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抗争政治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分析

一、概念的界定 (一)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是伴随着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而出现的,最早是由查尔斯蒂利等人提出。在这之前,大多数学者对社会运动、集体抗议的研究要么基于经济决定的经济学解释,要么基于挫折-攻击理论的心理学解释。由于上述理论的基础是对个人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无法在

个体与集体行动逻辑之间建立关联,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蒂利等人开始尝试构建能够解释集体行动模式的分析框架。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发表了题为“图绘抗争政治”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本着作。在文中,蒂利等人认为抗争政治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1)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2)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蒂利认为,“抗争政治是抗争、集体行动与政治的交汇”。他们以“抗争”取代了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式,将抗争与政治联系了起来,突出国家在抗争中的作用,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

抗争政治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但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学界的研究相对欠缺,现有的研究也大多基于蒂利等人的抗争政治理论。本文所指的抗争政治就是蒂利等人所定义的抗争政治概念。

(二)政治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1979年出版的《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一书中马振清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依据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确定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与这个政治组织保持一致,支持这个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

孔永德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

关于政治认同的界定观点不一,综合观之,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个人、群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等)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政治合法性、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政治认同主要包括:一是对国家本身的认同;二是对国家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基本制度、政党制度等)的认同;三是对法律和政策的认同;四是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比如执政党的先进性、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的认同;五是对政治人物(包括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等)的认同。

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前提,也是社会维系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争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力在不断增长,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民众抗议活动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于是,很多人开始担忧中国的政治认同早已开始弱化并将呈更加弱化的趋势,甚至会导致党和国家权威的丧失。的确,现有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认同,但这种弱化和继续恶化的程度是否像人们所担忧的那样,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抗争政治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就仅从政治认同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目前中国的抗争政治状况,并试图解释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是不是必然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

二、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类型及原因分析

(一)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类型

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采用、集体维权、依法抗争、以理抗争等来描述社会抗争行为,对抗争政治的界定比较模糊。综合近年来的社会抗争行为,于建嵘把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抗争。此种类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抗争主体通过法律或体制内渠道抗争;二是在法律或体制内抗争无果情况下,采取体制外的抗争形式,如群体性突发事件。

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泄愤为主的群体行动。指的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 第三种类型是各种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本文所指的犯罪活动不是广义上的,而是指在抗争政治之下的犯罪活动,主要是在抗争无果或直接出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之下

组织犯罪,是更为极端的社会泄愤。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类型的抗争居多,后两种类型有逐步增加的趋势。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抗争,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抗争政治多发的原因。

(二)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原因

1.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环境

中国社会多发与频发的抗争行为,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资源的有限、需求的多样,在有限时间内的新的利益分配方式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当期望与现实产生落差,人们就开始形成不满。有了表达不满的需要,抗争政治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就形成了。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轨交织的过程,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在体制转轨中,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求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张力,人们没有表达不满的足够的空间和有效的渠道。当这种不满在表达的过程中被不断激化时,抗争行为的发生就成了可能。

第三,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相对剥夺感逐渐增强。例如,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等,这诸多的现象必然引发人们的不满和怨愤,产生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2.政府失灵与政府不作为

相比底层民众的贫困和不满,政府的垄断和自利却使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频频获益,加上各种寻租活动及腐败现象的发生,这都在无形中破坏着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信任缺失。另政府的不作为使民众的利益受损,且利益受损后无诉求的渠道或渠道受阻,更激化民众的不满,如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使民众缺乏表达利益的空间和渠道;工作不到位使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受阻;政务不公开使民众缺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与协调治理滞后,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等等。政府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到位使大部分民众利益受损后无法通过体制内渠道维护自 身利益,于是他们被迫从体制外寻求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各种抗争活动。

