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监督过失理论基础

摘要:监督过失理论缘起日本,主要目的在于解决重大公害类犯罪中负有监督责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主要分为狭义的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两种情况。本文首先对监督过失的概念进行界定,进而评介有关过失犯罪的理论基础,最后指出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犯罪的理论基础。

Abstract:Supervisory negligence theory originated in Japan. Its purpose is to res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main supervisory perpetrator should take on in the major hazard categories of criminal, including the special fault of supervisory and management.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upervisory negligence, and then evaluates the three current theories of fault.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ew neo-theory of negligence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pervisory negligence criminal

关键词:监督过失注意义务

Key words:supervisory negligenceDuty of care

据有关学者考证,1973年日本法院对“森永奶粉案件”的判决是监督过失理论的缘起。具体案情是:日本著名乳制品企业森永公司从享有盛誉的某药材商处采购了一种能够提高奶粉溶解度的添加剂,但该乳品添加剂当中含有大量的砒素,该工厂在生产奶粉前,未对此添加剂进行检验便掺入到了奶粉当中,致使其所生产的奶粉中含有大量砒霜成分,导致日本西部一带食用该奶粉的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的病症。在追究责任阶段,该厂厂长和制造科科长被以业务过失致死罪。法院最终判定,该厂制造科科长对乳制品具体的生产加工具有决定权,为了防止不合格产品的产生,其应该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亦包括对肇事添加剂的化学检验。其由于业务上的疏忽,怠于履行注意义务,没有要求相关人员对购进的添加剂进行必要的化学检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而负有监督上的过失责任。森永奶粉案件判决后,监督过失理论便开始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关于监督过失的概念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应当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监督过失是指对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或者其他非犯罪行为负有监督义务的监督者应当预见到该结果的发生,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轻信可以避免,从而未采取措施,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广义的监督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管理过失是指对各种物的设备、机构、安全体制等的不完备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情形。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过失是责任论中的重要内容,是指没有故意情况而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般情况下是违反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这里的注意义务分为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如果行为主体由于没有履行结果的预见义务且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则肯定过失犯的责任,是旧过失论。但是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发达,许多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行为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比如交通、矿井、医疗等行为,在行为之初就能够预见到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停止在这些领域的行为,故而德日刑法理论又提出了新过失论,要求在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履行结果的避免义务,只要采取了适当的结果回避措施,即使发生了危害结果也不认定过失犯罪。依照旧过失论,只在责任阶段判断行为人的过失心理状态,容易产生结果责任的错误。由于新过失论中采取结果回避措施是行为论的范畴,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的理论,所以德日刑法理论在新过失论的指导下,将过失放到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段来判断。在前两个阶段以一般人的标准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在责任阶段以行为人本人的主观状况为标准,判断主观的注意义务。然而随着近代社会各种公害事故的不断增加,以行为人仅仅采取了结果回避措施为标准而否定过失犯罪的话,有放纵过失犯罪的可能,由此又产生了新新过失论,它要求只要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危惧感、不安感就够了。因此也称作不安感说、危惧感说。监督过失理论本质上是属于过失理论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在研究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时,有必要首先评价一下过失理论的三种理论基础。

一、三种过失理论评价

传统的刑法观点认为犯罪包括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违法性要素是客观外部要素,责任要素是主观内部要素,即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由于旧过失论认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负有结果的预见义务,是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所以认为过失是责任论的问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不对过失进行判断。因为违法性注重判断的是对法益的侵害,故意与过失都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故而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故意与过失是相同的,只有在责任阶段将两者区别开去。所以旧过失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具有一定的亲和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交通、矿井、医疗等领域,只要从事相应行为就能够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比如在交通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发动车辆开动的时刻就能够预见到可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单纯以旧过失论的结果预见义务来判断,就有可能陷入结果责任的错误,无限扩大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一部分学者修正了旧过失论的观点,与此同时,新过失论也应允而生了。修正的旧过失论仍然以结果预见义务为基础,将过失放在责任阶段来判断,认为:“过失的实行行为是具有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一定程度的实质的危险的行为,才是符合过失犯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所以,并不是只要事后判断得出行为人对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的结论,就成立过失犯。”1在关于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问题上,理论界也是有争议的,包括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与能力区别说等,具体内容与本文联系不大,不再赘述。

