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江西农村经济危机管理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频繁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盘剥，江西发生了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和危机恢复方面采取了一些策略。

关键词　民国时期；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管理；危机管理

作者简介　曾志文(1977－)，男，硕士，江西蓝天学院讲师；齐新林(1967－)，男，硕士，江西蓝天学院讲师；(江西南昌 330098)万心(1986－)，女，赣南师范学院科技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频繁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盘剥，江西发生了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力水平急剧下降、农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农村经济空前萧条等等。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和危机恢复方面采取了一些策略，本文就此做一探析，请方家指正。

一、危机预防策略

1　在危机意识的培养方面

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江西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是有危机意识的，但对于他们来讲，主要是怎样“剿匪”，怎样铲除异己，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并没有培养群众的危机意识，并没有让农民意识到怎样预防农村经济危机。从1927－1931年出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鲁涤平，连年大肆用兵，以致军力不足，军费大增。于是朱培德以办理靖卫团和联保联坐的办法来弥补军力，建立和维护地方秩序；以鸦片公卖、征收1925年至1927年积欠田赋、增收苛捐杂税、摊募二五国库券和向商会勒借等办法来解决财政军饷。这些苛捐杂税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因此一般农工以及市民对于政府非常厌恨，异口同声地说‘朱培德王均比邓如琢、郑俊彦还要厉害……’，‘这就是革我们老百姓的命’。”1929年9月，南京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指定被桂系赶下台的原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主席，开始了湘系治赣时期。鲁涤平主赣，“治丝益紊”。这时，鲁涤平首先面临的是红军的威胁。鲁涤平在给南京政府的呈文中说，全省“属县八十有一，无县无，全省疆土，三分之一已隶赤色版图”。江西省党部的报告则悲叹“江西完全匪化者三十三县，半匪化者二十一县，余匪未清者二十县。总而言之，江西安全无事者，只有南昌及其附近数县”。这种状况，给鲁涤平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困难，他比朱培德更积极地推行政策，结果把省库搞空了，文化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不发，卸职时向熊式辉移交的省库只有区区15元钱。所以，当时江西省政府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剿匪”战斗中去，没有培养起农民的经济危机意识。

2　在危机管理计划的制订方面

制订危机管理计划侧重于从规章制度方面对危机的爆发做好准备。危机管理计划可以帮助政府在危机时刻有条有理地处理危机。江西省地方政府制订了一些危机管理计划，如在1930年制订的江西平民习艺所整理及扩充计划。包括最近整理计划和五年扩充计划。在最近整理计划中分了关于工务股者和关于营业股者两方面的计划，在五年扩充计划中对漂染组、织布组、织巾组的扩充都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只不过当时的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和维护自身的统治，很多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

江西的地方政府在危机的预防方面还做了一些工作，如朱培德主赣期间，进行过少许建设事业，创办了裕民银行，组织土地局清丈土地，整理瓷业，裁撤厘金及统税；实行特种消费税制等等。这些措施是有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但与其对民众的敲诈盘剥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毋庸置疑，危机预防在整个危机管理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危机预防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功与否。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江西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危机预防措施，没有建立完整的危机预防机制，所以30年代初江西农村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

二、危机应急策略

1　建立相关危机处理机构

江西地方政府虽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危机处理机构，但当时设立的省振务会类似于危机处理机构。1931年。根据中央颁布之修正省振务会组织章程，成立省振务会，由省政府聘任省政府委员二人，省党部委员二人，民众团体三人至五人委员，各互推一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省政府于常务委员中指定一人为主席。委员会之下分设总务、筹振、审核三组，各组组长则由常务委员兼任，此外，又聘请地方慈善事业之公正士绅若干人为顾问或会员，是时该会主席为王尹西，常务委员兼总务组主任为曾章桂，常务委员兼筹振组主任为王尹西，常务委员兼审核组主任为熊育锡，委员有龚学遂、刘振群、卢芳、曾嘉鏖等，聘请顾问有张履春、张述、王明选、王运、夏家等。以后该会虽有改组，但基本职责不变，主要职责为：(1)关于难民之收容及运输事项。(2)关于难民之给养及救济事项。(3)关于难民之管理及配置事项。

2　对危机进行紧急处理

对危机进行紧急处理，就是着眼于眼前利益，采取措施，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尽量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这是一种治标的方式。江西地方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赈灾救灾。

