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下的欲望书写

摘要：五四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存在。五四作家在充满激情的人性呐喊中，高扬欲望书写的生命旗帜。从人的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作为追求的蓝图，使文本成为反映五四人性觉醒的镜子。马克思论述的“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有其严格的时代条件的。欲望如果不具有进步品格，就成为贪婪和堕落。因此，20世纪出现的“下半身写作”的作家们，应该从郁达夫作品中汲取人生经验与智慧，铭记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以使文学创作走向健康的轨道。

关键词：五四；欲望书写；郁达夫；凌淑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39－03

作者：曹运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血四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存在。五四作家在充满激情的人性呐喊中，高扬欲望书写的生命旗帜。从人的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作为追求的蓝图，使文本成为反映五四人性觉醒的镜子。

一、郁达夫：欲望书写中的五四品格

20世纪末，随着卫慧、绵绵等一大批宝贝作家的崛起而逐渐在文坛掀起一股“欲望狂欢”的潮流，他们的写作被媒体炒作成“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这些作家抓住了当代生活的外部形态，却造成对文学精神维度的消解和。不是说，欲望不可以写，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念去写。五四作家郁达夫、丁玲、凌淑华、庐隐等，在欲望书写中彰显五四品格，表达人的解放特别是女性解放的意义。文本高扬五四启蒙的主题，倍显人文主义关怀的文学精神。

在五四启蒙语境下，郁达夫文本对欲望的描写，具有启蒙的意味。他以清新的笔调，给枯槁的社会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唤醒了一代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切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与生存是人类社会的双重火焰。虚伪的封建道德，把人的欲望控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形成民族人性中“分离”、“灵肉分离”的畸形社会心理。要打破这种传统习惯，非猛攻不可。郁达夫用别样的文学姿态，向封建伦理展开了大胆的挑战。从自我暴露这个特殊角度，反应五四时期飓风惊雷般的反抗精神，用“碍眼”的字眼来表现那个时代的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的苦闷。基于此，文本中有关、描写的意义就表现出来，形成一道荡涤封建礼教的冲击波，使郁达夫“启发人智心智”的创作主张得以鲜明的体现。郁达夫的小说，在感伤的外衣下，跳荡着一颗愤世嫉俗的反抗的心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击传统道德的虚伪

郁达夫开始创作时，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人的价值几乎为零，个性近乎泯灭。封建礼教要求人们“非礼勿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完全扼杀人们对合理欲望的追求。

《寒宵》、《祈愿》中的主人公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去狎妓自醉，买笑当哭，我们看到的不是轻佻的、求欢后洋洋自得的醉态，而是性本能受到社会压抑后的流着眼泪的求欢，带着道德的。文本中充满了“向善的焦躁与纵恶的苦闷”。郁达夫无视传统性道德，以叛逆者的姿态痛斥传统道德的虚伪。《秋柳》中于质夫理直气壮地提出：“色胆天样大，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被道德来束缚。……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呦!”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于质夫的辩白，毋宁说是作家郁达夫的宣言。它表达了郁达夫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与反叛，把旧道德的虚伪和伪君子们在“仁义道德”的禁欲画皮下隐藏着的恶德丑行，毫不隐讳地示于人前，甚至达到使人不敢正视的地步。

(二)讴歌自由人性的美好

郁达夫的小说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大胆肯定人的七情六欲的合理性，把个性、从封建礼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沉沦》中的主人公强烈追求人性解放与爱情自由，却倍受异国歧视，生理欲求得不到伸张，只得在沉沦中挣扎，在堕落中呼救，以“一个时代受伤的孩子”的姿态出现在文坛，凄楚哀切地呼唤爱情。这种把爱情置于知识和名誉之上的呼喊，没有婉转含蓄，没有暗喻隐示，而是从一个处在封建礼教幽禁和列强歧视的青年口中发出的真正的“人”的声音，体现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程度，以及人们为摆脱这种禁锢的强烈呼声。

郁达夫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制作了大量的“零余者”形象。他们以个性主义为精神武器，揭露传统道德的虚伪，大胆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肯定的合理性，表现出对个性主义的强烈认同，显示出“以欲抗礼”的意识与对传统价值的彻底否定。其思想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人的发现与发现人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大潮，谁也无法阻挡。人们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肯定并实现个性解放。郁达夫的文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热烈呼唤人性复归的启蒙小说家、现代小说史上反传统道德戒律的先驱者。

(三)欲望书写背后的爱国人格

《沉沦》中的主人公他，由于自我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表现出种种病态行为，这病态行为和祖国的贫弱紧连在一起，弱国子民在异国所受的屈辱，实则是国家的屈辱。郁达夫在文本中对主人公病态的描写，同时表现了祖国的贫弱，从中反映了一个青年的反帝爱国之情。文本看似重在写人对欲望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又与政治上的不得志以及祖国的忧患是分不开的。正如张恩和在《郁达夫研究综论》中所说的：“《=沉沦》虽然着重表现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但那又是和他政治上的不得志以及对祖国忧患的情绪分不开的。”把《沉沦》看成单纯的性描写，显然是不恰当的。日本评论家小田岳夫认为，《沉沦》的忧郁，却是植根于祖国的孱弱，一切基于对“国家复兴的企图”。

郁达夫在看似谈情说爱的文字里，来揭示当时时代的轮廓，寄寓着忧国之思，表现出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爱。他热切希望自己深爱的土地富起来、强大起来，因而深沉的爱国主义始终围绕在他的文本中，并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五四或许可以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现代性”的狂欢节，启蒙成了时代的精英话语。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明显的背景，那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产生的民族危机感和救亡的历史要求。因此，启蒙和救亡就成了作家们一致的目标。正因为这样，郁达夫没有把启蒙的冲动控制在单纯的“欲望书写”的层面上，他常常突破欲望书写，展现启蒙理性与爱国情怀。他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他的忧患意识、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当然可以说成是对儒家传统精神“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