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渴望

摘要：《最蓝的眼睛》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通过讲述佩科拉的悲惨故事，莫里森所关注的似乎不仅仅是黑人小女孩这一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而是把目光更远地涉及到了在白人强势的文化冲击下黑人个体不和谐的自我、黑人家庭中不和谐的两性关系、在社会背景下不和谐的黑人社区，所以，佩科拉对于蓝眼睛的渴望实质上反映的是莫里森对于构建黑人和谐自我，和谐家庭，和谐社区，甚至是和谐社会的渴望。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和谐《最蓝的眼睛》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黑人作家，《最蓝的眼睛》是她的第一部小说，故事的主角诚如她自己所说是“在文学中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未曾认真对待过的人物――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女孩。”然而。这个渴望一双蓝眼睛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惨故事似乎表明莫里森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黑人小女孩而已，更有着构建黑人个体的自我和谐，家庭(两性)和谐，黑人社区和谐以及白人和黑人能够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渴望。在小说的开始，克劳蒂亚就感叹：1941年秋天她和姐姐用来保佑佩科拉和她和她亲生父亲的孩子而种下的金盏花没有发芽，也许是种子本身的缘故，因为那年镇上所有的金盏花种子都没发芽(黑人个体)；也许是因为佩科拉怀的是她亲生父亲的孩子，也许“我把种子埋得太深了”(黑人家庭)；也许因为那栽花的土壤不好，“土壤本身太贫瘠了”(黑人社区)。在小说结尾又强调。“是土地的原因，镇上土壤的原因……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美国社会)。

社会是由家庭这个细胞构成的，然而家庭又是由单个个体构成的，所以，社会和谐的基点当然是个体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指的是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是C，R，Rogers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最蓝的眼睛》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由于生活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氛围下，黑人的心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个体在“各种自我知觉之间出现冲突或者个体体验到自我与经验之间存在差距，个体就会感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表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为了维持自我和谐统一，个体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反应，这样为心理障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显然是小说中自我不和谐的典范，她是白人强势文化影响下最大的心灵受害者。几乎所有的眼神都告诉她白皮肤蓝眼睛是美的象征，秀兰・邓渡儿、玛丽・珍们是美的典范，而我们的佩科拉却是个“丑陋”的黑人小姑娘。佩科拉的自我告诉她自己不丑，所以。她才想要找出丑陋的秘密，然而她的经验告诉她白皮肤蓝眼睛才是美，这种自我想象和现实经验所产生的巨大落差使得她才有了企求蓝眼睛的固执偏拗的心态，这实质上已经反映出她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终于在1941年夏天遭生父奸污怀孕之后，佩科拉请求“皂头牧师”的帮助，最终认为自己获得了一双最蓝的眼睛，在早产的婴儿出生不久死了之后，便坠入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中，日日徘徊在垃圾堆中，并时时与她的蓝眼睛在镜中喁喁私语。

“人都需要自我的确认来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而在社会的镜子里看不到自我便意味着无所归属。佩科拉在镜中所看到的对自己的否定，源于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意识对她的否定。”佩科拉的自我不和谐俨然是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的产物，然而，个体的不和谐和他所处的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又休戚相关。如果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还能给个体一些温暖的话，佩科拉显然不会陷入疯狂的境地，因为，“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惟一永久的支持体系。”让我们来看看布里德洛夫夫妇的生活状态：妻子波莉为白人帮佣，在给白人帮佣的时间，她拥有了权利，奢侈和受人赞扬的生活；而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却显得多么黯淡无光；对自己的丈夫、孩子不闻不问，非打即骂：而对白人雇主却温柔有加。关怀备至。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否显示着她早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拖着日渐远离她早年的质朴天性和黑人文化的根基”成了白人文化冲击的另一个自我不和谐的人格分裂者。丈夫乔利失业，整日无所事事以酒买醉，曾经烧了自家房子，他不知如何抚养爱护孩子。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酒醉之后，面对需要爱而他又想给予爱的女儿，不知如何表达的他，却对后者造成了最致命的伤害。如果说一次尚可原谅的话，为什么还会有第二次?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乔利的屡次受挫和不和谐的家庭生活使得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私，无能而又极端的人格分裂者。

个体的自我和谐对于家庭的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佩科拉的父母亲却都是人格分裂，自我不和谐的代表人物，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难免会出现佩科拉的悲剧。然而，他们这个家庭的悲剧又与他们所处的黑人社区有着一定的关系。“对黑人而言。黑人社区依托于黑人具体的家。同时，它也是广泛意义上的黑人之家。”如果黑人群体能对他们一家，特别是佩科拉给予安慰、帮助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最后在疯癫状态下，孤零零地整日在垃圾堆间徘徊了。当奸污怀孕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克劳蒂亚姐妹对她充满同情之外，黑人社区其他人的冷漠让小姐妹俩寒心，也让佩科拉最终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疯狂状态。黑人群体以佩科拉为参照物加以对比，以对她的排斥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自我麻痹，生活在一种受白人强势文化所侵蚀的虚假幻象之中。典型的代表当属一些“白化”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像裘尼尔的母亲杰罗丹，路易斯，皂头牧师艾利休等等，他们都不屑与黑人为伍，认为自己更高人一等，与白人社会更为接近。杰罗丹对丈夫儿子远不如对她的猫感兴趣，而她怪异的洁癖和艾利休的恋女童癖都又显示出了自我的不和谐性。“据社会学家考查，‘一些肤色浅的黑人还是感到优越，还是喜欢与那些外貌相近的人交往；同时，那些肤色深黑者有着某种群体强加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中。黑人社区的不和谐造成了佩科拉悲剧的必然性，更加深了白人种族主义对于黑人群体的文化意识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控制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已经认同白人世界对他们的文化意识的影响，甚至连小时候憎恨金发碧眼洋娃娃的克劳蒂亚后来都有了向这种美的意象靠拢的愿望，只不过她明白自我与这种美的标准之间存在着距离，她才能得以完整地生存下去。而奠里森也曾说过。她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受伤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所以我们说，对于黑人而言，要想完整地在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生存下去，黑人社区的和谐，黑人家庭的和谐和黑人个体的自我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莫里森小说创作起点的《最蓝的眼睛》，正是向我们提出了她的这一渴望：构建黑人和谐自我，特别是黑人女性的自我，构建黑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在她后来的小说中，她正在一步步地探索尝试着如何来构建一个人人都能完整生存下去的和谐社会，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及黑人“两性平等对待，互相扶持，似乎才是理想的出路。”而白人与黑人也能和谐相处之时，才是理想的和谐社会，才是黑人得以生存的理想出路。

董春萍：淮阴师范学院大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