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与听众交流

法治社会的成长在加速，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个人的力量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微不足道，却足以使自己的职业和生命因此充满意义。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张秋玲”，但是一提到《法在你身边》这档广播节目，很多云南的听众都会立刻亲热地喊出――“秋主持、秋律师”。

从1996年开始策划主持法律新闻节目《法在你身边》开始，我采访过各种各样的案件，真正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艰辛，体验到了职业风险:在采访打假活动中差点被人砸了采访机，为了采访投毒者在投毒者家附近顶着烈日埋伏了6个小时，上法庭当证人，被人跟踪，和死囚面对面地交谈，在执行死刑现场发回报道……

有时候翻检自己的报道记录，我会怀疑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干什么的。数次深深的思索，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经历，话筒前的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和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法治社会的成长在加速，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个人的力量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微不足道，却足以使自己的职业和生命因此充满意义。

《法在你身边》：法治社会的“晴雨表”

《法在你身边》的听众来信和电话就像是一个民情的“晴雨表”――社会上什么问题最尖锐、最不能容忍，听众都会以各种方式反映出来。大量的听众来信、热线电话涉及到廉政、法制等沉重的话题，有无处诉说的冤情，有无法排解的苦恼，听众想到《法在你身边》来“讨个公道”。我心里很清楚，听众的来信和电话并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给“舆论监督”的；他们期望的，并不只是节目为他们说话，而是我们国家的法制能尽快完善、健全起来。

1998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在小品里演一个农民。看到乡长不再当乡长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咋的了？腐败了？”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听了这句台词都会会心一笑。这些年来，社会各阶层的人谈论最多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腐败”。

2002年，一位常听节目的玉溪听众给我来电话说玉溪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被抓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当地一名很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电话中这位听众异常兴奋地说：“这两个‘害人精’终于受到惩罚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感觉到了一丝欣慰，但欣慰之余也有一丝无奈。老百姓平常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总还能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一旦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出现腐败，他们往往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接到过这样一封听众来信，来信的人不是寻求什么帮助或自己有什么冤情要申诉，而是想要和我谈谈腐败现象，这种时候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记者也许就成了他们宣泄不满情绪的一条渠道。听众们是期望能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扫除那些大家深恶痛绝的现象，能让社会变得“干净”些、“正派”些。

2001年6月，我接到了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说：“玉溪红塔区民政局的包副局长无视国家《殡葬管理条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家的亲戚搞土葬，请你们去调查调查。”殡葬管理的机关就是民政局，这副局长如果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执法犯法了。于是我们赶到了红塔区包家山，发现包家山确实有很多新坟墓，其中不乏包副局长的亲戚的，在采访中，包副局长竟然发出这样的论调：“这包家山就是我包家的山，谁也管不了。”调查回来后我制作了一期节目，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不久包副局长就被撤职了，当地的群众更是拍手称快。我知道他们是为“舆论监督”叫好，但仔细一想，我会为我们的法制建设感到一丝沮丧。因为虽然许多令人发指但老百姓循理循法都解决不了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后，总能引起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他们立即会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但归根到底，靠的还是领导过问、行政干预的老手段，暴露的还是人治强于法治的老面孔。媒体只能起到监督的作用，最终解决问题的只能是法律，因为“舆论监督”确实不是“人民法院”。

随着一期又一期《法在你身边》的播出，一个又一个热线电话，听众一次又一次地直接登门“喊冤”，我深深地意识到，做法律节目，决不仅仅是为某一位听众解决具体问题，而是通过节目，增强大家的法律意识，让大家主动地、长期地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往往也是众多老百姓所忽视的。

