的缭乱，甚至甘愿忍受同样执著并任性追求自我人生的妻子聂枫（另一颗“流星”）的“放浪”人生。聂枫也是一名未出名的演员，她则像一团迷人妖艳的火焰，矢志不移地追逐着她所认定的高雅而有趣的人生。当她的人生激情燃烧待尽时，又不无刚烈地撇下她与景浩惟一的孤儿，自缢身亡，随景浩而去。其实，在《前尘》中的其它篇什中，无论是《失落的蟠龙重宝》中的仗义疏财的乡村医生万鹤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流浪军人周佑安、反复还俗与出家的和尚枫梧；《1937年12月的南京》中的尼姑慧敏、已成为了“光杆司令”的守城将军张晖，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灰暗天幕里闪过光的流星。他们或为了兄弟情谊，或为了民族大义，尽情而义无反顾地燃烧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在生命的流逝中，小人物们也同样优雅而从容地活出了自己的性情人生。

《前尘》中所叙述的这些民国遗事，故事虽小，人物也微，但难掩南翔的那颗创作雄心。那便是，在认同小人物们所面临的现实生存逻辑的前提下，将当代小说创作从普遍流行的苦难叙事中拉出来，去展示并赏激他们在苦难突围中所呈现的生命尊严与风致；以真诚的小叙事实践，修正长期以来或明或暗的对民间个体生存的傲慢与偏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前尘》的创作是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为平民百姓寻找多元生存可能性与生存意义的文学。

历史之外的声音

曹清华

“民国”是一个“战乱、灾害、饥馑、天地人之变数频仍”的时代。眼看旧的世界摇晃着就要坍塌下去，新的风气迎面而来却远没有扎下根基，人们仓皇间经受着种种择取和动摇的考验与折磨，这里面有多少琐碎的人物和故事？而正是这些稍纵即逝不为人所注意的人和事里面，留存着人性的细致、坚强以至令人尊敬的方面。历史书忙于勾勒大事件的轮廓，讲述事件内外的种种因果。南翔的小说《前尘――民国遗事》表现出的则是另外的努力。

小说着重墨的是那些从时代的“漩涡”中挣脱，而又无声无息地被卷入，以至消失于无形的人物。《红颜》的女主人吴彬彬，《1937年12月的南京》里头的出家人慧敏，《亮丽两流星》中的景浩、聂枫等等大致都属于这一类。张爱玲评述她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人物，所谓“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为革命女性”，而“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等等，放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也是合适的。

吴彬彬是在“宁愿下嫁驼背瘸腿，亦不给人家做二房”的决断之下才离家出走的，然而容其安身的赣南的心海中学亦远非世外桃源。在这里她既没有干出与“时代”相连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个人也没有顺遂心愿的时候――心仪的男子既然已有一妻一妾，自己便只有“精神上结婚一次”，“肉体”下嫁米栈老板了事。生逢战乱的慧敏，原以为一心向佛便割断了人间错杂的情和事。不想战争之火不可阻挡地蔓延到了身边，前情旧事既在战争的安排下卷到了跟前；入侵者的惨无人道又同时间里在吞噬和摧残着身边的一切，这位皈依佛门的弱女子不同寻常的勇敢最终让自己也惨遭毒手。聂枫走出了家庭同样也走不出窘迫之生活的捉弄；景浩在艺术的世界里紧握着来自聂枫的灵感，然而聂枫在俗世里的躁动不安却令他无能为力。唯有《方家三侍女》以“舒云”的出走结尾，多少濡染了一些五四精神。然而在那样的大背景之下，舒云的命运之门依然充满悬疑。

《前尘》记录的便都是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轨迹。然而，人物之小却不失厚重，不失坚执，也不失令人尊敬的方面。《红颜》连缀故事的手段是茶道、诗句和对对，子佩与吴小姐的心灵通道便建筑于这一片诗心画意之上。在《前尘》里面，子和与玉珠之间的恋情同样是在诗文的唱和中得以连接。《陷落》的女主人公淑英的情感和肉体都寄托于一片虚空之上，而小说故事也行进在锣鼓喧天的旧戏里头――淑英既是戏迷，剑英则是戏中之戏里的角色，《西厢记》里的凄婉故事与看戏者的空虚和无奈相映生辉。《亮丽两流星》里聂枫与景浩的距离的拉近仰仗的更是关于绘画的讨论，艺术的相通架起了一座他们灵魂之间的津渡。

而且，这些浸润于诗情画意的人物，尽管埋头一己的人生于时代的大风圈之外，其处世的风度却令人敬佩。吴彬彬的心灵相守，舒云的不容侵犯，景浩的宽容大度，慧敏的大义凛然，张晖的军人风范都是小人物身上的光辉，亦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沉重的空谷足音。

正如作者所说，《前尘》里的文字表达是对一个时代特定人物与故事的敬意。这时代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历史人物的纵横捭阖，历史故事的风云变幻。然而在历史的暗处这时代的可爱和可敬同样在默默地生长。读《前尘》，我们能听到走在大历史之外的悠远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