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特质下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协同供给研究

公共产品理论问世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内容集中于三个层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最优规模的研究和农村公共产品价值补偿问题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村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分析，主要包括供给现状、供给制度以及供给方式等，而反映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尚不多见。如何从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需求的特点出发，构建一个合理的供给原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问题之一。

一、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内涵

（一）农村非物质公共产品的概念

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是从外在形态的角度出发，相对于物质性公共产品而言的一种产品。所谓物质性公共产品，是指某类可以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实现公共利益的产品；而非物质性的涵义，则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并非与物质绝缘，它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用过对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受益者更多地感知以非物质方式存在的某类精神价值的获得。

（二）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划分为不同类型，按排他程度可以分为纯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和准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按受益范围分为全国性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按权益保障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一般性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和权益性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等。各种分类方式都各有自身的价值：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主要体现在提供主体的选择上；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产品则为政府分级提供理论支持；一般性和权益性公共产品则强调了政府责任范围。

（三）农村非物质性与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整体进步等几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整体推进首先离不开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建设，如农村基础设施（交通、农田水利、电力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养老、医疗、工伤等）等。这些产品的提供会因地域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呈现区域性特质，需要分类别分层次提供。而在基础设施完备后，新农村建设就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即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农村公共精神建设、农民权益保护机制建设、农村政治民主与法制环境建设等，这类公共产品在全国呈现出跨区域的同一性。

二、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需求的同一性

（一）需求基础的同一性：农民尊严

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上话语折射出政府以人为本、大力实施民生工程的政策决心。老者有所养、居者有其屋、病者有所医、学者有所教，这些是各地政府在实施民生工程中所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围绕这些目标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构建一个共同的基础：给予并维护农民应有的尊严。

尊严的释义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生物学角度的尊严强调生命的保护；法律角度的尊严着重法律赋予个人自由与权利以及权利的被尊重；经济学角度的尊严所体现的是政府应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给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社会学角度的尊严则强调人格的受尊重。具体到农民的尊严，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经济的问题，给农民创造一个实现尊严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从农民收入分配机制、财产保护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等多个角度入手。

（二）需求内容的同一性：农村公共精神与法制环境建设

理论界关于公共精神的研究很多，提出诸多不尽相同的概念与解释，总体上来说，公共精神的建设与民主的发展进程往往是同步的，强调群体利益的公共实现、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契约基础上的政治构建等。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命题。

我国农村治理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有着很浓的地域治理与血缘治理特色，民主治理的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决策与使用效率。公共产品是满足公众利益的，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精神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难以实现契约性的对等关系。公共精神的建立需要一个健康完备的法制环境，农村法制环境的脆弱、法制基础的薄弱、农民维权机制的缺失是当前我国部分农村的现状，这就需要大力推进农村法制建设。

（三）需求目标的同一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它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

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最终为实现跨区域的经济平衡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基础。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产业结构的差异、地理位置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低、民族特质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村对于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总体上都是一样的，呈现跨区域、跨经济形态的同一性。

三、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协同供给

针对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需求的同一性特质，对其供给也应该采取和物质性公共产品不同的供给模式。对于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应该采取跨区域、跨经济形态的协同供给模式。

（一）供应主体协同――中央与地方政府、NPO、NGO等

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通常是与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相联系的，一般认为，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以此理论，我国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同时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又以各地地方政府为主。然而实际上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实力是不尽相同的，这样势必就形成了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与规模受地方政府财力影响，从而出现区域间的不均衡。因此，对于我国农村非物质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应打破仅由地方政府一家提供的局限，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非盈利组织（NPO）、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协同供应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农村公共精神与法制环境的建立应从多元化主体着手，实现上下联动、区域间互利的供给模式。

（二）供应价格协同――区域间税收竞争

公共产品的价格是以税收来衡量的，税收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地公共产品投资规模和质量的不同。目前的税收竞争主要体现在征税规模与税源的竞争上，税收竞争的存在导致“用脚投票”的可能性产生。良性税收竞争能够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向，实现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整合。

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价格是可以用货币来加以衡量的，可以选择的指标有投资成本、投资收益、公众效用水平等。通过不同区域的税收竞争来实现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不同提供水准，以满足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下的不同群体利益需求。而对于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因为自身的特点，无法用准确的货币来衡量其价值，这样就难以用原有的税收指标来计量提供效率。对于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价格问题，笔者认为需要的指标是用税收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关联度来分析，通过横向比较不同地区税收规模与当地公众福利水平的关联度差异来分析税收竞争的层次。

（三）综合性供应协同

1、供应融资协同――区域金融融合进入公共产品投资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资金供应问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的难题和热点问题之一，潜在的巨大需求与短缺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当前区域间公共产品投融资受制于各地不同的经济实力，若要实现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发展，必须打破目前的体制组织限制，从各地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进行投融资协同。

2、供应信息协同――建立新型政务系统

公共产品供应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困扰公共产品提供的一个问题。实现跨区域的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协同供应，一个现实的选择是从电子政务信息系统角度入手，建立新型全方位的电子政务系统，通过建立公共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信息的跨区域共享，打破区域信息封锁。

3、供应环境协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农村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协同供应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同时也需要一个协调发展的经济环境作为支撑，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整体。

（芮训媛，1972年生，安徽含山人，铜陵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信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