自危机发生后，江西省地方政府在赈灾方面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一，水灾之救济：1931年7月，江西省发生水灾后，省赈务会发给各县第一次急赈费共为5400元，领款县份为九江、湖口、鄱阳、永新、彭泽、都昌、德安、星子、瑞昌等九县，同月又发给各县第二次急赈及修圩费共计9万元，领款县份为南昌、新建、九江、湖口、彭泽、瑞昌、星子、永修、鄱阳、德安、都昌、余干进贤、安义、靖安、丰城、清江、新干、峡江等十九县。同年9月，又发给各县急赈费共3000余元，以救济九江及赣北各县水灾灾民。其后，叉陆续发给水灾赈款，计进贤、清江、德安、武宁、余干、丰城、永修、安义、湖口、九江、新干、鄱阳等13县，共为29370余元，1935年，该会散放被灾各县修堤工赈款97000余元，修筑彭泽等30余县河堤，至于春耕种子，安插流亡灾民之赈费，尚不计在内，以上各款，乃专就省赈务会直接筹赈者，其他各县自行筹赈之数目，亦未列入，受赈灾民人数约在一百数十万人以上。第二，一般灾害之赈济：江西省赈务会关于一般灾害，如匪灾、火灾、风灾、虫旱灾等之赈济，计于1931年1月，发给各县急赈款10万元，二、三、六三个月，发给各县急赈费5500元，七、十、十一、十二四个月发给急赈费8700元，1932年一年内，该会发给铜鼓、修水、永新、临川、宁都等22县赈款61500余元，1933年、1934年两年内，计发遂川、南城、吉安、武宁、修水等60余县急赈与工赈费16万元，1936年，该会发给彭泽、永修、鄱阳等16县急赈费20400余元，又发给各县农赈及春赈费共计174900余元，各期工赈费8400元，同年12月至1937年2月募集难民

寒衣共11500余件，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发给各县区急赈与工赈费，计362300余元，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共募集寒衣1800余件，统计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两年内，江西省赈务会发给各种灾害赈款又为36232元，其中水灾赈款，占82％，匪灾占8％，其余炸、旱、火、雹、风各灾占10％，上述各种数字，仅单就省赈务会本身直接筹放者计算，而由该会通饬各县筹募者，尚未计入。可见，当时政府在赈济方面还是做了很大努力的，对化解当时的危机，起了一定的效果，“受灾人民，渐得安居乐业，而社会秩序，亦得以恢复”。但是，赈济款与受灾的损失相比，那是杯水车薪，再加上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真正发到灾民手中的款项，少之又少，广大灾民还是生活在贫困当中。

三、危机恢复策略

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的恢复期，采取了一些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人才，建立农村实验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经济危机。

1　提高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人才

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要大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大力培养农业人才。建立江西省农业院以求科技兴农，是民国时期江西政府解决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1933年7月14日，江西省第586次省务会议，通过了《改进江西农业计划大纲》，决定筹设“江西省农业院”，聘请熊式辉、程时烽、龚学遂、文群等省府官员和董时进、赵连芳、胡先等知名农林学专家为农业院理事，聘请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董时进为院长。1934年3月14日，江西省农业院正式成立，主持全省农事试验，农业推广，农业教育等事宜，以谋全省农业技术改进与农民生活改善。

农业院成立以后，在培育农作物新品种，推广农业新技术，研制农用化肥和近代化的农具，病虫害防治，农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

2　建立农村实验区，对农村进行改造

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江西地方政府决定从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对农村进行一次改造，这是从实践中探索江西农村经济重建和发展的方式，是战后江西复兴农村经济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农村的改造主要是创办农村实验区。到1936年，江西农村实验区达到了17个。

农村实验区主要是协助地方从事管、教、养、卫等基层工作，辅导农民如何改进生产和生活。

农村实验区的工作，有利于缓解当时的农村经济危机。当时各种合作组织积极调配农村金融，尽管为少数地主、富农所把持，但毕竟增加了农村货币总量，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枯竭的状况，对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部分农民生活的改善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资金、人才的缺乏，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做保障，导致这次农村实验运动在实践中发生了蜕变，使这些造福广大农民的改进措施没有产生应有的绩效。

四、结语

总的来说，江西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策略有一定的针对性，暂时达到了缓解危机的目的。但从危机管理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转来看，远未达到“最优化”的程度。从危机管理的预防、应急、恢复三个阶段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它耗时过长，付出的社会成本太大，江西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复兴”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没有达到当初预定的复兴江西农村经济的目标。经过多年“复兴”的努力，江西农民依然贫苦、农村依然落后、农业依然停滞不前。民国江西农村经济危机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危机发生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和化解?首先，我们应切实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危机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体系，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救治成本，提高教治效率。再次，走农工结合，城乡互助的道路。要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使乡村与城市相结合，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经济危机，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