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本土化难题及其改造举措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法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高校最普遍的专业，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培养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但在法学教育的迅速扩张之中，法学教育的问题逐渐显现，令人堪忧。由于传统的“法学教育只需要一支粉笔就可以进行”的认识，法学教育往往停留在传授理论上的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学研究型人才，而几乎没有实践性较强的法学思维、司法技巧、职业伦理的教育和训练。这使得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严重脱离，法学毕业生难以适应实际的法律工作。由此，针砭我国传统法学教育问题，倡导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法学教育成为法学界和普通民众热议的话题。早在2001年，因应学者对法学教育困境的关注，中国法学会就成立了专门的法学教育委员会。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情况来看，所形成的共识是法学教育应加强法学实践教育，纠正长期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突出法学素质的培养。在此背景之下，“诊所法律教育”一经提出便在我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诊所法律教育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在改革中，耶鲁大学法学院教育Jerome Prank创建了“法律诊所”（Legal Clinics），法学院学生以“诊所”名义进行的实践活动集中指向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杜克大学John Brardewell又创设“法律援助诊所”（Legal Aid Clinic）。[1]在此期间，美国的法学院普遍兴起“临床法学教育”（Clinical program）课程建设，其出发点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指导法学院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此后，历经数十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法律诊所教育已成为一种成熟和成功的法律实践教学模式。美国绝大部分的法学院都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在欧洲、非洲、亚洲、南美洲等一些国家的法学院中，法律诊所项目业已开始生根发芽。[2]法律诊所教育进入我国始于2000年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有七所高校相继开始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时至今日，诊所法律教育得到了我国众多大学法学院的认同并发展迅速，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已经有40多所高校成员。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法学教育理念，自提出以来备受关注，在我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种外来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开展和普及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消化和吸收。这显然是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必经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诊所法律教育“水土不服”的现象。尤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承，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模式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源于西方的诊所法律教育如何与这些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模式相融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诊所法律教育在某些地方教育中还存在着制度形同虚设、形式过于呆板、在实践过程中经常走样或流于形式的问题；一些学校的诊所法律教育由于缺乏支持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都暴露出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困境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是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本土化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协调问题

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法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与我国法律教育传统，乃至大学教育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于我国法学教育的“教授法”模式，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具有培养目标高度市场化、案例教育学占绝对主流、丰富的实习项目与课外活动辅助教学等显著特点。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注重概念和理论的灌输，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事实上不仅法学教育如此，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私塾、家庭教师、八股文、科举制度以及近代以来的西学，无一例外采取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形式，教学评价都是以量化评价为主。这决定了现在大学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基本形式，表现为：老师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课堂）上课，教学活动主要由老师主导，教学内容为事先拟定的教学计划或进度中的章节；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必须准时准点，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或更改教学地点等，否则就是教学事故。而诊所法律教育面对的是现实社会实践和真实的案例，必然要求采取相当灵活的教学活动，因此难免与传统“计划型”教育、定时定点授课形式产生冲突。由于诊所法律教育的“不拘一格”，难以采用传统的节课时量方式计算其教学工作量；其教学质量的评估也难以用传统的考试成绩等进行准确地量化。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广泛开展。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参与人员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的顺利开展需要一定符合条件的参与人员，即拥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和合格的法学学生。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授课方式，需要面对诸如接待当事人来访、书面咨询、出庭和司法文书写作等诸多方面的事项。这也是一种在现实社会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授课活动，角色上，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学生是诊所援助活动的中心，教师起辅助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具备相当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临场处理问题能力。因为在诊所援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时是难以预见的。可见，司法实践经验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保障，也应当是诊所教学老师的精力所向。但是，目前我国大学教师的评价体系和指标还主要是量化的科研和获奖情况，迫于现实的压力，实践教学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多数教师的“辅业”。诊所法律教育还对参与学生提出较高的要求。试想一个刚刚跨入法学院大门的新生，抱着一知半解的法律又何以面对纷繁复杂办案实际，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法律援助。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下，法学学生学习的主要是书本上的法律基本理论和应用知识，所欠缺的是实践经验的洗礼；即使在案例教学中，此“案例”也并非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教学中的案例往往是为强调某一问题而加工整理后的产物，是剔除了诸多不相关因素的理想模型，学生又如何从这些“过于理想”的典型案例中学习实践办案的能力。而在诊所法律教育发达的英美国家，法学学生的案例教学与法院的判例法密切相关，学生收集研读的都是法院以往的真实判例；并且在美国，法学教育是一种“学士后的”教育，即对具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实施为期三年的法学教育。[3]法律诊所通常是针对二、三年级学生或法学硕士开设。法律诊所中学生不再仅仅是一个学生，而是为他人提供负责法律服务的准法律人。在有些情况下，诊所学生本身就具备了律师执业条件，也可以像律师一样从事相关的法律工作。如果法律诊所有出庭的必要，诊所学生必须提前确认自己是否有资格，各州最高法院学生执业守则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例如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学生执业守则规定，民事案件，法学院二、二年级的学生均可，且必须以修满证据与审判实务课程为前提；刑事案件，只有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才可以，同样必须以修满证据与审判实务课程为前提。[4]正是有了优秀的比较成熟的诊所学员，诊所法律教育成为了美国法律教育的主要形式。相比之下，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着参与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其结果是导致诊所法律教育流于形式。