为了让节目具有权威性，我的话题坚持学习并求教于专家和业内权威人士，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云南省的知名律师成了节目的常客。因为法制节目大多是问题揭示类的深度报道，因此我在报道中牢牢把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节目在沟通政府与群众，为民排忧解难、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在节目中开通的咨询热线是最“热”的，经常在节目结束之后，听众仍然拨打。几年的时间，通过节目，我接到听众来信几千封，帮助上万人解决了生活中的法律疑问，通过节目直接解决了很多听众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节目中接到一个老年听众打来的电话，他说给我寄了一封信，让我注意查收。现在这个时代，可以打电话却坚持写信，这一封普通的信件让我想到了很多：在乡村，邮政通信依然是人们的主要通信工具，在一些至今不通电话的边远山区，信件就成了当地人和外界交流、沟通的唯一桥梁。一封从昆明送往独龙江的信只贴8角的邮票，但邮政却要承担17元的送信成本，云南邮政2002年亏损2.5亿元，社会义务和企业化经营的矛盾长期困扰着邮政的生存和发展……

2003年3月1日，《云南邮政条例》实施1周年。当天，我制作播出了节目《沉重的翅膀》，作品运用广播特有的异地连线采访直播方式，从云南的边防战士连线到深入雪山送信的普通邮递员，从云南省邮政局连线到国家邮政局，从《邮政法》修改领导小组连线到万国邮联，层层深入剖析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这一新闻节目获得了全国经济广播新闻奖一等奖，也是因为这期节目，我被评为了“全国广播电视百优主持人”。

曾经有听众问我：“秋林，你在法律节目中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重，就不能轻松一点吗？“我说：“面对那么多沉重的话题，我很难轻松起来。”其实，我何尝不在期望，有一天我接到的听众来信和电话，再没有这么多申诉和不平，再没有这么多控告和抨击，到那时，我也可以经常在节目中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讲一些愉快的故事。

两次抗衡BBC大牌主持人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和BBC（英国广播公司）之间的两次合作。

2003年9月，我主持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历史上第一次和BBC的合作节目《贫困与发展》。之后，BBC的同人说，很多主持人都不能和BBC名主持腾龙抗衡，但“秋林可以算上一个”。

滕龙是BBC电台的资深主持人，在节目前期和他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滕龙的思维比较敏锐，提问题比较犀利，往往一针见血，作为新闻主持人来说，这是必要又可贵的素质。云南省相对来说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山区也比较多，但是云南省政府在如何改善地区贫困面貌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从BBC电台的角度，滕龙就想寻找一些云南的贫困点和政府管理力度不够的话题，但是作为云南台的主持人，我知道云南政府确实做过很多工作，不能也不应该让他片面地谈论这个问题。

在和BBC合作的过程中，国内主持人通常会因为感觉对方水平比较高而只是顺应对方观点，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能也是受这种心理的影响，我在和滕龙合作的过程中，开始也没有正面回应，但是到了节目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虽然他是大牌主持人，但是作为云南台的主持人，我不能再这样“应和”下去了。所以我们俩在节目中的交锋就比较激烈，滕龙也感觉这期节目做得比较累。后来，BBC的编辑就说我是能和滕龙抗衡的少有的电台主持人之一。

云南是受艾滋病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云南的各级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与我合作主持《挑战艾滋 共享生命》的另一个主持人鸿冈是英国人，说着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我们一起采访了昆明的戴托普组织，这是一个艾滋携带者的自我互助组织。我和鸿冈与他们在一起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和他们谈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预想是要邀请很多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到现场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让他们和大众见面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再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回答出来就更加困难。由于我们的不懈努力，最后组织了100多个艾滋病患者，请到的嘉宾还有清华大学教授李遁、云南省卫生厅副主任陈洪等，还有一名化名晓雪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听众纷纷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他们的问题非常尖锐，比如说，现在云南这么贫困，为什么不把治疗艾滋病患者的钱用来加强经济发展，解决贫困问题？

嘉宾和患者在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时，都非常默契融洽。这期节目做下来以后，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此举可以让患者的心理压力得到很大的缓解。这组节目被评为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2003年度广播社教节目奖特别节目一等奖。

