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摘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相伴随，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视角的分析凸显了作为现实力量和象征关系的性别在现代上海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和炫耀性消费等都市文化生产中的意义，以及与国族想象的纠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

关键词：性别视角；男性形象革命；摩登女性；上海都市文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16312

作者简介：陈惠芬，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一

晚近的上海文化研究中，性别视角的介入虽非唯一重要的方法，却是值得瞩目的动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现实关系或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与上海都市文化”因而成为值得一谈的热门话题①。有意思的是，作为一项结合了多种面向的跨媒介、跨学科议题，其讨论却首先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发的，这有赖于两个方面因素的促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即已发生了“重振海派雄风”的讨论，至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进行，海内外学者加紧了“为海派正名”②的工作，力图为上海新一轮的“与国际接轨”提供历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海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海派作家对女性与上海都市的描写被重新提起，此其一；其二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和方法革新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处在前沿位置。如果说国内学界相当时间里尚致力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那么海外学者则藉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尚少为西方理论关注、征用的“生荒地”，与彼时欧美学院里新潮理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及其象征资本的交易展开激烈的争逐。以王德威的说法，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至少发生了三方面可说重大的变化。第一，“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其次，研究对象远远超离了传统文学文本的定义，而成为包括文学、电影、流行歌曲、大众文化、城市研究等等在内的多元、跨界的操作演练；再者，对历史“大叙述”的重新审视，“永远历史化”或“重新的历史化”成为研究的新趋向[美]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 期。。在这一背景下，性别和上海都市文化等以往不被关注的问题开始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其非主流的位置既使“重新的历史化”成为可能和必要，也为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各种新潮理论的阐释和运用提供了极大空间，这都促使了相关讨论的提起和性别视角的介入。

而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角度视之，上述种种，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拓宽，也可以用晚近学界普遍的“文化转向”来表达，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脉络变化的一个侧影。后冷战时代环境、文化和种族冲突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的图景，学界研究的重心也从以往对“宏大历史”、意识形态的关注而更多转向文化方面。“文化转向”于是成为学界的普遍走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明显的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地理学领域则产生了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新的交叉学科，传统历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撼动。传统历史学素以军事、政治史为重，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化史”已然成为历史研究的最新方向，并影响到历史以外如文学研究等领域。“新文化史”师承后现代主义精神，认同边缘、拒斥中心， 强调对以往不被重视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等的研究，其对“文化”的理解也更为多面，既包括深层的社会心态和思想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与表面文化。

“文化转向”也影响到了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兴起，如有学者（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在世纪之交的洞察：“如果近来的地理学研究中，地方的概念变得更加微妙，那么，性别的定义也是如此。主要从强调男女在物质上的不平等，转移到对于性别定义里的语言、象征、再现和意义的新兴趣，以及主体性、认同和性别化的身体等问题的关切。”[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 9页。换言之，文化转向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不但要指出现实世界里的两性不平等，还要揭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语言和再现等象征秩序方面的问题，由此改造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这也是女性主义介入知识生产的起始。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并无性别研究的位置，仅有的一些性别定义也大都停留于生物学层面，而缺乏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介入。在这样的状况下，女性主义强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波伏娃语），意在指出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地位是一个包括了语言、符号、制度、心理认同等等在内的文化建构的过程，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两性之分所决定的，便和传统的知识论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由此引发了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挑战。

事实上，晚近女性主义对性别（gender）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在波伏娃“建构论”的影响下发展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以此区别仅从生理意义上谈论两性的sex。的重新定义及其相关理论的建立，不仅标志了它“文化转向”的开始，展现了女性主义综合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进行有效改造的成果，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日益形成的分析方法和范畴，其触角已然伸展到了当代学术的各个领域，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医学史和科学史等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个性、人权、自由、平等，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柱。而女性主义则从性别的角度对罗尔斯《正义论》中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检讨。她们认为由于性别的盲点，经典自由主义的“人权”概念是值得怀疑的。自由主义坚持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做严格的分野，强调国家和法律不可干预包括家庭在内的私人领域。自由主义的这一界定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家庭暴力是否应该被“看见”和阻止？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和事务不能进入公共空间，那么有关个人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就会在所谓私人领域中失效，这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社会正义是相矛盾的。因此，当代哲学和法律对自由、人权的解释必须纳入性别的考量，性别不仅关乎女性，也关乎男性，归根结底，是每一个公民参见刘禾 《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4日。性别与医学史方面的重要成果可参见美国学者费侠莉教授（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女性主义也有效地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性理论，论证了历史上女性在现代性之“内”而不是之“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厘清19、20世纪之交西方主要城市在物质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西方学界发生了现代性问题的论争。其中，波特莱尔和本雅明等人对“短暂的无名的相遇和无目的的闲逛”的描述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经典特征，同时这一“处处因匿名而狂喜”的“闲逛者”无疑是男性的，因为“闲逛”或“游荡”是男性的特权。甚至一些强调历史上女性被动地位的传统女性主义也认为，那些在拥挤的街道上自由行走的“闲逛之人”不可能是女性的，现代性关注的是城市的公共领域，女性因长期生活在私人领域中而无法与现代性结缘。后现代女性主义则认为，现代性其实“是种建构出来的论述，像其他叙述话语一样，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事件和过去的一个版本（version），这版本为了研究和强调，挑出某种现象，忽略其他的。因此，指出以下一点也许并不让人惊讶：尽管此概念被广泛挪用，在认识论的术语中显出其丰富性，但它还是大体上没有表达出女性的经历体验”[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她们认为，无论是经典现代性论者，还是早期女性主义，都只关注了“早期现代性”时期，而忽视了现代性高度发展时期的社会舞台，即消费和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初期，那时为女性以象征和现实方式侵入的公共领域正快速增长，比如百货公司的出现便使西方女性不再需要男性的陪同而得以自由上街。这个时期也是整个西方由“维多利亚的稳定世界和‘文明’价值转向一个不确定的现代世界，从一个帝国世界转向一个后帝国世界，从一个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社会转向一个女性获得平等的社会”Steven Matthews Modernism（M）Londen：Arnold，2004，p3。的时期，女性从而得以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社会的公共活动和“爆炸性”发展的消费文化中去，她们在城市里谈钱论价，参与政治动荡，挑战正统观念，她们的“行为举止”毫无疑义地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

