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政治共同体”思想浅析

摘 要： 马克斯・韦伯在对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提出了“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正是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对于社会建构而言，必须首先解决政治上的整合问题，才能将相应的经济政策予以推广，从而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识的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 政治共同体 社会建构

政治共同体的实体化与经济共同体的区别，是韦伯区分政治人和经济人的要点。为了能够获得政治认同，比从经济基础上得到足以支撑政治共同体的可靠资源，这种对于相关资源的垄断和支配，构成了政治共同体支配层的主要活动内容。一般而言，在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条件中，必须考虑的是“领土”问题。领土的主要意义不在于边界的划分――这种划分是后来的事，军事堡垒用以区别的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安全”问题。换句话说，领土意味着财富的来源，它主要是用来支付支配层的管理费用的。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政治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展财源，这就是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能够持续存续的主要原因，即经贸活动本身可以获得支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运作。剩下来的事就是富余生产资料的获得问题，这些富余生产资料的主要用途在于增加人口。

韦伯的政治共同体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各种“民族国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存续发展的基本必要条件。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以供分配，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实际上被切分为许多封建邦国，甚至是各种部落联盟而存在。在宏观的框架中，这种政治共同体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有着共同支配层的社会共同体，在微观上可能是各种风俗迥异、大相径庭的各种微型社会的集合体（波斯帝国和印度）。各种自然经济的群落在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中，被某个遥远的中央政权整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薛西斯的军队如果征服了希腊各地，那么这个控制地中海东岸的庞大政治共同体中，就不会使后人凸显希腊“自由城邦”的独特性。因为这种独特性的社会只是一个帝国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人们没有耐心区别波斯高原与希腊山地中，各种微型政治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因此，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理解，在理论上存在偏差是可能的。因为在分析这一概念的伊始，我们就会先入为主地进入到古典帝国的“规模化”效应中去，在这一巨大的社会熔炉中，对于北非某个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某个城市而言，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视线都会不由自主地向罗马或波斯波利斯聚焦。

韦伯的经济史分析视角，对于观察各种政治共同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不能从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开始，我们就很难想象，在广域的时空中，罗马人如何调控从幼发拉底河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辽阔疆域及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口。正是在经济制度，或者是税收―分配制度上的灵活性，使得政治共同体的外观有一个可供具体操作的内核。这种操作过程在韦伯看来就是国家对于强制力的绝对支配过程，而强制力本身的合法性则成了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理论依据。即政治共同体本身为了安全的需要和经济的满足，必须从整个社会中取得各个社会成员的认可。这就是崇拜机制――对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崇拜――的古典源头。当然这种社会伦理领域的崇拜机制并不会在人民的心中持续得太久，一种早已被运用的控制机制――法律被系统制订出来，并得到了普遍执行。这种强制性的规则有助于广土众民的国家不必为了调节各种细枝末节的社会生活冲突而疲于奔命。社会立法的主体自然在于政治共同体的支配阶层，由他们操心如何建构一个所需要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有秩序的社会。反过来说，社会秩序来自于前置的预先的思考与安排，只不过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通过法律的理性化而整合成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志。韦伯对于社会军事制度的分析就是直接抽取了社会中最有“纪律”和最讲求“秩序”的那个集团――军事阶层。由他们的集团意志所抽象出来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被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式――斯巴达和罗马都是古典时代的典型。法律的存续避免了个人意志的随意性，对于个人任性的治理模式，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去消除（近性化）。这本不是探讨政治共同体在起初的草创的阶段的重点内容，这里只需要弄清楚，经济共同体提供的资源如何分配并支持了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转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从氏族部落到民族国家这类广阔的政治共同体的构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尤其是政治运行模式与经济政策上的经验为广域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一种统治思想的形成必然需要好几个世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上的不断更新。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相当复杂，因为就历史的经验来看，古代世界很少有一个政权能够撑够200年。这就需要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哪怕是名义上的，也就是说，要将一大群操着不同方言的社会成员紧密联系起来，让他们意识到一个超越了政治共同体范畴的共同体的存在，而这个共同体就是民族。换言之，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域的变化，不能导致民族共同体自身的变化。这并不是要将政治与民族的关系完全切割开来，反而是为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承担保障民族生存的安全任务。政治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需要民族的认同感，增强亲和力。政治与民族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轴，没有无民族的社会，也没有无社会管理的民族。

因此，政治共同体通过走向民族共同体实现了社会建构的目标，最终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了一个拥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相似的文化背景、多元的民族生活的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