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危机”

2019-10-03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 要: 文化危机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文化主体对本文化的价值合理性、认同心理、规范作用受到挑战、弱化甚至消解所具有的一种体验。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认识: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二是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三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四是文化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以便更深刻地理解、研究文化危机。

关键词: 文化 文化危机 技术理性 文化模式

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有其发生、发展、繁荣、消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要面对自身矛盾所引发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在与其他文化有机体交流过程中受到冲击而导致的危机。在西方社会发展中,随着“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确立,一场文化危机也在孕育着。发展到技术理性主义时,这场危机开始凸显,技术异化、环境破坏、人的主体性不断消解,人们开始陷入一种从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尚科学到怀疑科学、从抬高理性到审视理性的文化氛围之中。可以说,这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产出”危机。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危机则是一种“输入”危机,它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危机已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各个民族或国家对其都予以高度重视。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化危机呢?

文化危机可以看做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文化主体对本文化的价值合理性、认同心理、规范作用等受到挑战、弱化甚至消解所具有的一种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自身问题的深层危机,是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固化的思维行为方式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同意识冲突之间所产生的焦虑、批判,甚至无序、颠覆。为了更好地认识、理解文化危机,我们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

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人们在普遍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化危机。文化作为一种系统或有机体,在自身发展、传承、演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有机体进行交往和交流。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的不发达和通讯手段的落后,各个文明相对隔绝,缺乏普遍的交往和交流。近代以来,伴随着两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交通、通信手段的变革,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文化有机体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流的频率增多,呈现出普遍化、深入化的特点。由于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文化有机体之间在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碰撞。当两种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强弱差异明显时,这种冲突、碰撞尤为激烈。这时,处在弱势文化下的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本文化,发出质疑、怀疑,甚至批判原有文化模式。在这种认同心理动摇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原有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进入文化的非常规期和裂变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情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近现代,工业文明首先在西方一些国家发生,并展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和前景,它开辟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性交往形成一种现代化的洪流,把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卷进了这一发展进程。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处于明显的弱势。处在后发展国家之列的中国,其传统农业文明异常发达和成熟,并且历史悠久,体现这一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十分强有力,并且具有超稳定结构。即使在清朝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在各个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时,统治者与许多文人也坚信中国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然而,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并带进了一种完全异类的新文化时,中国被迫开始了有限的和保守的现代化。在与西方强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开始对本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洋务运动、“”,进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批判,形成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

二、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化也不例外。在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均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着。作为一种有机体,文化中既包含有正质文化,又包含有负质文化。所谓正质文化是指在一种文化有机体中,与主导性文化模式相一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具有一定价值性或符合根本价值的,对人、社会的发展起积极导向作用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正义、平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悌等思想,都可以称之为正质文化。而所谓负质文化,它与正质文化相对应,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与主导性文化模式相抵触或相背离,具有低俗化倾向,不符合社会根本价值取向的,对人、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例如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攀比思想,等等。

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是一种渐进性的过程,它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不易被人觉察,不像文化冲突那样明显,但同样不可忽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拜金主义思想、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追名逐利的心理等负质文化,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对社会所倡导的节约、奉献、集体主义等价值理念构成了严重冲击,以致社会上出现唯名是图、唯利是举,不择手段地谋财恶作、营造虚荣的奢侈浪费、花钱似水的消费攀比、鄙视穷人的豪贵气焰等现象,这些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外,现代影视广播所打造的娱乐快餐文化、影视中的淫秽、虚假广告,以及盲目的追星思想,无不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构成危害,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负质文化对正质文化的消解作为一种文化危机不容小觑。

三、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

所谓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发展中过度膨胀,超出控制,产生出与人的预期相悖的后果。这一点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发展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这一文化模式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成为工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生存条件,展示了文化的力量。然而,随着其发展,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1]这样一来,“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2]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的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是指在文化有机体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长期统治过程中由于缺乏动力,逐渐趋于保守,造成文化疲软而带来的不好结果。文化疲软可以理解为文化丧失了生命力,空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例如,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清朝末期,它已不能解决内忧外患的实质性问题,统治者却闭关锁国,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些都是这种保守的文化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致国人处于文化危机之中而不能自觉。

四、文化结构要素之间的失衡

文化作为一种系统或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结构要素组成的。一般认为,文化系统由物质文化层、精神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三部分构成。其中,物质文化层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构成部分,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以及全部产物。制度文化层是在整个文化世界中的深一个层次的文化,“它主要满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要求”。[3]而精神文化层则是在文化中最具有内在性,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特征的层面。它包括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是以意识、观念、心理、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文化。在文化系统中,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首先,物质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基础,它是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产生的前提条件;其次,制度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关键,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文化层,才能保证物质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的协调发展;最后,精神文化层是文化系统的主导,它保证和决定物质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作为文化系统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层的进步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文化层的建设同步,制度文化层也需要不断地改革,随着物质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的发展、变革,精神文化层从表层到深层的文化品格也会发生变迁、更新。这三个层次的协调、有序发展,会促进文化的繁荣,否则,文化结构要素之间一旦失衡,就有可能导致文化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近代文化危机也可以说是文化结构要素之间失衡的结果。在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期的文化运动中,物质和精神之间是有益地互动并发挥着作用。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们,可以向制度领域的成就期待精神的进步。这两种要求并列于他们的计划之中,并且由他们一起推动。他们用思想致力于国家制度的充分民主化,并以此导致正义与和平对世界的统治。然而,现代制度改造对于精神革新的这种帮助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古老的相辅相成,也不能再予以指望了。“先前,知识和思想结成同盟,一方面,通过捍卫其自由,思想为知识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被日益精确地确定的自然中的合规律性有助于摧毁偏见的统治,从而知识的成功也有益于普遍的精神生活”。[3]但是,由于当今科学相对于思想已经独立和分化,思想就不再能够从科学那里获得什么。而且,自19世纪初期以来的西方社会,推崇技术理性,强调科学精神,重视物质文化领域的发展,虽然这造成了一个物质繁荣的世界,但是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也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价值的失落。由此引发了近代西方的文化危机。就像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的那样,“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我们过高地估量了文化的物质成就,而不再思考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是必要的。现在,这种事实出现了,并促使我们思考。这种思考以极其尖锐的语言告诉我们,只在物质方面,而不同时以相应的程度在精神方面发展的文化,就像一艘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它已经失去控制并驶向灾难。”[5]

总而言之,对于一种文化有机体来说,文化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文化在发展、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论述只是提供了理解文化危机的几种维度或视角,通过这些论述,人们能更深刻地把握文化危机,从而去应对、解决本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危机。

参考文献:

[1][2][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9,87,54.

[4][5]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79-80,114.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哲学一级学科视域下的文化哲学专题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yjzka20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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