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韩国“新农村运动”考察报告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推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应韩国农业协会联盟的邀请，内蒙古农牧民科技服务协会组织了兴安盟、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阿左旗、阿右旗基层干部和内蒙古大学部分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农村牧区经济研究专家，于2006年11月赴韩国考察了“新农村运动”，受益匪浅。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追踪

韩国山地多，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22％，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达480人。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丰富。“新农村运动”从1970年开始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这个活动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还扩展到全国，成为全民道德教育，加速了全国性工业化城市化，使农民收入接近城市居民水平，就连森林复被率也达到了70％。

（一）“新农村运动”的社会背景

1945年韩国光复后，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贫富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频繁。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随着国际交流扩大，科学技术频繁引进，国内经济结构出现失调；而国民伦理道德，无法用金钱购买也无法引进，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调整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政府有了雄厚的财力，有能力支持农村建设，客观的需要和实际可行，催生了“新农村运动”。

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了“新农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农村开发项目，围绕这些项目开发，由政府支持、农民自主的家乡建设活动发动起来。政府向全国所有村庄每村免费发放水泥400袋，平均每户4袋水泥，并规定只能用于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修筑河堤、村级公路、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等公共事业，不得他用。当年全国35000个村中近半数村庄表现积极，完全出乎政府预期。1971年，政府根据实际表现把各村分成三类，成绩最佳为自足村，表现一般为自助村，表现最差的为基础村。对各类村庄采取奖勤罚懒措施，对表现积极的村庄支持物资水泥每村由400袋增加到500袋，并另增1吨钢筋。鼓励措施鞭策了后进，1973年时全国村庄中基础村还占1／3，到1978年时基础村已全部晋升为自助村，而自足村上升到2／3。

（二）“新农村运动”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在推进“新农村运动”中，还制订了阶段性目标，每个阶段都超出了预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内务部直接领导并组织实施，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部分公共事业。政府支持水泥钢筋等物资，农民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自主开展家乡建设。为指导这项建设，成立了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自上而下的网络。同时，成立了新农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了大批新农村建设指导员。

增加收入阶段（1974～1976年）

政府派出农村运动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对农民进行指导，并动员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政府对成绩突出的村庄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同时兴建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生产公用设施，使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农户收入明显增加。

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因受到国内批评，政府调整政策，改过去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为乡村民间自发式活动，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产农业，积极推进农村保险业和农村文化事业。政府提供建筑材料，支持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和工农业开发区建设。这个阶段，注重遵循经济规律，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效。

国民参与阶段（1981～1988年）

政府继续调整“新农村运动”措施，建立并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的民间组织，把培训、信息交流、宣传工作交给民间组织承办。政府通过规划、协调并提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着重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此时，农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水平。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新农村运动向城市延伸，形成整体国民教育和城乡经济交流，城乡工农差距缩小，新农村运动演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有助于农村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培训、推广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组织以及流通、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应运而生，在城乡交流、调整产业结构，国民思想道德教育发挥着巨大作用，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

（三）韩国“新农村运动”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新农村运动初期，针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为此，采取一系列开发项目和建设工程。诸如：

修建农村公路。韩国丘陵山区比重大，许多村庄分布在山沟里，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1971~1975年，全国农村公路架设桥梁65000座，每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除个别偏僻村庄外，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

改善住房条件。1970年前，全国250万农户中80％都住的是传统的茅草屋。新农村建设开始后，首先是改造屋顶，把茅草换成瓦片或铁皮。农村修通公路后，建材运输方便，运输费用大幅下降，许多农民把改房变成建新房，这一行动仍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村村通电。60年代末，韩国农村只有20％农户安上电灯，其余农户仍然使用煤油灯。由于新农村建设把通电当作一件大事来抓，90年代全国就实现了电气化。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旦通了电，农民就把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请回了家。村村通电，也为工业品打开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创造了条件。

