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的调查报告

[摘要]通过对合肥市基层人民法院的调查，研究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判罚现状及其存在的原因。借鉴交通肇事逃逸的热点案例，搜集相关资料，对交通肇事逃逸后自首问题对缓刑适用的影响和经济赔偿问题对缓刑适用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与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缓刑；刑事和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5-007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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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概况

本文立足于合肥市法院的调研，根据调研有关数据，整理出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判罚现状及其成因，反映出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所整理的合肥市2012年- 2014年11月法院判决的交通肇事案件79宗（均为一人一宗），其中构成交通肇事罪并逃逸的案件12宗，其中致一人以上死亡并逃逸的9宗，致一人以上重伤并逃逸的3宗。

二、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判罚现状及原因

（一）近三年来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判罚现状

1.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的刑罚适用比率

根据调查数据可得，合肥市79宗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判处无罪的1宗，判处有期徒刑的8宗，适用缓刑的有75宗，缓刑适用率为88.6%；逃逸类案件12宗，占全部交通肇事案件的15%，其中适用缓刑的案件有10宗，判处有期徒刑的有2宗，缓刑适用率为83.3%；非逃逸类案件67宗，占全部交通肇事案件的85%，适用缓刑60宗，缓刑适用率为89.5%。不论是逃逸类案件还是非逃逸类案件的缓刑适用率都很高，超出全国一般水平。

2.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的自首比率

在统计的12宗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逃逸者具有自首情节的有7宗，适用缓刑的7宗，缓刑适用率为100%。无自首情节的有5宗，适用缓刑的3宗，缓刑适用率为60%。自首比率为58.3%。由上述统计可看到，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自首情节的存在比率高，而具有自首情节的逃逸者，全部被判处缓刑，毋庸置疑，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缓刑判罚中自首情节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的赔偿比率

根据调查数据可得，有赔偿被害人一方的逃逸案件共12宗，其中适用缓刑的案件10宗，缓刑适用率为83.3%。

（二）现状产生原因

1.缓刑适用比率高的原因

第一，司法改革的影响。目前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非监禁刑是鼓励适用的。非监禁刑的扩大适用是刑罚轻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安徽省中、高级法院也鼓励甚至要求基层法院大量适用缓刑。

第二，法院和当事人的原因。法院寄希望于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的方法定纷止争，这样就可以达到案结事了、社会稳定；肇事者寄希望于通过和解达到缓刑判决；被害人通常会为了赔偿选择谅解；最终法院会处于尴尬境界，为了达到息讼目的，缓刑宣判亦是不得已为之。

2.自首影响缓刑适用的原因

第一，自首是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交通肇事逃逸的量刑范围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而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有期徒刑三年既是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最低量刑标准，也是缓刑适用最高量刑标准，为二者之重合点。而自首作为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因此减轻处罚，缓刑的适用便有了可能性。

第二，自首表现了肇事者的悔罪态度和再犯可能性。作为一种从宽的刑罚制度，自首不仅有利于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激励犯罪人悔过自新，减少因犯罪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有利于迅速侦破刑事案件，及时惩治犯罪，提高刑法在惩治和预防犯罪中的作用。而肇事者的悔罪态度会影响着刑罚判决之轻重。肇事者的自首代表其犯罪后的态度，是考察犯罪人再犯可能性的因素之一。

3.经济赔偿影响缓刑适用的原因

第一，法院方面原因。公安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协调解决不了事故的，受害人随即到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判决后，事故的矛盾完全转移到人民法院，当事人把人民法院当做理赔机构，矛盾集中，但有的案件根本无法执结，执行压力加大。为了避免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没有获得适当和理想赔偿而继续上诉和上访，鼓励被告人以经济赔偿为获得宣告缓刑的条件，的确存在着“以钱买刑”的情况。

第二，被害人方面原因。当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侵害后，大多数被害人及其家属首先希望弥补其损失，被告人的刑罚及其轻重并非首要考虑因素，在民事赔偿不满意的情况下，被害人才会强烈要求被告人受到刑罚。在实践中，被害人在得到适当和理想的赔偿后向法庭出具书面材料请求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而被害人的意见通常会为审判机关所采纳。

第三，逃逸者方面原因。逃逸者会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这不仅仅是其真心悔过的表现，究其根本，是为了法庭在量刑时能予以从宽处罚。而逃逸者的悔罪态度和社会危害性，正是缓刑适用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赔偿的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可得有赔偿被害人一方的逃逸类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83.3%；逃逸类案件的自首比率为58.3%，在具有自首情节的7宗案件中，适用缓刑的7宗（7宗均有赔偿被害方），缓刑适用率为100%。合肥市对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缓刑的适用条件较为机械、单一，经济赔偿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从宽处罚幅度过大

