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腆纪年附考》的写作目的及其史料价值

[摘 要]徐的晚年正处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了宣扬封建的传统意识和伦理道德，有效地化解阶级矛盾，树立节义忠烈的榜样，徐花了五年时间完成这部《小腆纪年附考》，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南明灭亡的惋惜之情。尽管这部书有一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一部价值较高的南明史料。

[关键词]徐；小腆纪年附考；写作目的；史料价值

书名“小腆”，语出《尚书・大诰》：“殷小腆诞敢纪其叙。”[1]243小腆，小国主，指纣子武庚。南明是明代帝系的延续，比之武庚，故云“小腆”。而《说文》又有“腆，多也”[2]118，《方言》也有“腆，厚也”[3]293的说法。因此，小腆又有“国力厚富”之意。

一、作者徐其人

徐，字彝舟，江苏六合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4]6058。历官御史，福建福宁、延平知府。同治元年（1862）卒于官。徐性至孝，侍奉父母，“自幼至长如一日”[4]6058，侍奉汤药，数月衣不解带。

《清史列传》记载，徐“负经济才”[4]6058，曾与六合县令温绍原募壮士数千人为团练，三败太平军，后奉命留办团练，防守六合。时有“纸糊扬州，铁柱六合”之称。又创保卫章程。后出守福宁，兴文教，修书院，购经史，擒臣盗，“屡蹙贼于浙东，克复台州、处州各府”[4]6058。曾上疏请禁开矿助饷，“极言足国之要在重农桑，贵毂帛，禁淫侈”[4]6058，有《务本论》二卷。

徐生平博通经史，撰述颇丰，有《读书杂释》十四卷、《务本论》二卷、《未灰斋文集》八卷、《未灰斋外集》一卷、《周易旧注》十二卷、《礼记汇解》、《月令异同疏解》、《四书广义补》、《毛诗尔雅注疏》、《说文引经考》、《明史艺文志补遗》、《小腆纪传》、《度支辑略》、《延平春秋》、《老子校勘记》、《淮南子校勘记》、《楚辞校注》、《未灰斋诗钞》等书。其《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据其自叙，该书是他入史馆后始创，“壬子（1852）冬，乞假归亲，奉命办理团练。干之暇，发家藏稗史，参互推勘，五历寒暑”[5]2，可知该书的写作时间是1852―1857年。是书“博采稗官诸家之说，实事求是，而窃取《春秋》、《纲目》之意，历五载乃成”[4]6058。在他办理团练期间，举书中忠义事，与同人口讲指画，众多感奋。

徐生活的晚年正值农民起义剧烈的时期，川陕有白莲教起义，广西有太平天国运动等，而其《小腆纪年》与农民战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徐又为何而作此书？

二、《小腆纪年附考》的写作目的

（一）贬斥农民起义，宣扬封建传统意识

徐生于清代中后期，出仕在道、咸两朝，距离明朝灭亡已将近两百年，又官至翰林，自然要扬清抑明，宣扬封建的传统意识形态。作为封建传统意识的主流，贬斥农民起义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徐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农民战争，将李自成、张献忠称为“贼”，如“闯贼僭称王于西安”[5]3，“是月，献贼陷明夔州。献贼者，张献忠也”[5]37，这显然是继承了《明史》中设立《流贼传》的封建传统史观。

此外，徐还将农民起义军凶狠、残暴的一面表露无遗。“十四年辛巳正月壬寅，自成围河南府。……遂陷，杀士民数十万”[5]11；（闯）“贼愤甚，遂屠宁武”[5]73；再如，清顺治元年（1644）八月初九日，张献忠攻陷成都后，将不投降的地方官员全家处死。这些除了表现了农民起义军残忍的一面外，也表达了作者对农民战争的贬斥和诋毁。

然而，稍微了解作者所处的环境背景即可发现，作者本人即处在国家遭遇农民战争的大环境下，笔者大胆认为，徐实际上是在借写书为名而行贬斥当时的农民起义之实。

（二）褒扬节义忠烈之人，弘扬封建伦理道德

据徐《小腆纪年附考》自叙，“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世运也。……盖人心之变，世运之穷极矣。朱子忧之，作《纲目》一书，以昌明孔子之教”[5]。作者徐认为，明清易代之际，君臣之义不明，人心不正，世运也需维系，故而写作此书，欲伸张节义，矜表忠直，以正人心。

