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信用制度建立的经济分析

时间:2022-03-24 04:06:03

商事信用制度建立的经济分析

摘要:商事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然而,当今中国社会的商业活动中失信问题的屡屡发生,这无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环节。分析商事信用的形成机理,确知如何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秩序,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商事信用;失信成本;制度构建;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326-02

时下,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法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作为一门经济学和法学交叉学科,法经济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科斯于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为其正式问世标志。法经济学以个人最大化、市场出清和效率为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

(1)用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尤其是论述法律系统的运行。

(2)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以效率为核心,考虑“不同法律系统对特定的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他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这两方面内容可以概括为: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并评价法律的经济效果。

1 商事信用的经济解释

据历史考证,信用问题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这一意义上,信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属历史范畴,而商事信用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商事信用是一种以人格和财产为基础,以履行为保障的,对当事人商事能力的法律上的一种综合评价,其是一种法律信用。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假定了完全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任何背叛行为都能马上被觉察,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均衡市场上,理性的交易者都主动诚实地进行交易,不存在欺诈,不存在失信行为。然而,完全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只是美好的幻想,真实的世界既存在信息不对称,又存在交易费用。随着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各个学派的兴起,再加上现实中交易秩序的失衡,商事信用在经济学界又被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1.1 商事信用能够节约流通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商事信用的核心意义在于:信用装备了社会的交往进而促进生产力,信用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都能够低成本地获取资源,可以使得当事人不需要配置资源予契约和执行上,从而得到原先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试图通过契约无法得到的剩余。良好的商业信用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加快企业资本的流通,同时可以减少因为失信而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一机会成本,进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一个信用普遍存在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可以大大降低搜集信息、寻找交易对象、监督及诉诸法律的费用,扩大和便利人们的交易,达到双赢的均衡结果。

1.2 商事信用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凡勃伦指出:“在依据收益力的资本估价中,资本估价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所谓公司的商誉。”这里所指的商誉,即指的是商事信用。商事信用虽然不像物质资产那样可以给企业直接带来市场份额和利润,但它通过提升企业的信用度实现了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进而赢得更多的认可(其他企业认可、消费者认可、政府认可等),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推动力,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2 商事信用缺失法经济学分析

2.1 信息不对称是商事信用缺失的外在诱因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对方不拥有的私人信息,即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失衡的,而且交易双方对自己的在信息方面的地位都是清楚的。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由于利己主义动机,人们在交易中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总是想通过投机取巧获取私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可以很容易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隐瞒真实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操纵交易行为,谋取不正当收益。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失信者的失信行为不能被其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及时发现,失信动机就会加强,最终必定导致商事信用的严重缺失。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商事信用缺失的根源之一。

在商事信用缺失的情况下,为降低风险,交易参与主体的信息搜寻成本就会更高,市场的交易成本也就更大。于是交易的效率降低,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就不能实现。相反,如果存在着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参与交易的商事主体诚实守信,尽管经济生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但信用的广泛存在,使人们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的动机大为降低,从而交易双方可以减少对信息的搜寻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2.2 失信成本过低是商事信用缺失的内在动因

商事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取决于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商事信用的实践中,利益是占主要位置的。信用信仰是在无数次的交易中逐渐形成的,即在可重复博弈中形成的博弈论认为,博弈各方总是从自身的角度寻找对自己最优的策略,从而形成一个纳什均衡。

在商事信用环境良好、市场监督机制健全的社会,如果某经济活动主体某次不讲信用,它因此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但由于商事信用环境好、市场监督到位,其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很快知道并在以后的经济交易中拒绝对它提供信用,那么它就会在整个市场中被孤立,从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此时博弈各方的最终结果是:不讲信用不是最优的策略,诚实守信才是最优的策略。反之,在商事信用环境不太好、市场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社会,如果某经济活动主体某次不讲信用,它在短期内是可以获得额外收益的。因为市场监督机制不健全,信用信息传递不畅,其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无法及时获取它的信用信息而无法判断是否提供信用。由于利益的驱动机制它还会在其他经济交易中骗取信用,直到其他经济活动主体了解到该信息为止,因此,它的最优策略就是不讲信用。当其他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现信用缺失者可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自己因为讲信用却受到了利益损失时,那么不讲信用也会成为这些经济活动主体的最优策略。