根据调查，在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如果肇事者能给予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时、充分的民事赔偿，取得了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谅解，在量刑时作为一个从宽处罚的情节，往往判处较轻的刑罚。这样就造成了有钱就能减轻刑事处罚的现实状况，即人们通常说的“拿钱买自由”，刑法的威慑效力大打折扣。

（三）量刑不均衡

1.逃逸类案件和非逃逸类案件的执行刑不均衡

根据调研数据，在78宗判处有期徒刑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非逃逸类案件的实刑适用率要远低于逃逸类案件实刑适用率，逃逸类案件有12宗，适用实刑的8宗，实刑适用率为66.6%；非逃逸案件判处66宗，适用实刑的8宗，实刑适用率为12.1%。

2.逃逸犯罪案件自身量刑比较混乱

被告人郁某和袁某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肇事后逃逸，致一人死亡。郁某的案件中其负事故主要责任，袁某的案件中其负事故全部责任。二者的行为均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二者均有自首情节，也都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损失，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但是判处被告人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而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比较以上案例，现实中具有相似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的被告人的判罚轻重差别较大。法院的判决中存在着犯罪情节重的轻判，犯罪情节轻的重判的情况。

3.缓刑适用轻率、随意

被告人郁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肇事后逃逸，致一人死亡。郁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损失，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判处被告人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而被告人姚某驾醉酒驾驶，致三人死亡的后果，且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损失150万元赔，被害人近亲属对被告人予以谅解。被告人自愿认罪。判处被告人姚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根据调研可得逃逸情节本身对缓刑适用没有明显影响。其中，有自首，有经济赔偿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共77宗；逃逸类案件19宗，适用缓刑的17宗，缓刑适用率为89.5%；非逃逸类案件58宗，适用缓刑的50宗，缓刑适用率为86.2%。

（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调查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不难发现，这一理论并未落到实处。合肥市因今年发展迅速，外来工数量庞大，且收入不高。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犯了同样的罪，情节相似，前者被判处缓刑，后者则被判处实刑，这就是差别待遇。若是同为被害者，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伤残，死亡补助金也不同。这容易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产生对立情绪，人为地制造出群体差异性，影响社会安定。

四、规范合肥市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缓刑的适用

（一）犯罪人“人格”审查和量刑前调查制度

进行犯罪人“人格”审查和量刑前调查制度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司法改革的非监禁刑的推广。“人格”包括个性倾向和个性特征两个方面。在犯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人格”影响着犯罪人的行为方式，因此，对于犯罪人“人格”的研究，有利于侦查、审讯和教育改造。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中，对于逃逸者“人格”的研究极为重要，这不仅关乎着判罪量刑，更影响着再犯可能性和社会的安定。量刑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多运用与未成年人犯罪中，延伸到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中来，应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社会背景.犯罪前的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进行专门调查，评估其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之后提出专业的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并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而调查主体稳定、专业性及调查的相对独立性能够使司法行政机构的地位相对独立，能够确保调查的公正性。

（二）刑事和解的轻与重

刑事和解被广泛运用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的缓刑适用中，这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刑事和解的确有利于息讼，稳定社会，但是现实中也有“以钱买刑”的不正当现象，存在着大量刑罚适用不平等的情况。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达成刑事和解的，不一定要免除刑罚处罚，可以对加害人作出相对较为宽缓的处理，如从轻处罚。刑事和解应当严格把握其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同时应当在和解过程中强化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努力做到彻底化解矛盾和纠纷，案结事了。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自2013年始相继成立了13个交通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均设在辖区交警大队，实现了事故处理民警、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官、保险理赔人员集中办公。在和解工作中引入社会力量，有效弥补司法资源之不足。

（三）建立被害人救助机制，减少赔偿因素对缓刑适用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对受害人获得救助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发达地区执行起来问题不大，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执行难度就比较大。在法院审理和执行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经常看到残疾的申请人，由于赔偿落实困难，生活贫困，身心皆残，得不到有效救助。若伤亡的还有肇事者本人，肇事者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何谈赔偿受害者。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对经济困难的受害者的救助力度，扩宽救助基金的来源渠道，对经济确实困难的受害人，要及时给予司法救助，防止因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济而引起社会上不稳定因素产生。此外，还应依靠社会力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于高风险行业，还应设立运输行业风险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