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色彩对比

高行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现代性浸淫中对传统文学资源的新的开掘，但是，这无法说明这就是他对中国原始野性文化的自恋，其实它是一种寻找突破支点与超越的努力。莎士比亚的很多成功的作品都运用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而且具有多元性的特征。本文从两位文学家的代表作品的色彩角度出发，研究莎士比亚与高行健的共同特性，以发掘作品的艺术魅力。

一、高行健作品《野人》的“野性”色彩

高行健被誉为当代文学的“新潮之父”，他是一位典型的偏重于学者型的剧作家，他能够把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会像其他作品那样空洞，而是有了坚实的根基。叙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复调的作品、动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这六种作品形态是高行健所追求的。这六种作品形态被众多的学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和研究。恰恰相反，关于高行健的作品却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阐述的是民间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质。作者认为，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观念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反而更能展现高行健作品观念的先锋性意义。

野性思维的产物即为野性文化。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说，高行健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状态与野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态本身。高行健这种对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们通常将“未驯化状态的思维”称为野性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濒临灭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在相对受到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这种野性的思维，如艺术。未被训化的野性思维也越来越被重视，而且被当做活跃我们艺术思维的方式。针对野性思维和野性文化，专家学者通常会认为：野性文化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维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维，混淆不清的思维。但是学者高行健却不那样认为，他一直坚持：野性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艺术，在现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观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这些“种子”在现代的作品中能够生存甚至繁衍。

二、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悲情”色彩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代表欧洲悲剧文学的最高成就，不管是剧情的变化，还是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的发展，都蕴涵着悲剧的思想价值观念，这也对后来的现代悲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通常都是围绕现实中的人物心理来叙述的，他一般会为了完整地展示悲剧的特殊魅力而赋予剧中的人物以重要的权力以及显赫的社会身份，这就为他们成为破坏力量打下了基础。作为具有权力和势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可以波及整个民族，当他由达官显贵的贵族堕落成阶下囚的时候，就会使观众受到心理的震撼，同时感受到命运的变幻莫测，这样就会使它达到其他悲剧无法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剧中人物是莎士比亚精心选择的，他极力要借助于人物的角色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悲剧艺术的美感。

悲彩的使用是莎士比亚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非常注重的，将喜剧的情节适当地加入到悲剧中，始终将悲喜相融合的手段使作品的悲剧艺术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从辩证的角度上来看，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满着喜怒哀乐，我们通常的思维习惯是悲喜相结合，自始至终的悲彩并不能引起大家对悲情作品的共鸣。代表邪恶势力的剧中人物与代表正义的剧中人物在结局中同归于尽，最终正义得到伸张，这是悲剧作品《威尼斯商人》较为特别之处。莎士比亚在创作的过程中，通常在正义的人物与邪恶的势力斗争中，为正义人物设置层层阻碍，这是他一贯的创作习惯。比如，哈姆雷特是坚定意志和聪慧头脑的象征，但是他在与敌人的顽抗中，频频落入敌人的圈套中。莎士比亚在悲剧作品的创作中，能够非常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环境，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思维，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新生的力量终究会被传统势力所镇压，社会的前进步伐会遇到层层阻碍。但是，从长远看来，暂时的挫折终究不能逆转历史的前进步伐，正义的力量最终都会战胜邪恶，这种思想的出现也体现了莎士比亚乐观向上的一面。