（三）诊所法律教育难以为续的财力困境

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困局影响了其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教育模式，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经费。这些经费主要包括：诊所设备费用、办公支出和诊所日常工作管理人员的报酬。[5]相对于传统课堂讲授形式，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无疑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诊所法律教育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传统课堂教育形式的师生关系，还不如说是亲密的师徒关系。一般而言，每一位老师能够且应该指导的学生数量有限，不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学生而只有一两位老师。诊所法律教育需要更高的师生比例，也就是需要更多的师资力量。并且，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诊所法律教育免费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弱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当然不可能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经济补偿。诊所法律教育进入我国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开展的比较好的高校绝大多数也是依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但从2008年起，福特基金会将不再向高校投入用于诊所法律教育的资金，仅提供少量支持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运作的有限资金。因此，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短缺的问题立即凸现，对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认同难题

虽然诊所法律教育备受法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由高校主办的诊所法律教育尚没有得到社会上足够的肯定，尚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诊所法律教育和法律援助制度。诊所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从其发展来看，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援助密不可分，也正因为此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社会中掀起了“接近正义”的浪潮，法律诊所就成为了广大民众“接近正义”的重要途径。通过身为法学学生也为民权运动的倡导者——新一代法律人的“法律诊所”活动，既解决了法律援助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美国的法律诊所从一开始设立的初衷便侧重于法律救济，免费为那些无能力雇请律师的人案件，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法律诊所在今后的发展依然秉承这个理念，大量的人权诊所、移民诊所、妇女权益保障诊所对促进社会正义贡献了力量。[6]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将法律教育与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诊所法律教育提供了一个大展拳脚的舞台。反观我国司法实践，法律援助主要由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加之现实的原因，虽然诊所法律教育受到教育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我国法学大学生并没有形成类似于美国模式的比较健全的参与法律援助机制。在我国，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法律诊所覆盖狭窄，案件来源不稳定。诊所设计的法律专业不多，不能涵盖大部分学科，且重复项目严重，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从整体上看，法律诊所教育案件来源的特点是民商事案件多，行政和刑事案件少；民事案件多，商事案件少；人身性民事案件多，财产性民事案件少；一审案件多，二审和再审案件少；本地案件多，异地案件少。”[7]完全由高等学校主导的法律诊所，在实践操作中，难免会演变成为学校专门锻炼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实习基地。在此理念下，法律诊所势必难以得到政府、公共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支持，也影响到法律诊所的可持续发展。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改造反思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源于西方的诊所法律教育得到了法学教育界的充分肯定，重要原因就是诊所法律教育所具有的法律实践功能，直接面对学生未来法律职业的养成。这无疑就成为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病的一剂良药，有助于矫治法学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重专业、轻素质等应试教育所造成的问题。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显学，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法学教育的真谛应当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去学习和使用法律，而不仅仅是单纯地灌输那些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法理知识和法规条文。[8]在此意义上，诊所法律教育不能因为其在我国法学教育实践中的某些欠缺而妄加否定，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仍不失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应当坚持的选择。相对于传统的“教授法”式课堂教学，诊所式法学教育突出法学教学方式的“临床性”，即学生亲临现实具体的案例，解决活生生的法律纠纷和争议。前者教学方式侧重于法学理论的教授，后者教学方式则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从法学生成长为法律工作者是一个发生质变的过程，法学临床实践则是促进这种质变过程的必要环节。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笔者认为，除根据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成熟的诊所法律教育思想和模式，还应追本溯源探讨临床医学教育对法学教育的启示与借鉴。因为，临床医学教育才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思想源泉，并且我国已有相对成熟的临床医学教育实践，理应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与之相称，笔者建议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宜被明确为“临床法学教育”。名不正则言难顺，虽然我国学者在介绍英美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时，有的称之为“诊所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或“法律诊所”等，也有的称之为“临床法学教育”，有将二者等同视之之义，但在我国语境中，“诊所”和“临床”的概念相去甚远，后者概念的外延更为广泛。