《生活面对面》：借我一双慧眼

一首歌写得很有诗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出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这首歌写得好唱得也好，后来广为流传，以致好多人都把它当成一首情歌。其实，它是为“3・15消费者权益日”，为“打假”专门创作的。而如今，我们年年打假，不但屡打不止，而且越打越多――我们只要一不留神就会买一个“假冒伪劣”回家，甚至让它弄得家破人亡。

2000年8月17日，晋宁县上蒜乡牛恋办事处的村民陷入到一片恐慌中，这一天有58个村民接二连三地被送进了医院，有的甚至一家7口全部被送进医院。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赶到了牛恋办事处。经过调查，原来这58个村民是因为喝了吕某和廖某夫妻出售的假酒而中毒的。为了采访到他们夫妻二人，我在他们家门口埋伏了6个小时。第二天，《生活面对面》节目就播出了这一事件。在我主持《生活面对面》的几年里，我们的节目经常告诉大家怎样识别“假冒伪劣”、经常云南省技术监督局的预警公告、经常跟随执法部门到检查现场发回报道……

今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酿成大祸，给多少孩子和家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事件一直惊动到中央最高领导。现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可以说关系到社会生活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成了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成了把社会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牵引社会运转的一个“枢纽”。市场乱了，我们的生活也就跟着乱了。

2002年5月的一天，我跟随昆明市关渡区的执法人员去查假冒伪劣瓜子，根据线人的举报，我们到了造假现场，结果发现，那里一个村子的人都在制假，假瓜子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发现了造其他造假食品和造假洗衣粉。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正是这些造假作坊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假冒产品把一些正规厂家的产品都挤出了市场，这不就是“李鬼打败了李逵”吗？……

在我主持《法在你身边》的时候就是年年打假，主持《生活面对面》还是年年打假，我和我的同事不知道做过多少这方面的节目。面对屡打不止的现实，一开始我还只是感到义愤填膺，后来节目做多了我就想：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恶劣行为和混乱现象，深究起来，我们就不得不触及“道德”、“法治”这样深层次的问题。

王海打假的事情人们议论得很多，有的人因为他打假挣了些钱就对他的行为表示不以为然。我倒觉得王海做得太好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王海；将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会再有王海，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特有阶段、特有环境造就了王海。我们不能指望有一天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一个成熟的、规范的、让我们放心的市场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构筑起来的。为此，我们光有一双慧眼还不够，我们还要有一双手――一双强有力的手。这是王海的手，也是我们的监督部门、执法机关、新闻舆论的手，他们的手比起王海的手来，应该更有力、更果断、更威严。

《吃转云南》：民以食为天

《吃转云南》是一档饮食节目，也是真正能体现我个性的节目，每次在直播间说吃，我总是手舞足蹈、口若悬河、精神愉快。从小我就特别爱吃，对吃有很多研究，但都是在理论上，实践中自是不可一提。同事说：“那么爱吃，居然不胖？”我说：“那是我有吃福。”

一次在节目中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他说：“求求你了，别再说了，我人又胖，现在正在减肥，听你的节目，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减肥不成功全赖你。”

一次，听众在电话中这样说：“天啊！我刚刚会开车，听着你们的节目，一个人在车里笑，笑得手握不住方向盘，其他司机以为我是神经病。这车现在我开不了，停在路边给你们打电话。”有这样的效果，我真是愉快。很多次，同样是热线电话，听众说：“下了班，来吃饭。”我真感动！

隔着收音机，我们好像有点远，但听众的来信和热线电话却让我们彼此接近，因为这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正因为有这种心的交流，我热爱广播并实践着自己对广播事业的座右铭：工作着、奉献着、奋斗着，快乐着。

张秋玲：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主持人。主持过法律、新闻、经济、娱乐、美食等多种类型的节目。作品获得过5项部级大奖、15项部级奖项和30多项省级奖项。曾获得三五普法先进个人、云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是全国广播电视百优节目主持人、第九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