以交通领域为例,只要驾驶员开动车辆就有预见到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性,按照旧过失论的观点,驾驶员已经预见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仍然从事这一行为,有可能构成过失犯罪。这一现象在上文已经作出了结论,是不合理的,有碍社会的发展。所以,新过失论将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理解为结果的回避义务,即即使预见到有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如果采取了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履行了结果回避义务,就不成立过失犯罪。该理论背后是规范违反说与行为无价值论。然而新过失论并不否定责任阶段对过失的判断,而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段均对过失进行判断。这样就形成了客观过失与主观过失竞合的双重过失论。以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能够采取结果回避措施、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以此来对其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判断。在有责性阶段以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标准来判断其能否回避结果,行为人若能够回避结果则有责任,反之则没有责任。有学者总结为:“在违法中讨论客观的过失,在责任论中讨论主观的过失。”2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量的公害犯罪不断涌现,这其中不乏由于管理人员的监督不善所造成的情况。如果按照新过失论的话,很难追究这些监督管理人员的责任,于是又产生了新新过失论。这一理论只要求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可以认定过失犯罪,因此也称为“不安感说”、“危惧感说”。确立这一学说的典型案例是日本的“森永奶粉事件”。日本藤木教授针对此案例指出:“行为人对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有某种不安感时,这种不安感就是过失犯的结果预见可能性,行为人就要承担一定的避免结果发生义务。”藤木教授还说,“所谓在有可能预见的情况下其预见的对象,对发生的具体危害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必须的。行为人应该积极探知未知的危险,尽可能避免采取冒险行动。”3新新过失论与新过失论一样,仍以结果回避义务为中心。但是,鉴于公害犯罪危害结果的重大性,新新过失论对行为人的结果回避义务提出了更高的程度的要求,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不像新过失论那样要求行为人须对危害结果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虽然该说在日本也遭到了一些批评,认为新新过失论有扩大过失犯罪处罚范围的危险,并且危惧感、不安感这种行为人的内心状态也难以准确认定,但是,在重大公害领域,新新过失论在追究监督管理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是肯定这一说法的。“该说认为,认定注意义务前提的结果避免预见可能性,不一定是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对危险的发生只要有模糊的不安感、畏惧感就足够了。即使没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只要不消除畏惧感时,就能认定为过失。”4

二、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

监督过失理论一般只在重大的公害事故当中适用,如企业灾害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火灾事故、食品药品卫生事故等。当这些事故发生时,为了避免出现“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责任”这种不负责任情况的出现,我们运用监督过失理论来追究对直接行为者负有监督责任的监督者与管理者的刑事责任,这与刑事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是相同,旨在要求这些监督者与管理者谨慎履行监督义务,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然而根据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的观点,过失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要求其负有注意义务,并且有对具体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见能力。根据这样的法理,在监督过失的场合,因为监督管理者通常不是危害结果的直接造成者,仅是对造成危害结果的直接行为者负有相应的监督义务,很难认定监督管理者对具体结果的预见可能性。从监督者内心来考察,他们也是不希望发生危害结果的。所以,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与监督过失是不相容的。但是从事故发生的角度来考虑,正是由于监督者的失职而间接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不追究这些监督者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人们也是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的,不会由于监督过失扩大对过失犯的处罚范围而感到恐惧,日本的“森永奶粉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中国也不乏其例,比如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中对市公平交易局局长的追责,三鹿奶粉事件中对董事长的究责属此类。能够合理的说明这一现象的是新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

新新过失论只要求监督管理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不要求监督管理者对具体危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在具体事故中,直接行为者是危害结果的直接造成者,离事故最近,他们对事故的发生有某种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但监督者一般只是监督管理直接行为的行为,他们应该预见到的是被监督者的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不要求对具体危害结果的预见,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有某种不安感、危惧感就足够了。这与新新过失论是契合的。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廖正豪先生所说:“惟日本学者则自新过失犯理论更创为新的新过失犯理论(新新过失论),以扩大注意义务范围,此一学说,原为少数说,但于认定监督过失之成立时,如非采取危惧感说,则甚难有周妥之说明,是以肯定成立监督过失之判例,危惧感说遂成为多数说。此一现象,殊值吾人注意”。5当然,为了防止将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扩大化,以新新过失论为理论基础的监督过失也只限定在特定的事故领域,包括矿难事故、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等领域,不能无限扩大化,造成社会伤害。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35

【2】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35

【3】 转引自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9-30

【4】 韩玉胜、沈玉忠.监督过失论略[J].法学论坛,2007(1)

【5】 廖正豪著.过失犯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3: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