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寄生虫”

编者按:毫无疑问,战争是人类发展史的主线之一。人类为什么热衷于物种内部的战争?曾几何时,激素这种女权主义提出的关于战争根源的解释,还真比较流行。持这种论见的人相信,战争狂热不会真正消失,这是男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心理。

然而有意思的是,与战争的生物学理论相反,要鼓动人们去打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几个世纪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战争。于是有人貌似冷静地提出,战争具有像传染病一样的“流行性”。更有人尖锐地指出,战争如同附着在活生生的牺牲者脖子上的猛兽,以人类的努力和血液为食,以可怕的韧性繁殖。如果战争果真如他们所说是人类社会的“寄生虫”,那么必须将它连根拔除,以战止战的古老想法是行不通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战争无处不在,有如家常便饭,以至于我们将战争归咎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屠杀本质――一种可能表现为嗜杀荷尔蒙的基因。

激素论

关于战争的考古学证据最早来自12000年前,那时人类定居的农耕生活才刚刚萌芽,资本主义创新和城市还远未出现。纵观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不论采猎文明、游牧文明还是农耕文明,不论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不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人类都热衷于战争。乍看起来,激素这种之前比较流行的、女权主义提出的关于战争根源的解释,还真挺有道理。

但是战争是如此复杂,又聚合了人类的集体行为,所以无法简单以潜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好战本性来对战争根源作出解释。

战斗,即血腥的武力冲突和对抗,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而战争通常还包括为战斗进行的准备――战前训练、武器制造、供给保障等。在这些过程中,并没有貌似合理的本性能够驱使人们去做那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离乡背井、削发立志,然后高度紧张地在密集的队列里操练。

事实上,与战争的生物学理论相反,要鼓动人们去打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几个世纪,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战争,例如远离家乡、斩断食指、装疯卖傻。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就非常著名,该国军事条例规定,军队不得在树木繁茂地区附近宿营,因为士兵在这些地方很容易逃进树丛里面。甚至在集合进行战斗的时候,杀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如大卫・格罗斯曼中校在他的《杀敌:在战争与社会中学会杀戮的心理成本》一书中所说:“军事训练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使士兵敢于直接射击单个敌人目标。”

那么,是什么使战争成为人类经历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呢?

战争“流行性”

当然,任何战争对战争的参与者来说都有直接目的,例如征服“野蛮者”、保护民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等,以表明战争的正义和必要。

但是在冷静观察战争的人们眼里,战争是不包含道德内容的周期性事件,他们发现了一种特定的数学模式:战争“流行性”,或者说战争通过类似传染病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倾向。

显然,战争并不是疾病或者细菌引起的症状,但在地域传播上的情形通常类似传染病,人们为了对好战的邻居作出回应而群体性地参与到战争当中。战争也能通过时间来传播,一轮战争的失败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复仇。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并没有爆发的正当原因,却把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拖下了水,几十年后它又成功实现了“自我复制”,诱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换句话说,正如荷兰社会科学家亨可・豪伟表述的一样:“引发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战争本身。”战争催生了好战的国家和社会,从而对其他国家和社会产生威胁,于是其他国家和社会也想方设法令自己加入到好战行列。催生战争的基因并不存在,单一的社会种类或是社会特征如父系社会或是等级制度同样也不是引发战争的原因。战争产生战争,正是因为这样,战争塑造了人类社会。

总的来说,战争塑造人类社会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拥有一群或者一个阶层接受过战争训练的男人(特定历史背景下,也可以是女人);第二,能够为这些人提供武器装备和供给资源。在家长制的文化中,这些要求通常能实现高度一致,像中世纪欧洲或是日本那样由武士精英阶层(骑士或是武士)统治的文化通常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过,不同的作战方式似乎也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历史学家维克多・汉森认为,古希腊军队所采用的方阵(强调平等和相互依赖)是促使民主制度在非奴隶的希腊男性当中出现的因素之一。毫无疑问,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大量手持枪械的军队对于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马克思错了。不仅是“生产资料”塑造了人类社会,破坏手段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当今时代,战争成本或者说是战争的准备成本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一个国家所要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事力量(美国有一百万人左右的军队),还来自于要保证极其昂贵的军事科技以保持领先,不落人后。

高额成本挤压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或许用“枯竭的国家”这个词来形容比较契合。在这样的国家中,军事占用了绝大部分资源,留给其他社会功能的资源少之又少。由于不堪军国主义的重负,即使是前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逃不过崩溃的厄运。美国在世界各地炫耀它的军事实力,但与此同时,却在削减国内学校的午餐供给费用和贫困人群的医保开支。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人类与战争的关系,“上瘾”显得很苍白,也有失偏颇,“寄生”或者“掠夺”可能更切中要害。无论战争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它如同附着在活生生的牺牲者脖子上的猛兽,以人类的努力和血液为食,以可怕的韧性延续,并不断繁殖。

如果人类所面临的境况的确如此,那么,设法将人类思想中的好战倾向连根拔起,恐怕没有比这更有好处的事情了。放弃激烈的言辞和暴力的形象,批判男权主义,推动人类社会对多样性的尊重――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对于消除战争却没有任何作用。把战争看作是不属于人类本质的东西,是必须根除的外部事物,直到最后一件武器和最后一场争斗,这种做法或许要好得多。

战争的“流行性”还有另外一层清晰的含义:不能以战争来阻止或消除战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于那些军国主义国家所产生的急迫威胁,至少需要武装力量的威慑作为回应,这确实是有必要的。但那必须是非常急迫的威胁,回应也必须严格限制。人类应该坚决地把战争看作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或者是人类社会的“寄生虫”。以战止战的想法是最古老的把戏,但却是最残忍的伎俩。

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来源:美国《进步》杂志

编译: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