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

摘 要：中西方郊区化都是生产力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在对郊区化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争议。本文主要从宏观背景、微观动力和郊区化结果等方面论述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并分析得出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得出中国城市郊区化现阶段处于不发达时期，属于被动式外迁，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郊区化；动力机制；被动式演化

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郊区化阶段，郊区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变化，吸引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的郊区化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郊区化的研究现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希望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推进提供相应的借鉴。

一、城市郊区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因而形成巨大的推动力，促使城市中心区人口、产业外迁，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郊区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2]，它是不同于城市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概念。具体是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化的职业转换过程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3]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具体体现在人口、商业、工业、服务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其实质是指在市场经济和制度革新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的一种置换，是一些城市要素如人口、工业等从原来的城市中心空间置换到城市郊区空间。城市郊区化的本质就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动态作用。[4]郊区化的前一阶段是集中城市化，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它的内部空间的承载力会达到极限，出现城市发展的"排斥力"，形成聚集不经济，此时"扩散效应"就会统领主要方面，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就业岗位在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下被置换到城市郊区。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对作用力的平衡与不平衡交替演变，促使了城市的螺旋上升和郊区化的发展。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兴起及其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现了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首先开始外迁，一些工人跟随着工业的外迁也迁入郊区居住，于是郊区化出现了。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郊区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郊区化进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周一星（1996）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5]，之后学者们大都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大连、沈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做了研究，[6]研究表明中国部分大城市自1982年开始已进入人口郊区化阶段。

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郊区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和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7]关于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认识：

一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革。周一星、孟延春（1998）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四个方面[8]，分别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内外为旧城改造和郊区化提供的大量投资；贾鹏（2006）认为，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中国郊区化的主要动力机制。[9]

二是认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最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杨文、魏海涛（2004）认为，市场经济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0]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促使各种要素在城市集中寻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它同时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形成聚集不经济，最后形成以扩散为主导的作用力，使城市进入郊区化阶段；从微观上看，城市土地利用和布局、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也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张京祥（1998）认为，郊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目标，居住行为是从属的，特别是核心区人口的下降是在政府意愿的强烈推动和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所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市中心建设正方兴未艾，所谓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只是过度市场化的行为。[11]

三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来自于自然因素和交通通讯因素。杨艳茹（2004）认为，影响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12]随着我国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大气悬浮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及噪音等污染指数逐年增加，而大城市郊区一般属于新建城区，人口密度较低，有些大城市郊区近年来还出现了人工湖、集中绿化等，有更好的条件来改善居住环境。另外，郊区自然风光秀丽、空气清新、环境优雅，因此市郊逐渐成为人们理想的居住环境。

四是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多层次、综合性的。宋杨（2005）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应该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13]在宏观层面，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宏观背景和政府制度与政策的拉动作用两个方面来考查；在中观层面，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郊区化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必然基础，是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应当作为郊区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中西方郊区化的差异及其原因

生产力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郊区化，中西方郊区化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在宏观背景、微观动力及郊区化结果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宏观背景的不同表现在：周一星等研究学者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宏观背景是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体制的转型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此时，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多阻力障碍；而西方的郊区化则是始于1920年代，与1950-1960年代达到高潮，交通条件改善，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微观动力的不同表现为：中国城市中心区仍具有吸引力，住宅面积的增加，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同时由于家庭小轿车尚未普及等，可以说中国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有组织的外迁；而西方城市中心区"城市病"严重，由于人口追求良好的环境，工业追求廉价的土地，加之有家庭轿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使得西方城市郊区化是一种自发性的外迁。郊区化结果方面的不同表现在：中国郊区化的表现为外迁的主要是不富裕的工薪阶层，中心区商贸、金融、服务功能大为加强，外迁距离多为近郊，经济功能加强，但基础设施落后；而西方的郊区化则表现为首先是富裕阶层外迁，中心区衰败、萧条，远郊定居非常普遍，郊区由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几方面的不同，才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

关于中西方城市郊区化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化条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充分完成之后出现的，工业化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问题，于是住在大城市内的一些高、中产阶级为寻求良好的居住环境迁移到郊区。而私家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普及和交通道路条件、郊区配套的基础设施等的不断改善，又进一步推动了其郊区化的进程；而中国的城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它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旧城改造和工业外迁等因素而产生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的步伐。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区域之间各要素流动具有较明显的非均衡性。大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区域的吸引力仍然占主导地位。二是市场经济水平不同。西方国家的城市郊区化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高、中产阶级以私人轿车和高速公路为主的城市郊区化；而中国城市郊区化是相对那些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郊区化，是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郊区化。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没有明显改善和郊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落后的基础上，郊区的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业与城市市区差距太大，缺乏方便的城乡运输系统，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数城市的郊区化只局限在近郊区发展。

四、中国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西方国家的郊区化，其政府往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坚决制止生长；二是在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控制开发的量和度。三是政府制定了有利于郊区发展的住宅政策等，例如美国房管局的规定使抵押贷款汇集到郊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对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6]

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处于不发达的阶段，属于被动式演化，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优质土地被侵占、郊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2]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城市郊区化，借鉴西方城市郊区化的理论、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的保护，想方设法引导城市的健康发展。

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一般是狭义的郊区化，往往导致大城市中心区的衰退。而中国的郊区化是在城市集聚发展阶段下的广义的郊区化，中心区与郊区共同繁荣，因此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郊区化模式。中国郊区化模式应当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居住的同步郊区化。[2]在工业外迁的同时，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的第三产业，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满足人们医疗、文化、教育和娱乐等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们郊迁，变被动郊区化为主动郊区化。同时，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城市地域空间发生变化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实现城市郊区化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徐和平.美国郊区化的经验与教训[J].开发研究，2007，（3）.

[2]王馨颜，尹祖杏，等.中国城市郊区化问题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7）.

[3]宋扬，徐强.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比较及其互动关系分析[J].生态经济，2004，（1）.

[4]MIESZKOWSKI，PETER.The Causes of Metropolitan Suburb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3，（7）.

[5]周一星.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J].地理科学，1996，（8）.

[6]李新，周春山.中国与西方国家郊区化比较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9）.

[7]张贡生，孙晓娜，等.郊区化研究综述[J].经济学研究，2009，（11）.

[8]周一星，孟延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1998，（3）.

[9]贾鹏.大城市人口郊区化的驱动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华中农业大学，2006.

[10]杨文，魏海涛.城市郊区化研究[J].城市问题，2004，（3）.

[11]张京祥.对我国城市化研究的再考察[J].地理科学，1998，（6）.

[12]杨艳茹.城市人口郊区化的地理过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东北师范大学，2004.

[13]宋杨.城市郊区化的理论分析与作用机制探讨[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5.

[14]金伟.西北城市近郊区发展的实证研究[D].西北大学，2007.

[15]李连仲.中外城市郊区化发展异同[J].城乡建设，2004，（10）.

作者简介：赵慧平，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刘朝阳，女，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财务管理专业2013级学生；赵金妮，女，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201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