汉语中“诊所”即个人开业的医生给病人治病的地方或规模比医院小的医疗机构，而临床医学无论是见习还是实习，都不可能是在简单的“诊所”里进行，因此不可能称其为“诊所医学”。在此意义上，临床法学教育比诊所式法学教育更具丰富的内涵，能够容纳更多的教育方式方法。主张临床法学教育，还是缘于临床医学的提法，从“临床医学”到“临床法学”，这是从已有的医学中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式到法学的演化。在我国医学教育中，医学一般被分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侧重于医学基础知识的理论教学，旨在培养具备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能够在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学科研机构等部门从事基础医学各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临床医学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重点在诊断与治疗疾病。临床医学要求医学生接受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对人类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作出分类鉴别的能力。临床医学的划分即充分肯定了医学教育中的实践性，即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需要医学生经历相当长的临床实践活动以掌握各种临床实践知识和技巧。“临床医学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门经验医学，经验只能从实践中得来，通过反复的临床理论学习与实践，在实践中取得经验。”[9]临床医学教学必须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创造实践机会，让学生亲临现场，熟悉临床医学工作程序，如果条件许可，让学生亲自动手以增强对临床医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一般而言，临床医学实践包括实验室实验、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低年级医学生常以实验室实验为主，通过在实验老师的指导下观察实习标本、模型和切片以及开展动物实验等。临床见习是医学生在临床学科理论阶段为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而进行的初步实践，常用的方式有试验、模型示教、典型病例示教、临床病例讨论、医疗操作和视听资料演示等六种形式。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初步接触和认识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增进和熟练临床基本技能，了解临床工作的基本程序和一般医疗常识，为临床实习打下良好的基础。[10]临床实习则是医学生向临床医师过渡的关键性实践阶段，是医学生将课堂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从医学教育五年制的学年来看，一般理论课学习时间为三年半，剩余一年半完全是临床实习时间；其中三年半的学习时间还包括临床见习等实践性极强的内容。可见，实践教学在医学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实践体系。对实践教学的重视使本来存在较大差别的法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的重视课堂教学“理论法学”的基础上衍生出“临床法学”。在临床法学教育的模式下，我国法学教育应借鉴临床医学教育见习、实习制度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关的制度保障。

从我国目前诊所法律教育面临的困境而言，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临床法学教育的推进应处理协调好与传统法学教育的关系。传统法学教育因循我国大学文科教育的一般模式，强调作息规范的课堂讲授法，教学评价则以分数量化为主。这虽然方便教学管理，有利于对学生的客观评价，但并不能以偏概全，法学教育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学概念、原则和理论学说的词藻中，还应该在社会实践中“临床”学习。由此应在已有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推进法学教育的改革，可以借鉴临床医学教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临床见习和实习制度；完善教学工作统计与考核制度，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效果。2010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完善教学质量标准，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建立开放式、立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根据该《通知》，高等教育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推进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探索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建设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平台，构建高校产学研联盟长效机制。”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为我国临床法学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临床法学教育应重视培养高素质的临床法学教师。拥有高素质的临床法学教师是实现临床法学教育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教师素质的高低必然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教育思想的贯彻。在临床法学教育中，一方面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方向与深度。基于法学实践的复杂性，临床法学教师应当必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法学专业知识，同时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实践教学能力。

三是临床法学教育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一方面，临床法学教育应努力寻求和构建自身的社会价值。临床法学教育，除法学素质教育方面的价值，还应当将其与社会对法律资源的需求结合起来。如前所述，美国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发源地，诊所法律教育正是出于其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中的巨大贡献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法学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这显然对于我国临床法学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高校临床法学的开展应尽可能地获取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门的支持。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赋予高校临床法学教育在法律援助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