徐在书中赞扬了一批节义之士。“乙卯，明遣李建泰出师。……又赐手敕曰：‘今卿代朕亲征，鼓励忠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上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遣赏罚，俱不中制。……’”[5]33崇祯皇帝对于李建泰这样的忠义之臣，授予了临机专断之权。徐对李建泰的评价是“毁家纾难，上表出师，意气可谓壮哉”[5]34。“丙辰，明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京师陷，景文死之。瑜作绝命词，将投缳而未决，贼拥去，掠死。”[5]34-35徐对此大发感慨：“若瑜者，纵不得与景文比烈，较之陈演、魏藻德辈，似难同日而语”[5]35。对蔡懋德的殉国，徐又发出了“死节不可胜书，则附录之，嘉死节不以贵贱殊也”[5]61的感慨。对李自成军攻打宁武关这一部分的记载更为详细：三关总兵周遇吉“被执，骂不绝口，贼缚之高竿上，射杀之”[5]73，其夫人刘氏也被农民军纵火焚杀。兵备副使王孕懋“既自焚，妻杨氏亦投井殉之”[5]73。《明史》载，“王孕懋，字有怀，由太原知府迁。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说降，孕懋斩之，与总兵官周遇吉共守，城陷自杀。”[6]6805未说明是自焚而死。再如，“臣曰：予读王氏《扬州十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德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5]361徐对史可法因用人不当而误国的说法进行否认和批判，并大加赞赏他的“死节”。

当然，作者也没忘记举出几个“贰臣”作为反面典型。“臣曰：予叙南都失守事，始以赵之龙、徐允爵、王铎、钱谦益之跪降，而终以小、乞儿之殉节，不禁废书叹也”[5]368，并说王铎、钱谦益天良丧灭。

《小腆纪年附考》仿照朱熹紫阳纲目之体，动辄引用《春秋》、《孟子》之义，借以宣扬“忠君”的封建伦理道德，甚至想要进而减轻晚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现实政治服务。

（三）在宣扬封建正统观的同时，也暗含了对明朝及南明灭亡的惋惜之情

上文已提到，徐作此书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毕竟作者本人是清人，又官至翰林，扬清抑明当属分内之事。作者站在清朝的阶级立场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每年大书国朝年号，而附注弘光、隆武、永历诸号，遵纯庙钦定《通鉴辑览》例也。”[7]434

但是，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似乎发现了一丝作者徐的个人感情：“甲午，明始弃宁远，征王永吉、吴三桂率兵入卫。徐曰：曰始弃何？惜行之晚也。”[5]79作者毫不避讳地表达了明亡国的痛惜、哀伤之情。这就要回到书名“小腆”的问题上了。据《说文》、《方言》，“腆”有“多”、“厚”之意，“小腆”即“小有国力”、“国力尚富厚”。笔者在此作一大胆假设：书名“小腆”，暗含了南明初期尚据富庶之地但终因奸臣误国、党权相争而亡国的寓意，表达了徐对南明亡国的惋惜之情。

三、《小腆纪年附考》的史料价值

（一）补充了前史的缺漏，匡正了传闻的谬误

《小腆纪年附考》采用纲目体，仿照《春秋》纲目，按年月编载，记载了崇祯及福、唐、桂、鲁四王史事。记事起于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正月，讫于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八月。由于徐本人主要生活在道、咸年间，因此“是书晚出，搜辑资料，颇为完备，亦有可以依据之处”[8]439。

《小腆纪年附考》征引了前人史料如温睿临《南疆逸史》、黄宗羲《行朝录》、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六十余种，兼及“诸家文集、各地志书”[5]795，与他书所记有异同者，考辨其真伪，作“附考”记于每条之下，如对李自成之妻韩氏身世的考辨，“《北略》所言与《绥寇纪略》小异”[5]4；再如对李自成母生李自成时年龄的考辨，则指出《传信录》记载的是“或传闻之缪”[5]3等。这些考辨和增补，有力地补充了前史的缺漏，匡正了传闻的谬误。

（二）虽有史实失检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价值较高的南明史料

徐认为，鲁王殂与台湾。实际上鲁王殂于金门而非殂于台湾，并且郑成功在之前就已以礼葬之[9]17-18。另外，该书的篇幅比重也显得有些失当。全书一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四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至三月间的史事，而卷二十仅用了二十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间的史事。

尽管如此，是书凭借着其史料来源、体例、考订，仍不失为一部价值较高的南明史料。清人李慈铭认为《小腆纪年附考》“足称佳史”[7]434，谢国桢先生在其《增订晚明史籍考》的自序中也认为“温睿临南疆逸史，徐小腆纪年，在记南明史中最为完备”[8]11。评价最高的当属林鹗和汪达利为此书作的跋语：“此绝大史才，又非马、郑所能兼矣”[5]795，“紫阳踵事《春秋》，是书则又踵事《纲目》，范蔚宗曰：‘体大思精，天下奇作。’是书殆无愧夫！”[5]796

结语

徐的晚年正处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了宣扬封建的传统意识和伦理道德，有效地化解阶级矛盾，树立节义忠烈的榜样，徐花了五年时间完成这部《小腆纪年附考》，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南明灭亡的惋惜之情。尽管这部书有一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一部价值较高的南明史料。

参考文献：

[1]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许慎.说文解字校订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扬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徐.小腆纪年附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