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上的狂欢

本质主义是现作的根基，现代性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对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对历史与现实，都有一套“合目的”的本体论原则和认知方法。中国长期现实主义美学法则使得文学叙事直接与本质主义发生关联。陈晓明认为“本质主义写作依赖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展开，而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变更，对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性规定也必然发生变更，同样，当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开始富有弹性时，本质规律的规定也趋于含混。”“80后”文学的作者们出生成长在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实际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纵观“80后”文学的叙事，我们找不到总体性意识形态轴心实践，也无法确认真实的历史本质，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式的概括，一种单纯的文学话语，一种指向文学自身，或是与现实表象处于同一平面的符号秩序。

一、表象的奇观：“80后”文学的拼贴式写作

“80后”文学作者带着新世纪初的现实边界切入文坛，带着他们尚显稚嫩的直接经验，充满了话语宣泄的欲望，他们关注对“现在”的书写，关注对个人体验的书写，他们倾向于表现个人的现在体验和转瞬即逝的存在感受。并且热衷于创造非历史化的景象。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李傻傻等“80后”文学作者的写作显然与现代以来的宏伟叙事无关，与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也不再有直接关联。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整体上书写和把握这个时代，他们也只能面对现实的生活表象展开叙事。大量描写现实的作品完全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热衷于表现偶发的感觉、堆砌感性直观的场景，人们完全忘却历史，回避任何精神重负。

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生产信息化，而且使工作信息化和生活信息化。信息的不断增殖使得表象不断膨胀和不断更替，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生活的表象堆积一定程度上使小说成为信息交流的游戏。与表象叙事结伴而行的是拼贴手法的大行其道，“80后”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拼贴手法，不少作品脱胎于神话传说、晚报新闻和市井流言，还受到电影、动漫、音乐等大量当下文化产品的影响，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所有文化形式被“80后”文学作者们照单全收，成为他们写作庞杂的资源，莫言在张悦然的小说《樱桃之远》的序言中写到“在故事的框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电影、港台言情小说、世界经典童话等的影响。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峻脱俗，简约纯粹；可以看到西方油画浓烈的色彩与雅静的光晕，时尚服饰的新潮的朴素与自由的品位，芭蕾舞优雅的造型和哥特式建筑惊悚的矗立。在小说语言上，她有流行歌曲的贴近和煽情，诗歌的意境和简洁，电影经典对白悠长的意蕴和广阔的心灵空间”。另一位“80后”文学作者春树在其作品《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由立交桥、午夜飞奔、放荡不羁、PUNK、地下摇滚等组成的另类生活图景，在她的写作资源里被反复利用的朋克、酒吧、大街、纪梵希、抽烟、出走、网络，以及作为点缀的书籍、诗歌等，是当代城市青年边缘生活的表象拼贴。因情节离奇、想象奇幻、人物唯美和画面精致而轰动一时的郭敬明的小说《幻城》被年青一代的动漫迷们指认明显有日本经典动画片《圣传》的影子，其作品集《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里则到处充溢着安妮宝贝的小资与虚空、回荡着王菲歌声的颓废与空灵。

二、神话：“80后”文学隐约的女性主义表达

当代意识形态中心化实践趋于弱化，“80后”文学的女作者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自身的情感和意识，女性的主体性、自主性得以强调。女性主义天然地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反抗男性中心主义，反抗由男性确认的一系列价值准则。“80后”文学女作者张悦然的作品，主要描写青春萌动期的男女对爱情的寻求与放弃，这里面的爱情，不仅有你死我活的轰轰烈烈，铭心刻骨的坚韧瑰丽，一见钟情的浪漫神奇，更执着于描写青年女性的孤独和自主性问题，她们虽然不像前辈女作家陈染，林白等致力于颠覆男性的权力，描写女性的压抑和命运的抉择，她们更倾向于发掘女性的内心生活，讲述封闭的女人故事，顽强地进行女性的独白，表达了女性的特殊感受和语言风格。然而她们的诉求过于个人化和内心化，根本无意将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性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

