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早期在华的国家利益

摘要：1919－1923年，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长期多次的谈判与磋商，中俄双方最终于1924年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虽然在协定中放弃了部分在华的特权，但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保留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通过国家利益具有的冲突性与合作性的双重属性来分析苏俄早期对华政策，可以发现其政策的两面性。因此，对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仅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

关键词：《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22．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2－0074－04

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苏俄战胜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武装干涉，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所期待的世界革命落空，国内满目疮痍，经济崩溃的恶劣形势下，如何从政治、军事尤其是经济上维持这一政权，仍然是一个不亚于前者的严峻问题。因此，苏俄选择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入并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在对外政策中贯彻这一新政策是苏俄和早期苏联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然而从客观角度来看，尽快争取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样是苏俄面临的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当时，协约国各国驻圣彼得堡使节会议一致认为，应暂不承认新生的苏俄政府。苏俄政府曾通知中、日、美、英、法等各使节，要求协约国参与对德媾和，但驻俄协约国各国使节会议决定，“对于该项照会置诸不理，亦不假此电从中抗议。惟电请政府用报纸声明，广义派政府与德约议在先，通知联盟国驻使在后，则事已成事，何必再请参预等语。”此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还讨论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日本则企图独占苏俄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苏俄政府认识到，同西方国家建交和改变关系暂时无望，于是希望在远东避免同强大的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准备好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向俄国重要中心发起新的进攻时给予还击。列宁曾说：“我们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因为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无力进行这场战争。”而要稳住日本就要改善中苏关系，遵照这样一种构想，苏俄加快了改善中俄关系的步伐，中国成了苏俄最为关注的另一个东方国家。正如苏俄早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越飞所言：“从军事意义上看，中国的分量并非举足轻重，我们也可以不必考虑它。然而，中国却是我们世界竞技中的一张王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非常非常重视它。”

一、《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过程

(一)苏俄三次对华宣言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以此为契机，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7月25日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并且“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就满洲和外蒙古等地区问题，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宣言还就放弃中东铁路做出了表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宣言发表以后并没有很快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应，但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失败，俄中两国从1920年年中开始互派使团进行接触。

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是第一次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第二次宣言发表后，北京政府即表示愿意直接与苏俄政府谈判，随后，优林、斐克斯、越飞使团相继访华，但由于围绕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等问题双方分歧甚大，上述使团均无功而返。

1923年8月，苏联政府改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访华。9月4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表示：“1919年和1920年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的宣言，谅已周知。我对这些宣言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只想明确申明一点，即这两次宣言的原则和精神迄今仍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同时，声明又表示：“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从中不难看出，苏联政府一方面宣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放弃沙皇政府所掠夺的一切，以换得国人对苏俄的好感，从而寄希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另一方面，它仍然竭力维护其在华的既有利益。苏联政策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其当时的国家利益。

(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

加拉罕使华后，他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但是，1924年2月，随着英、意等国先后承认苏联，苏联在国际上已打破了孤立状态，加拉罕在同中国代表的谈判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先行取得中国的外交承认已不显得十分必要。而中国北京政府担心落在西方其他列强后面形成被动，加之国内问题成堆，各界人士要求迅速与苏联复交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双方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谈判，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下简称《中俄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以及七件声明书、两件换文和一个议定书。中俄两国据约互派大使，两国外交关系由此正式建立。

《中俄协定》表面上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是日后苏联方面根据局势的发展一再延迟中苏会议的召开，这样，苏联在协定中就中国利益方面的承诺只能长期停留在纸上。解决悬案大纲的一些规定行同空文，无法实现，从而成为苏联向中国人民所开具的一张空头支票。

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的苏联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因素，作为国家基本需求的体现，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具体目标。国家利益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现实主义的利益观阐述了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一个最基本属性，即不相容性和冲突性。按现实主义利益观的逻辑，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最终都将表现为国家间的权力之争。而与现实主义进行争论的跨国主义认为，国家间已建立起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兴旺，因此，具有经济互动关系的行为体对于保持秩序以及推进其利益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表明，在国家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的和谐，其意义在于，合作对所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不仅有利于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的安全。

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具有双重属性――冲突性与合作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本国的权力与安全。正是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了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有时是冲突大于合作，有时则是相反的。我们在探讨苏俄早期对华政策和行动时，同样也可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评价。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面临着外部势力的孤立与威胁，国内处于千疮百孔、经济崩溃的恶劣形势，为了追求“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的国家利益，苏俄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合作，采取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外交举措。这时，苏俄在华的国家利益是合作性大于冲突性。苏俄为了维护其远东地区的稳定和利益，避免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地位，它与中国的友好合作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英、意等国对苏联的先后承认，苏联在国际上已打破了孤立状态，国内形势也逐渐趋于稳定。这时，苏联在华的国家利益是冲突性大于合作性，它竭力维持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1924年双方签订的《中俄协定》表面上是双方友好合作的成果，实际上，协定的内容暗含着双方的冲突与矛盾。《中俄协定》及其一系列附件中关于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苏联早期在华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也是中苏双方最大的分歧点所在。因此，透过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可以更好地看清早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目的。