三、高行健和莎士比亚作品色彩的共通和差异

野性思维其实是一种与抽象思维不同的具象性思维，它比较注重经验直觉以及感性直观。布留尔曾经对野性思维做过这样的说明：“只要是某句话中涉及到了生物以及非生物，这就说明它们在空间中一定存在某种关系。”他还说过，“自始至终都是明确地依照行为或是事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种特殊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这些语言其实具有一定的通性，那就是“争取把它们所要展现出来的可塑可画的东西互相结合”。“想象”是野性思维中的核心因素，维柯说过，他感觉到的某些事物的特征，就是他所创造和展现给我们的特征。 “有一种能力叫做视觉，有一种行动叫做视看……其实，我们不能小看人的想象力，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事物的意象。”人的审美意识逐渐丧失，理性意识不断增长，这就使得艺术渐渐走向了衰退。因为，所有的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现实中人与人的交流，而这种交流通常都是通过听觉和视觉来达成审美的。狂欢娱乐是野性文化的功能，换句话说，狂欢娱乐性的思维是野性思维的其中一种。中西方的“狂欢”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狂”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文字，它的原义本是野狗发疯，后来演变成疯狂，现代看来有了“狂欢”之意，但这是经过几百年的道德过滤之后的意义，绝非之前原始的野性“狂欢”。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野性思维中“狂欢”的人们，其实是一种真实状态的展现，他更接近于欧洲的“狂欢”。在巴赫金创作的狂欢诗学中，狂欢出自于狂欢节的仪式，它突破了规则、界限、秩序以及等级的限制，它本身与娱乐有着本质上的血缘关系。祭祀仪式和娱乐狂欢是野性文化的两大功能，但事实上，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娱乐功能，前者娱的是“人”，而后者通常娱的是“神”。在前者与后者相结合的过程中，除了释放狂欢式的生存体验，而且找到了相应的载体。喜剧元素在莎士比亚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大量的运用，他能利用这种喜怒哀乐将人物完整地刻画出来，这种对于喜剧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得其为莎士比亚的成功创作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明显的模仿痕迹”出现在莎士比亚较早创作的一些喜剧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缺少特色，它的很多故事情节也仅仅停留在幽默语言和滑稽行为中，并没有过多地体现它的思想成熟性。经过莎士比亚的不断努力，使得他对于喜剧元素的创作与应用也逐渐得心应手，这样就使他的喜剧作品在博人一笑之时，还能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比如，在《仲夏夜之梦》中，不仅仅在艺术价值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同时还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性的特征。大家通常都将莎士比亚的喜剧称为抒情或者是浪漫喜剧，原因在于他的作品中往往存在浓厚的浪漫色彩或是抒彩，并且将大量的夸张手法加入到作品中，使得现实生活与故事情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暗地里拉近了观众与剧中人物的距离感，并且使作品得到了认可。《仲夏夜之梦》叙述了封建制度与自由恋爱的冲突和矛盾，作品从头到尾都展现了梦幻的色彩，使得理想与现实并存，悲剧与喜剧交融，而且在剧中穿插了大量的歌舞演出，使作品充满了愉快欢乐的热闹气氛。在剧中幽默诙谐的气氛中，暗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制，使我们深刻地了解文艺复兴的历史以及社会意义。在莎士比亚的成熟喜剧作品中，都存在一个重要且关键的特征，就是故事情节都非常丰富，而且有内涵，复杂紧张的剧情创作为喜剧增加了很多的笑料，使观众能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在《威尼斯商人》中，引导剧情发展的有几条关键的线索，枝节多、层次多和头绪多，即使引导剧情发展的线索很多，然而每一个线索都是一个主题，并且根据剧情的发展得到深化，进而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温莎的风流女人》中，也存在几条这样的线索：首先，是心胸狭隘的福德化装成乡绅，收买了福斯塔夫人，进而引诱福德夫人，最后自己进行；其次，贵族少年范顿、医生卡尔斯与法官的侄儿蓝德共同向佩奇的女儿示爱，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这几个男人连续上演着搞笑的闹剧；再次，是福斯塔向佩奇的妻子示好，他其实是为了骗取财物，但是最终被对方发觉，同时福斯塔也陷入了深深的感情纠葛中。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得出，《温莎的风流女人》包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具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每个线索或是主题都为剧情设置了一个个的悬念，体现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性。我们可以将《温莎的风流女人》看做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体现了莎士比亚在喜剧作品的创作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高度。莎士比亚重视人物的刻画，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性格特征，这也是一部成功作品所必备的基本要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娱乐已经成为了我们感知作品功能的本源的状态。长时间以来，作品的功能往往被异化了，逐渐成为了政治、历史以及社会表现的载体。在这种压力下，作品一直被压得无法喘息，尽管在特殊的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但是它终究“高处不胜寒”。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作品被嘲笑为“夕阳艺术”。文学作品不能做到“弃源节流”，莎士比亚和高行健正是通过文化发掘了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二者的初衷是创作出带有游戏性质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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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慕容倜倜（1992― ），女，四川成都人，现就读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