3.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甚至是接触西方发达国家,在各国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极易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心理的落差会使人们增加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这成为泄愤事件的诱因之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递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在抗争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政治参与和抗争的形式。在互联网普及的社会,人们通过微博、论坛等交流平台,进行虚拟世界的抗争,并逐步建立了与现实抗争的联系,如进行网络维权等。信息技术造就了社会网络的不断扩大,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表达不满时,就会借助各种网络虚拟平台表达诉求,寄希望于这种虚拟影响慢慢扩大,最终影响现实的生活。我们看到,网络抗争在今天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4.公民意识的提高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民主和平等意识逐渐增强,政治参与的需求和能力也逐步提高。当利益受损时,不再是忍让,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从“依法抗争”、“以理抗争”、“以法抗争”甚至是“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到“以身抗争”,无不体现了人们抗争的信念和决心。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是弱者,当他们觉醒的时候也会使自己变得强大。因此,公民意识的提高是当代中国抗争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影响及应对——基于政治认同的分析

首先,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带有一些共性的现象:“一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也不甘落后,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 和利益纷争;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租活动。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频发的抗争活动,发达国家曾经也出现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国不具有可比性,单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现状是不可取的。我们还

应清醒认识到,目前中国的抗争现状并不比发达国家同时期的状况差,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多发的抗争政治是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虽然是不稳定的因素,但并不必然会带来政治认同的下降。

其次,从抗争政治本身来看,抗争政治不是一种社会病态,而是与常规政治相对应的政治形态。中国是常态国家,须以正常的心态对待抗争政治。“抗争政治的结果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同化,前者出现于封闭的体制中,保守势力不愿意通抗争势力妥协,后者出现于开放的体制中,体制内主导精英愿意妥协并通过谈判和部分利益的实现把抗争者接纳到体制内。”中国现有的体制虽然不能说是开放,但也不是封闭的体制,而是出于封闭到开放的过渡阶段。以什么态度和方式对待抗争政治是关键,这就要求执政者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正确认识抗争活动的积极意义,以积极解决抗争的问题替代高压方式的排斥。如果国家的方式得当,不仅不会弱化政治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强化政治认同。因为当下的中国虽然存在多种抗争类型,但主要的抗争类型还是争取自身权益,当引发抗争的问题得到解决,抗争便宣告结束。如果党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关注民生,解决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还会使民众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和赞许,从而强化政治认同。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党和国家放纵各种形式的抗争行为,若抗争行为是违法甚至是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应该适时采取强制和镇压的手段。

第三,从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来看,抗争政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政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民主政治,而真正民主的社会是允许存在反对甚至是抵抗意见的。通过政治抗争来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当今中国解决冲突、维护稳定的需要,也是民主的体现。并且抗争行为也会进一步推进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催生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同时,公民参与抗争的过程,也培训自身参政能力和意识,增强民主技能的过程。抗争政治是推动民主发展进程的,而我国的政治也是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看,抗争政治并不会弱化政治认同。

第四,从党和政府方面分析,抗争政治孕育着改革的机会,抗争活动的出现和频发刺激着执政者的神经,对执政者来说也是一种冲击。党和政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得不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来应对抗争,另一方面也会对自身问题认识更深,会意识到体制、制度等的不合理,从而加紧力度完善自身。这样来看,抗争政治能够推进政治制度的渐进变迁,以进一步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应对抗争政治的过程中,政府应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政府自身行为。随着制度改革的推进,国家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才会不断提高,那么抗争政治引向极端的可能性就很小,社会会更加民主和稳定。在民主和稳定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支持现有秩序、与现有权威保持良好的关系,维护自身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频发的抗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有弱化政治认同的危险,但这种弱化程度和趋势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狭隘和严重。抗争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这些积极作用是在事件中逐步积累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正是积累的阶段,不能悲观地断定抗争政治是不好的因素,会弱化政治认同。当然,抗争政治在短期内确实会使政治认同呈下降的趋势。但从长远的角度分析,如果国家能以正常的心态对待抗争活动,那么抗争政治不但不会弱化政治认同,反而会强化政治认同。但如果国家以强制和高压的手段镇压抗争活动,那么不仅不能发挥抗争的积极作用,而且抗争事件还会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认定抗争政治会弱化政治认同,也不能在抗争政治面前保持盲目的乐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尽量增强已经开始弱化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正确看待各种抗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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