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俄罗斯宗教分裂运动溯源

时间:2022-03-06 05:36:17

17世纪俄罗斯宗教分裂运动溯源

摘要: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是大牧首尼康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的一些改革所引起的分裂运动。冲突双方分别为以尼康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分裂运动产生的原因有宗教原因、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这场运动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宗教改革;文化冲突;俄国

中图分类号:B928.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2-0088-03

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传统者坚决反对宗教改革。他们认为,拜占庭后期的东正教已经被异族(即土耳其人)玷污,失去其神圣性。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是纯洁的。这些人誓死捍卫旧的礼仪,后被称做旧礼仪派。本文拟探寻这场宗教运动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影响。

一、形成原因

(一)宗教的蒙昧主义和形式主义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教育水平低下和俄罗斯的蒙昧主义在我们的分裂中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文化学家米留科夫说,“俄国宗教的形式主义既是16世纪民族教会的根本特点,又是宗教分裂的根源”。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古罗斯文化一度被摧毁,普通群众没有机会受教育。他们的蒙昧状态直接体现在对东正教的信仰上。俄国的东正教活动注重礼拜仪式和祈祷的细节。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即使教堂的神职人员也不能理解经书的含义,因此,俄国人民重视宗教仪式。人们把礼仪形式奉若神明。在他们眼中,仪式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一种活动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要传达的信息和它能对人施与一种人与神的交流和沟通。改革派与旧礼仪派主要分歧也体现在一些礼拜仪式中。16世纪俄罗斯人对基督的崇拜几乎成为理解福音书的惟一基础。所以简单的仪式动作的改变涉及的是虔诚与否,因此,它才会导致如此激烈的纷争。

另外,旧礼仪派认定拜占庭已经衰落,第二罗马不复存在。那么现代希腊东正教所代表的不是神圣的正教,它们已经被异教所污染。他们认为改革派按照现代希腊经书更改仪式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俄国的教会才是东正教的衣钵传人。因此,他们誓死捍卫传统的宗教仪式。

(二)外来文化的影响

16世纪已经有不少外国商人在莫斯科经商,还有在国家机关供职的外国人。他们为封闭的莫斯科公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渐增多的外国商人给国内手工业带来冲击,西方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对传统文化产生的动摇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不满。普列汉诺夫认为,“分裂运动本身便是民族主义反动的一种表现”,“它是由于转向西方所造成的新的生活条件这样或那样地破坏了人民中各种不同阶级的比较重大的利益”。我们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对当时俄国社会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人们对它的抵触不仅仅来自经济利益的考虑。西方文化还触动了思想领域的深处,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俄罗斯人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外来文化在俄国遭遇的是两种接受态度。一种是认为应该吸取西方先进文化,另一种是更加强烈地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前者是改革派的拥护者,后者代表旧礼仪派。在当时的莫斯科公国已经有一部分人对本国的传统习俗表示怀疑,怀疑它们是否对国家发展有利。这些人失去了往日的民族自豪感,肯定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希望能与西方世界有更多的交流。而与外界交流的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对中世纪的俄国人来说,宗教依然是统领人们思想的领域,因此,从宗教人手,规范宗教仪式,利用它缩短与其他国家的距离不失为当时主张接受外来文化的改革派的首选之举。而以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面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保守的态度,他们固守着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价值观通过捍卫民族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产生极大的反响。两种世界观的对峙必然导致分裂,这种分裂首先体现在上。

(三)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

留里克王朝伊凡四世的儿子后继无人,从此,长达几百年的留里克王朝被罗曼诺夫王朝所代替。其间从大臣鲍里斯・戈杜诺夫开始,经历了上百年的混乱时期,沙皇更替频繁,农民起义不断,还有几次城市大暴动。在这个混乱时期国家政权和教会统治都陷入无序的状态。世俗政权与教会威信的下降使虔诚的教民虽然对国家君主的神圣性毫不怀疑,但他们把矛头指向执政的沙皇,认为他们是冒名为王者,真正的君主在天上。同时,对上帝基督的爱戴使他们对尘世的教会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天上的耶稣才是真理的化身。这些观念的转变使他们敢于由以前沉默的奴仆变为有思想、有主见的个体。鲍洛特尼科夫、拉辛的起义以及1650年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城市暴动就是这些转变的最佳证明。16世纪末,长达25年的立沃尼亚战争失败后,内忧外患使沙皇政权感到巩固政权的迫切性。而要达到此目的离不开教会的支持和帮助。