改善饮水条件。过去农民一直饮用井水，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像城里人一样，喝上自来水一直是农民的梦想。农村建设开始后，农民把山泉引入贮水池净化，再用水管接到厨房。也有的打深井，用水泵提水引入房屋。现在，普遍使用井管挖掘机，提取干净的深层井水，更加方便了农户。

推广高产良种。新农村运动初期，政府就下功夫推广称为“统一系”的水稻高产优良品种，使水稻每公顷单产3．5吨提高到4．9吨，农民在实践中还学会了“集团栽培”整体高产整套技术，每10~30户农民，由一名技术熟练的班组长带领，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一直到收割。良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使韩国水稻生产水平提高到新阶段。

增加农民收入。以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低产农作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户收入除农业收入外还增加了商业、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非农收入。非农收入从1994年的35％提高到2004年的50％。就农户人均年收入，1970年137美元，到1978年就上升为649美元，到目前，城市居民每收入1美元农民就收入0．98美元，基本持平。

发展农协合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农民以农协形式发展合作经济，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韩国耕地是私有制，农户属于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由各户分散进行，但在农协内部创办了农村金融机构，方便了储蓄同时贷放农业生产资金。农协还兴办了商业，为农户提供良种、农药、化肥、农资、家电，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兴建村民会馆。从1972年开始，各村纷纷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中，召开各种村民会议，还举办培训班、交流会，农忙时节，会馆还举办公共食堂，以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在农民在会馆集会时，有关人员同时统计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进度。在会馆中，还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发展蓝图，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其中。会馆的集体活动，使农民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新农村运动的社会实践中，韩国参照国外经验，依据自己的条件，还兴建了地区特产农业、农村观光农业、环境友好型的有机农业、建立了农产品批发市场，还积极兴办农村福利事业。

经过30多年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这一运动已成为国家健康发展的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多次研究，把新农村运动作为实现新型国家福利文明的具体措施。把新时期新农村运动的目标定为：促进区域发展、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国民精神、提高国家和民族尊严与国际地位、培育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具体内容包括，建设美丽舒适的家乡、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创建健康社会、建设自豪国家。并把乡村的新村运动，深入到家庭，推进到城市和各工作单位。

（四）政府在新农村运动中的作用

自新农村运动一开始，韩国政府在组织管理、协调服务、日常运转、教育培训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组织协调。为适应对新农村运动的领导，韩国政府在中央、道（相当于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郡（相当于我国的地市）三个行政级别上设立了新农村运动协议会，中央协议会会长由内务部部长兼任。面邑（相当于我国的乡镇）基层行政机关设立新农村运动促进委员会。另外，在中央有关部内设定分管这一工作的处室和负责人。

为防止推委、相互扯皮，还精简了重复的中间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公务人员，给予晋级和升薪。

财政支持。为支持新农村建设，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费。1978年比1971年支农经费增长了7．8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为110000亿韩元，90年代后期投入42万亿韩元，进入21世纪又将投入119万亿韩元。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不取平均主义，而是鼓励竞争，奖励先进，择优投入。

建立监察制度。为推动新农村运动正常进行，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监督检查制度，对监督对象、范围、方法、信息分析、反馈体系都作了明确规定。总统个人随时深入农村，实地检查，做出指示。

建立培训制度。 韩国政府十分清楚，新农村运动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有必要加强新农村指导和公务员的联系，分工协作。同时，对国会议员、各部部长、大学教授以及新闻、企业职工、将军、公务员、指导员集中培训，共同讨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五）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精神实质

韩国新农村运动抓硬件建设，更注重精神道德、思想理念的软件建设。克服“下乡式”“注入式”工作方法，自主地建设家乡。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认为，新农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

勤勉：勤劳，互相鼓励，充分调动国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自助：发扬自立自强精神，激发大家相信自己的力量，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干，就能行”“我们能做好”“让我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协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从节约一勺米，身边一点一滴小事做起，不空谈，不图名，不搞形式主义，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建设家园。

进入90年代，新农村运动扩展到社区、全社会。新农村运动的精神也引申为，通过自我教育和社会实践，激发国民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精神，相信自己的力量，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创建一个和平安定，生活富裕，美丽舒适，文明和谐的新公民社会。