(一)中东铁路问题

中东铁路问题是中苏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一。在《中俄协定》中虽然规定了中国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回中东铁路，但是在实际中却是中俄合办共管，并且苏联占有很大权限。为什么苏联不愿放弃中东铁路，对于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表示矢口否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含着当时苏联在华的许多国家利益。

其一，军事战略上的利益。中东铁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东连苏联远东最重要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是苏联远东与西部领土相连接的捷径。1922年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后，苏俄的势力直接扩大到远东地区。这时苏俄如果“放弃中东铁路将意味着增强的力量，增加苏联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中俄共管则可以使中东铁路成为苏俄对日本的威胁物，从而增强苏俄的安全感。正如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所指出的：“我们将中东铁路所有权无偿地归还中国，但要按照我们1920年声明那样，我们来确定铁路职能条件”，“我们要求的不是补偿，而是军事的、经济的保障”。这里所说的军事保障即指苏俄在中东铁路的驻军权，以保障边境及过境运输的安全。

其二，经济与商业上的利益。中东铁路是中俄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中东铁路所经过地区物产丰富，是苏俄获得重要工业原料的基地之一，从而使该铁路有着重要意义，正如1922年9月27日《真理报》刊载的《中东铁路》一文所说：“连接太平洋港口同西伯利亚及俄国的过境铁路是远东地区商业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是满洲工商业中心，一方面为西伯利亚的俄国市场输送满洲的粮食及中国、日本、美国的货物。”同时，中东铁路有俄国的巨大投资和极为可观的收入。这条铁路从1920年开始赢利，当年赢利为560余万卢布，1923年为600余万卢布，到1926年则达1970余万卢布。这对当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苏俄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益。

(二)外蒙古问题

在《中俄协定》中虽然苏联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享有，并同意从外蒙古撤军，但只是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苏联其实并不想让中国控制外蒙古地区，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能保护其自身安全的缓冲国或缓冲区。契切林在解释苏俄对外蒙古政策时，对于这一点表露无遗：“这是与我们最基本的利益相矛盾的，因为，在白俄、日本人或者其他冒险者手中的蒙古对于我们绵长的西伯利亚边境有着经常性的威胁”，所以，“蒙古的安全自治和自决是不可侵犯的，是应该得到我们支持的”。苏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先是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同意放弃“满洲和其他地区”，因为期望通过对华的友好表示来换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从而摆脱当时外交上的孤立。随着苏联在国际上摆脱了孤立状态，对于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保留在华的某些特权是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才有了1924年《中俄协定》中的表面上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实际上仍然为苏联所控制。从国家利益所表现出的冲突性来分析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再次验证了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目标，并最终决定其政策行动这一普遍规律。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存在着冲突性，这也导致了它为谋求对外蒙古的控制权而采取了表里不一的斗争策略和行动。契切林对当时访华的越飞所做的指示应该是最好的注解，对于外蒙古“理论上承认中国的宗或者不得已承认其完全可以满足中华民族的观念”，要求越飞“在所安排的一切谈判中泰然自若，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友好、最镇静的基调，那么，中国人准备完全同意我们蒙古问题计划的时刻就会到来”。

由上可知，在早期的苏俄对华外交政策中，国家利益始终是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苏俄自食其言，否认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在外蒙古问题上玩两手戏法的行为，均是维护其当时在华的国家利益。因此，苏俄三次对华宣言和《中俄协定》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结果，对于《中俄协定》这个所谓的平等条约，不仅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应当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三、结语

对于1924年的《中俄协定》，至今评价不一。它常被评价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过去学界多认为苏俄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中，已主动、自愿废止帝俄对华旧约，在《中俄协定》中苏联虽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不愿彻底放弃权利，但同意废止沙俄在华其他条约权益，因此苏联仍是第一个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大国。

笔者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中俄协定》更具有说服力。国家利益是研究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形势下各国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决定了国家行为的不同。苏俄从三次对华宣言中体现的友好政策到《中俄协定》的口惠而实不至的转变，说明了苏俄在制定和执行其早期对华政策上，始终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性与合作性在这一时期的苏俄外交政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俄协定》是其早期在华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好体现。该协定签署后不足半个月，在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下，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既成事实。很显然，这具有沙俄时代对华政策的延续性。该协定中关于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规定，反映出苏联政府不仅对过去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某些不平等权利恋恋不舍，而且还想取得连沙皇也未曾得到的权利。

综上所述，关于苏俄早期对华政策，正如马士所言：“虽然推广到包括利用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基地在内，却在其他方面同帝俄的政策相似，而且尽管时过境迁，尽管沙皇政权已成过去，获得友谊的代价并未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