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狂热症

【前言】男人的狂热症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作为《新闻周刊》(从安全距离)描述战争的记者,起初我是鹰派,随着战争成本的攀升,我开始反思。战争可能以一些错误的方式达到了一些目标,但显而易见,太多记者(包括我本人)在9・11事件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患上了温和的战争狂热症。我回顾历史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冲动寻...

“幸好战争是如此可怕,否则我们将乐此不疲。”――罗伯特・李

西奥多・罗斯福需要战争,任何战争都行。1886年,当这位27岁的绅士只是达科他领地的牧场主时,就建议增加“一些骑射火,对付与墨西哥之间的麻烦”。他对朋友众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写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你能马上给我发电报吗?”

1889年,出于对军事“戒备”的不安,他写信给英国外交官塞西・史培林莱斯:“坦诚地讲,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我们与德国间的冲突感到遗憾,纽约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被袭击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这说明建立强大海防体系的重要性。”

罗斯福喜欢夸张,但他显然是认真的。几年后的1894年,他在给世交鲍勃・弗格森的信中说,他期盼“一场全民参与的海盗探险,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古巴,将英国人驱逐出加拿大”。

在新书《战争情人》中,我谈到了罗斯福的故事,以及美国如何一步步卷入美西战争。我希望通过此种方式理解战争的原始驱动力。部分原因是,我试图要了解自己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态度。

作为《新闻周刊》(从安全距离)描述战争的记者,起初我是鹰派,随着战争成本的攀升,我开始反思。战争可能以一些错误的方式达到了一些目标,但显而易见,太多记者(包括我本人)在9・11事件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患上了温和的战争狂热症。我回顾历史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冲动寻找根源。

男人天生爱战争

目前,我们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持久战”已持续了近10年。对战争的厌倦情绪日益强烈。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似乎遥不可及,因此也很容易被忽略。

不过,近来出现了一系列的书籍和影片,试图以图像形式和现实主义手法还原真实的战争体验,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斯卡获奖影片《拆弹专家》和塞巴斯蒂安・云格尔(Sebastian Junger)的报告文学《战争》。

这些令人警醒的故事值得人们理解和牢记。尽管它们暂时会使亘古相传的战争欲望受到抑制,但我相信,战争狂热不会真正消失。这是男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心理。

罗斯福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爱好者。无论是出于弥补他深爱的父亲未能亲身征战的遗憾的目的,还是像他常常写到的,他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正变得“过度文明”和脆弱,罗斯福想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磨炼自己。

1898年1月,罗斯福如愿以偿,在古巴与“狂野骑士”一同冲上凯尔特和圣胡安山。罗斯福在给洛奇的信中宣称:“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亲手杀了一个西班牙人?”那似乎一度满足了他的战争欲望。作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倾向于“说话温和,手持大棒”。1917年,这位58岁的美国前总统,尽管体态肥胖,日益衰弱,却主动请缨成立一个师,与法国作战。因为不想让罗斯福成为英雄或烈士,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拒绝了这个请求。

罗斯福是个极端例子。但上千年以来有多少男人曾经假想过他们在战争中会如何表现?是勇敢奋战,还是畏缩逃跑?对几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来说,战争是对男子气概最纯粹的考验。战争既是令人激动到颤抖的毒药,也是令人悲惨的诅咒,是毁灭人民和国家的祸根。正如《纽约时报》前战地记者克里斯・赫奇斯写到的,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

男人和越来越多的女人出于各种原因参战,有时是出于正义,或者就是生活所迫。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逝去的勇士,为我们心目中的“正义战争”死得其所。但是,在“正义战争”成为“大战”之前,当时的人们早就知道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欢欣鼓舞,年轻人身披羽毛,额手相庆。英国的校友和队友组成“伙伴军队”,有时会踢着足球冲上德军的阵地。他们都被屠杀了。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一天就有大约2万名英国士兵丧生。

“每一场战争都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每一场战争的结果都要比之前预期的还要糟糕。”保罗・福塞尔在《伟大的战争与现代的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写到,“索姆河战役注定要被作为一大糟糕战事,是人类文明开始以来最大的直接对抗。”尽管后来有更大规模和更残酷的战役,战争却已变得更为现代化和更简单。除了士兵之外,平民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战争不是神话

不过,我们忘记了这一切。不愿辜负父辈的年轻人与年轻时错过战争的老人一样,都患上了健忘症。19世纪90年代,不只是罗斯福,他的同胞中也有很多人对战争充满了渴望。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穿上自己的内战制服,向年轻的哈佛学生演讲,称战争是“神圣”的,不该被忘却。在内战中当过兵、目睹过如山的尸骨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竭力反对仓促发动战争,但是,他被罗斯福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等鹰派人士抛在一边。

我,尤其是我这一代人对战争的评价,源自战争中熟悉而令人不安的历史教训、回忆或忘却。1973年我从大学毕业时,已来不及参加越南战争,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全国征兵过程中,类似情况不在少数。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反对战争,对错过战争而高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大多免于参战,而教育程度较低、较为贫穷的年轻人被征召、被杀害,我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哈佛纪念教堂,人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234名学生和教职工的名单,而丧生的美国人超过40万人。在越南有22名哈佛人阵亡,而美国共有5.9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想忘掉越南,对其成本和徒劳无功绝口不提。但在看了1994年的影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我有了新的认识。阿甘不可思议地成了英雄,戴着军装上的战斗勋章,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华盛顿广场上的和平集会上。而衣冠不整的反战示威人群成了反面角色。对我来说,显而易见,国家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好莱坞当然也可以感觉到。越战已经过去了,我们正为下一场战争做着准备。

奇怪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没有足够的血腥值得夸耀,仅仅不到100小时,以不到300名美国人(其中一半人死于非战斗意外)的代价结束战争。它很快被忽略了。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流逝,人们感觉到无法完成消灭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也有同感。

但自9・11之后,旷日持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我们对战争的忍耐达到极限。我们体会到了电影和回忆录所展示的战争黑暗面。战争不应该是神话,但它应该被记住。“幸好战争是如此可怕,”将军罗伯特・李曾经说过,“否则我们将乐此不疲。”

作者:Evan Thomas

来源: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4月30日

编译:斯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