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来源与体系评述

摘要：近20多年来,关于东方管理模式的研究悄然成风。对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归纳梳理：即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源(内嵌于传统文化)及相应的体系。

关键词：古代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34-02

1前言

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的古代记载中,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虽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散见在先人们对自然界、社会的看法,治国的哲学思想与方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各种实践之中；然而,这些“治国学”、“治生学”和“治身学”构成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及深邃的内涵和广泛地扩展性。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来源——内嵌于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异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彼得?德鲁克明确的提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德鲁克在分析第二次世界性管理热潮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日本的管理也没有西方化,而且没有一种欧洲的价值观念曾被管理热潮所。因此,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管理内嵌于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保持了独特的“治理”与“治国之道”,它们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思想、文化的遗传代代继承并传递,从而给如今的中国国家、企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水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周三多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宏观的、适应统治者管理需要的“治国学”；二是微观的、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基础上积累的管理经验“治生学”。除水提出的“东方管理文化”之外,官鸣提出“儒学主干论”,虞祖尧提出“基本范畴论”,孙景奎提出“谋道论”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炼出的关于中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同观点。

何似龙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定义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组织的社会组织需要、由宗法观念衍生而成、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治国之道’”。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渊源以及流派来分别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构建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张钢将近二十来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划分为东方管理文化论、儒学主干论、基本范畴论、指导原则论以及谋道论五大派别。

3.1东方管理文化论

以复旦大学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将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并系统形成了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和治身论或人为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渊源的五类思想体系,儒、释、道、法和兵通过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指导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治国论主要是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论主要是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治家论主要是家庭计划、教育、理财以及和睦相处等方面的理论,人为论则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另外,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创新性的提出了“人为为人”的观点,体现管理中“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

3.2儒学主干论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长。因此,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形式的中国古代管理模式和思想必然受到儒学的深远影响。而此影响的程度,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其中较为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儒学主干论”。官鸣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干,儒道交融”的观点。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导致自汉朝起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构架和模式。从这种架构和模式所抽离出的管理观点可概括为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经”是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原则,“权”本意指秤砣,可以左右移动,“经权观”是指在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反复权衡,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王思义,管遵华认为儒、道、墨构成了中国三位和谐管理观,其他法家、兵家等学说都是这三家的繁衍和变种。

3.3指导原则论

周三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括为“治国学”和“治生学”两类。“治国学”针对封建国家治理过程,指导封建国家在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正常活动；“治生学”则侧重于封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个体”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和积累的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虽然有宏微观分类,但由于每类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也就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3.4基本范畴论

虞祖尧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在其对《管子》一书治国理论的归纳中亦能够发现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概括。他将《管子》所描述的国家管理理论模型概括为“以天地之心,理国以法,治人以德”。

3.5“谋道”论

谋道者,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孙景奎认为“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凡事首先要“谋道”,得道者胜,失道者败,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应指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来自于前人实践之经验,也可以来自于常识、道德、制度等。

4结语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嵌于传统文化,缺乏清晰、独立的体系,古代乃至近现代学者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近代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亦阻碍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入应用和同国外管理思想的比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说。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挖掘、整合之重要性。这也促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何似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

［4］阮平南,黄蕾.东方管理思想体系探析［J］.经济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