张悦然在短篇小说集《十爱》中采用了个人主观性的叙事方式。表现在男性的权力和话语谱系中女性无根的漂流状态和不断错位的倔强选择。在她的眼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是爱与不爱的关系，往往女人表现的是一种近乎偏执和疯狂的爱，而男人是自私、冷漠、贪婪的索取者，《白骨精》里那个为了满足丈夫做出世界上最精美竖琴的愿望而甘愿取出身体里一块块骨头做材料的女子，《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里那个视患抑郁症的男友为上帝而两次自杀追随而去的小夕……，张悦然在这里把少女对爱的纯真和执着勾勒得那么无以复加又动人心魄，然而对爱的偏执带来的是少女一个个走向悲剧直至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张悦然在小说中传达出的自我矛盾心态：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些少女偏执的爱的鼓励，否则在她的小说中为何反复描写这样似曾相识的少女?可另一方面，张悦然在字里行间又隐隐传达出一份无奈和悲哀，对这种爱的无望和悲剧结局的反复描绘，似乎又在告诉时下的少女们忘我的爱又能怎样，到头来只是迷失了女人自己而已。可以这样说，张悦然通过她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对爱的反思和悔悟，同时，张悦然在她的作品中对男性形象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颠覆。男人一个个委琐且怯懦，《鼻子上的珍妮花》，借用西方童话，让名为匹诺曹的男主人公一生为谎言付出巨大代价，临死之前才能体会到他寻找的真爱，《占诺的跳马》中描述了一个对家庭毫无责任感、为而抛弃孩子的父亲……这种连续不断的对男人的拆解和否定，构成了对少女青春期的阴影和生活的焦虑。另外，张悦然在小说中还表达了一种奇怪的母性情结，《昼若夜房间》中的姐姐索索对妹妹莫夕那份毫无保留又霸道可怕的爱，《小染》中那位妒嫉丈夫对女儿的爱进而抛夫弃女的母亲……在对母爱的疏离与忿恨中，张悦然要表达的是否是对母爱深深的渴望与眷恋?还有张悦然在长篇小说《樱桃之远》中描绘的杜宛宛和段小沐的爱、《水仙已乘鲤鱼去》中勾画的和优弥的友谊，透露出作者对少女同性之间友谊的依赖与嘉许，她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情绪。她想为女性寻找什么样的出路，在她的小说中没有明确答案，女性要么在偏执的爱中迷失自己，要么用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之旅，这正反映了当下女性主义书写面临的困境。

三、传奇：“80后”文学的欲望化书写

新时期的“宏伟叙事”解体之后，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倾向于“小叙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变成生活抚慰剂，变成填补闲暇的精神消费品。回到纯粹个人经验的“80

后”文学作者们，在当代生活中既不想也无力发掘激动人心的伟大故事，而制造性的奇闻轶事，就为他们的叙事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他们以对待的方式和态度来反映一个政治在日常生活中被消解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目，李傻傻和春树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的写作寻找一个有力的支点。

李傻傻的小说《红X》中的主人公沈生铁除了对有兴趣，对上学、生活显得都那么无所谓，上学时的乐趣就在于追求班主任的女儿杨晓，在因违纪被命令写检查时，对前来劝说的杨晓则是钳住寻找慰藉，被学校开除后，第一晚便在小旅店与苟且，在与李小蓝不停地间隙中，常常陷入对杨晓的思念；而且走上了的道路，同时爱上了杨晓、杨繁母女俩，虽然最后沈生铁在杨晓被的强烈刺激下，在杨繁的感召下结束了流浪生活重回校园。似乎是一个回归的温情结局，但这种通过寻找生活真谛的做法实在有些自欺欺人。在这里，对堕落的描写显得那么漫不经心，对露骨的欲望毫无遮掩，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人只有经过堕落才能对罪恶有所认识，才能达到心灵的救赎，实在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春树在其作品《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2条命》中带给我们的是别样的朋克精神的。在春树笔下，没有以往作家对爱的丝丝入扣的描绘、对爱的美丑的赞扬或贬抑、对爱的质疑和强烈的追问。女主人公终日在酒吧的摇滚狂欢或网上冲浪时偶遇各种男性，与这些男人进行一些痛苦而混乱不堪的爱情。这好象是她生活的全部要义。春树笔下的性毫无美感可言，行为常常和无趣的心境相携并存，从中活画出的是人物百无聊赖的生活和麻木的心灵状态。

小说《2条命》一开篇，主人公遇断在摇滚乐的地下演出中偶遇小四，第二天便带小四来到她家，两个刚刚认识的20岁上下的大孩子非常自然地睡到一张床上，小说这样写到：

直到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才亲吻。没有一点激情，像是一种形式，一种承认对方是同类而做出的行为。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就像是青草发芽一样，是一种生理行为，又是如此坦荡、青涩、简洁。

小四很快就平息了。这过程很快，遇断觉得就象一场对话，非常简洁的对话，没有高潮，没有过程，只是简单的‘你好’、‘你好’打个招呼就结束了。后来他们才亲密了些，才互相碰碰对方的手，或者轻轻亲一下对方的脸。多亲一下都似多余，都似失态。

春树试图让主人公通过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然而这种方式只会让她的青春更加残酷和虚无，而且欲望的膨胀表面上似乎是对人的一种夸大，是对个性的一种张扬，但结果却使人对欲望形成一种奴隶式的依附性，被客体化为欲望的工具。

应该说，反本质主义是“80后”文学作者有意无意所追求和信奉的创作原则之一，而事实上反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识和艺术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作者对现实适应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转型的后果。反本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80后”文学作者对信念、理想与终极关怀的怀疑和迷惘情绪。但在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们逃离长期形成的中心化体系和独断论的尝试。

王玉冰：山东理工大学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