东正教在俄国的作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天主教。罗马的天主教始终处于领袖地位,教权高于皇权。而俄国自接受基督教以后,一直是政教合一。世俗政权需要教会的精神支持,教会需要皇权的扶持。混乱时期以后的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威信都有所下降,为了恢复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依靠相互的合作和支持。与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冲突促使沙皇想成为解放被土耳其苏丹奴役的东正教教徒的领袖。而要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必须首先与其他东正教国家保持礼仪形式的一致性。改革派的主张正好符合沙皇政权的愿望。在这场宗教运动中,尼康的改革派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占上风,也与沙皇政权的支持密不可分。

正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内部的发展机制与外来文化影响这双重原因使宗教分裂成为必然。

二、影响及后果

(一)世俗政权的权威重新树立

俄国东正教与世俗政权一直是一种相辅相存的关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15世纪“莫斯科――新耶路撒冷”的观念,和“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说法。这两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教会的统治置于世俗政权之上,后者则宣扬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17世纪占上峰的观点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念,这表明教会地位的优势逐渐被国家政权所取代。分裂运动后,沙皇的绝对专制权力得到加强。

沙皇的强化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的权力,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使精神生活失去支撑点。17世纪的分裂运动为18世纪的彼得改革做了准备。它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解除了中世纪教会对人思想的束缚,出现了新的类型的文化英雄,另一方面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分裂运动成为俄罗斯文化传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过渡,它是文化类型转型时的交接点。

(二)新时期文化英雄的形成

16世纪西方先进技术文明不仅发展了俄国

的生产力,也激发了俄罗斯人创作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人们对世界重新思考,新的价值体系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突出和彰显了个性的力量,由对沙皇政权和教会的绝对服从转变为对人的个性的崇尚。在这场分裂运动中形成两种类型的新人。以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充当了思想启蒙者的角色。他们既是受难者的代表,又是维护自身权利者的代表。旧礼仪派在捍卫自己的的行动中表现出一种末日论的情结,他们宣扬启示录思想。在他们眼中尼康的改革将会带来世界末日,只有通过牺牲自己,结束现世的灾难来换取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在旧礼仪派中形成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即以追求内在信仰为宗旨,强调在个性的基础上拯救灵魂,以及对上帝和别人的责任;确定了民族心态中的“良心”、“个人的选择”等范畴。阿瓦库姆肯定了个人评判教会和国家政权的权力。他在自己的文集中不仅把人看做一个积极的活动者,而且是一个与恶斗争中的潜在的胜利者。“旧礼仪派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国家意识形态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影响了一大批人,包括从奴隶到大贵族的各个阶层。”旧礼仪派的主张证明了新时期价值观的形成,新的俄罗斯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形成。另一类新人――改革派代表的是新价值观中开放和吸取的精神。他们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他们乐观、自信,坚信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

旧礼仪派与改革派虽然在宗教改革的主张中各执一词,但他们的纷争表明中世纪神权专制时期的结束,新时期价值观的形成。新价值观对个性的张扬使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分裂性日益突出。可以说旧礼仪派和改革派是19世纪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前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围绕传统与改革的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没有当时的文化新人,也许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有着忧国忧民思想、勇于为民族兴亡献身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分裂运动培养了俄罗斯人的个性,强化了他们思想的两个极端,即牺牲与忍耐性以及叛逆性。

三、结束语

17世纪的宗教分裂运动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官方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从那以后,俄国出现了许多非官方教派。历史上宗派运动之频繁是别国所不及的。分裂运动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使之完全从属于世俗政权,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它加快了俄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为彼得改革打下了基础。这场运动打破了古罗斯文化的完整和统一,中世纪宗教垄断一切的僵化局面一去不复返。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国生活和俄国历史的深刻分裂。分裂运动体现了俄罗斯人民追求彼岸真理王国与反对尘世教会的分裂性。这种分裂性牢固地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中。直到19世纪,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同样蕴藏着这种追求自由、反对专制的传统意识。他们反对传统、僵化的官方教会,力图寻求拯救俄罗斯民族的新的宗教精神。如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寻神派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言人。他们反对官方教会对人的思想的桎梏和束缚,倡导追寻施展人的个性与自由、创造才能的理想王国。由于俄罗斯依赖宗教仪式,特别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并没有牢固的宗教信念,所以,十月革命以后,许多普通百姓很快成为无神论者。今天,当我们回过头重新解读这场运动时,没有必要对分裂运动的双方的是与非作出绝对化的评判。改革双方都体现了俄罗斯人民虔诚的和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毅力。“它锻造了俄罗斯的自由而勇敢的思想、冷漠的和面向末日的思想。它显露出俄罗斯民族的特殊的属性:对苦难的坚忍不拔,对彼岸世界、对终极的追求。”尽管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国家体制,但它所引发的人民与政权的关系、沙皇和教会的关系及对后来者的启示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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