二、借鉴与启示

尽管韩国实行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但仍然有许多方面可以借鉴。韩国1970年开始新农村运动建设时，我国正进行，内耗耽误了农村建设整整10年。我国农村从互助合作、到，改革开放后解体，实行耕地承包到户，经历了几次反复。而韩国一心一意地坚持新农村建设，经过30多年，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推动了全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使国民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而我们农村牧区建设问题仍然没有破题。

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援助农村是普遍规律。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采取了引进技术，推动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突飞猛进，国家财力增强。与此同时，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拉大，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突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韩国政府通过新农村运动，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农村基础建设，增强农业经济实力，提高农民收入，推广先进技术，对农民实施全面教育，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工业化水平，使国民经济协调持续，还提升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社会效果十分明显。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积极方针政策，工业化进程加快，也出现了韩国同一时期类似的问题，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建设社会新农村基本方略，本来十分正确，受到广大老百姓的称赞，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甩包袱”“全盘市场化”言论进行干扰，而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部署不理解，只抓工业，忽视三农，在我国西部省区尤其忽视三牧。其实，世界各国工业化达到一定成熟程度，都要反哺农业，美国对农业进行补贴，韩国大力支持农村建设，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统筹，既符合中国目前实际情况，也适应国际上普遍作法。因此，我们的一些同志要端正态度，转变看法，按照中央的要求，脚踏实地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新农村建设是全面的。中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要求，为实现这些要求，就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分阶段实施。当前，农民迫切要求增加收入，吃饱穿暖，让孩子念上书。而一些地方却不顾群众需求，只抓盖新房。其实，群众早已看出，这不是为农民解决困难，而是搞花架子。这种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实在要不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的，也是长期的。当前，首先是进行农村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使农业增产。或调整产业结构，让农民办企业，增加非农产业收入。当农民富裕了，在政府帮助下，修建适应自然条件又符合民俗的新房、修公路、架电网，改水源都是必要的。而推进本土文化适应现代化、国际化也十分关键。在文化活动中，采取浅显易懂，从身边好人好事说起，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而不是灌输式说教式的教育，只要农民思想发动起来，就会汇聚成无穷无尽的力量。而韩国兴办农村新运动中，一直抓住基本精神教育不放，我们应该借鉴。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好传统，只不过在一些干部身上被丢弃罢了。

城市化的内涵是完整的。推进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有个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而城市化绝不是把农村人口赶进城市，使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达到城市化。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通过大量调查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土地被剥夺后被赶进城市，既没有就业能力也没有就业机会，只能钻进贫民窟，这是我国要避免的。在兴办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扩大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一部分农村人口。同时，建设农村，繁荣农业，用公路、信息网络把农村与城市联接起来，使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和生活舒适程度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那种认为消灭农村消灭农民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违背世界通理，是十分错误的。

市场经济需要农协式合作经济。以前，国内个别人主张，绝不能让农民联合起来。因违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不敢拿到桌面上，只能在暗中窃窃私语。大家知道，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韩国是私有制国家，农村的耕地、山林所有权属于农户所有，整个国家又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推进新农村运动过程中，修公路、建水渠、盖新房进行联合；发展区域特色农业、观光农业、有机农业也要联合；兴办农产品批发市场、直销市场、信息网络中心更要联合。为此，全国性合作经济组织――农协应运而生。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建国五十多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上世纪50年代，互助合作本来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民也欢迎，1958年一道行政命令把几亿农民拉入，违背了农民意愿。的行政化管理，僵化的机制扼制了生产力发展，经过动乱不得不使其解体。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农村的政策，本来就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而一些地方采取一刀切，执行了耕地一律分到户，连一家集体经济也没有保留下来。兴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分散的农户，既抗拒不了自然风险也抵御不了市场风险，“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只有保留下来的几家农村集体经济，依照市场经济原则新建的合作经济蒸蒸日上。今天，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的法律，农村牧区组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已有法律依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有了组织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