2.3 制度失灵是商事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

制度经济学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之一,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因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制度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是一种行为规则,是为了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其中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即从宪法到成文法,再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约束通常表现为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外在性、有形性等的特征。非正式约束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性的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约束通常表现为人们的道德标准,具有自发性、自觉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等的特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是一个社会人们行为约束的两个方面,它们两者的高度兼容则表现为社会运行的有序和稳定,而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井然有序就意味着该社会具有良好的信用关系。我国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不明晰和道德滑坡两个方面。

首先,产权制度不明晰,缺乏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所有权约束。信用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能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只有确保产权所有者在位,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交易信誉价值的索取者,同时也是失信行为的相应职责的承担者,才能使守信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选择。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我国架构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公有制采取了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但是,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仍然没有理顺,国有资产所有权虚置,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仅仅是所有者的代表,他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财产责任,既不能从企业讲信用中获得什么法律许可的财产好处,也不会从企业不讲信用中受到财产损失。同时现行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命机制也使经营者无法确定企业的未来收益将由谁来享受,那么企业经营者只关心、注重眼前利益,信用无从谈起。大量的私营企业又由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没有长远的经营战略和目标,也不可能把信用放在应有的经营位置上。

其次,道德滑坡,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人从经济人的理念出发,忽视了信用问题,认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目标就是惟一的利润最大化。在此错误的观念引导下,经济人的品性把道德人的品性挤出了交易市场的舞台,从而否定了亚当.斯密有关经济人、道德人的命题。其结果是社会道德滑坡,加上在宣传教育方面力度不够,使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面临瓦解,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信用关系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被严重减弱。

3 结论与建议

3.1 建立完善的商事信用管理体制

法律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使人类为数众多、种类纷繁、各不相同的种类与关系达到某种合理程度的秩序,并颁布一些适用于某些应予限制的行动或行为的行为准则或行为标准。在可预期性上,法律制度是解决信用需求的最有效的制度供给。首先,构建并完善征信法律制度。通过规范征信机构、征信行为、征信范围等建立起高效的信息采集系统,使信息的流动成为可能。其次,规范信息的使用和管理,使信息的流动有法可依。

3.2 完善法律救济制度,增大失信成本

法律制度作为博弈的游戏规则,会使理性的当事人对行为后果产生合理的预期,从而影响当事人的行为选择。法律制度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法律是靠第三方实施的规范,第三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如国家)。科恩豪斯指出:法律规则所产生的激励是主体选择法律行为的参照物。他认为,法律规则的存在事实上为主体的不同行为种类产生了不同的隐含价格,这样就可以把主体的行为(守法或违法)视为对这些价格参数做出反应的结果。因此,经济参与人选择守信或不守信,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或文化问题,更多的还是个经济问题。在博弈论中,法律的作用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法律可以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收益函数,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而且法律的威慑力越大,均衡结果就越稳定。其次,法律通过改变个人行动的预期来影响均衡结果,而不改变博弈本身。增大失信者的成本,即除了要求失信者承担对方的损失,还要增加其行为性成本。使失信者的成本远远大于其预期收益,从而是失信者放心失信决策,主动向守信靠拢。

3.3 加强舆论引导,保护良好的竞争环境

信用是社会交易的双方直接进入到群体体系的集合行为。一方的社会行为触发另一方的社会行为,即产生互动。帕森斯把它表达为期望的互辅性。信用以道德为基础,用舆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信用观念,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氛围,维系良好的竞争环境。要知道:兼爱可以使企业成功。通过科学、合理的舆论引导,一方面,对诚实守信且具典型性的企业予以报道宣传,以点带面,影响更多的企业诚信经营;另一方面,对信用低劣、影响大的企业进行曝光,尤其是对其因失信而受到的损失进行重点报道,杀一儆百。由此,通过良好的舆论引导,可以为商事信用创建良好的社会氛围,激励市场经济中的商事主体产生正确的信用期待,进而在信用互动中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冯登艳.信用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分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2]王煜宇.商事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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