将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时期女性日益扩大的生活空间和消费活动纳入到现代性的范围，女性主义的这一举措不仅充分考虑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历史和普通女性的经历体验，挑战了本雅明等男性精英的现代性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为揭示现代社会的交互关系和视觉变革提供了富有启迪的途径。女性主义虽然关注的是社会转型中女性的境况，而所发现的却不仅是女性的遭际，也是现代城市形成的过程。工业革命以来，包括女性在内的大量的人群从乡村到都市，与陌生人频繁不断的遭遇，使视觉符号和外在表征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成为脱离了传统的地理和血缘所属的都市人相互识别的依据，更是现代都市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未可或缺的推手或运行方式。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相对，它是现代性构成中极为重要或必需要“被看见的面孔”；或者，它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又不仅如此或“简单如此”。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它对都市的面貌和现代性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性别/女性，正是那“看得见的面孔”的组成部分或策略之一。

同样，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女性主义或性别视角的介入也成效显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绘或深描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地图。

二

和女性被排除在经典的现代性论述之外相同，曾几何时，消费没有历史，即不被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上海的消费文化和现代性问题也得不到应有的讨论。但消费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亚当·斯密语），也相当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都市文化的面貌，故而，晚近的上海研究不能不将消费作为至关重要的章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的心态》、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以及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等等都曾深入探讨了炫耀性消费在近现代上海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和心态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都没有谈到百货公司在上海消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或者说忽略了女性与百货公司及炫耀性消费的关系。上述西方女性主义对现代性问题或“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的研究则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指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百货公司在西方炫耀性消费的发展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发展了它“大胆的新形式”（左拉），除了其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商业体制等前所未有之举外，百货公司还开了西方女性无需男性陪伴而自由上街的先河。此举不仅为百货公司准备了源源不绝的顾客流，让女性得以完成替其“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英]琳达·麦道威尔：“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功能在于挪用并保存她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或享受的价值与商品；她替他们的劳动提供了一剂解药和一个目的。”《性别、认同与地方》，台北国立编译馆、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的社会必需的消费活动，并引发了包括城市空间、视觉系统以及阶级和性别重组在内的历史的一系列变化，它因此是“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现代上海同样如此。1917年，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先施公司率先在南京路揭幕，翌年9月，永安公司也随之开张。1926年和1936年，又有两家名为“新新”和“大新”的巨型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闪亮登场。这些以经销“环球百货”著名的上海百货公司，横植了西方最新零售业的制度，同样提供了女性行走的自由，使以往被要求不出大门的良家妇女获得了走出家门、走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合法性。上海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虽然由来已久，却一直质疑声不断，直至先施等百货公司的出现，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而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在提供她们行走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促进消费的使命，尤其是借其所具的物质和流行标杆之便，型塑了一种外表洋化或踵事增华的“摩登女性”，这就使上海的现代化获得了新的动因或“催化”力量。 作为一种新的女性类型，“摩登女性”可以说某种程度重新定义了性别，她们因百货公司的兴起而突破了传统对女性温顺被动和囿于内室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和百货公司/“环球百货”的联手，有力地提升了“表面印象”在现代上海的重要性，从而将上海的炫耀性消费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表面印象”或都市奇观与炫耀消费的关系是现代性理论的重要方面，波特莱尔曾认为“现代性即是化妆”，本雅明则在他的《拱廊街计划》别指出了商品世界对现代人视觉的震惊，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德波、鲍德里亚等有关“景观社会”的分析，也都进一步指出了都市奇观与炫耀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恰如女性主义所指出的，几乎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倾向于低估都市奇观发展中性别关系的重要性[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第217页。。晚近的研究中，由于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研究的介入，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有力的改变，不少研究分析了广告等表面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凡此等等。而女性与百货公司关系的提出，则进一步“弥补”或改进了这一缺陷。就现代上海而言，不仅以西方现代商业为参照，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四大公司堪称都市奇观的集大成者，万花筒般的商品世界和表面印象予大众以强烈的冲击，“摩登女性”在都市奇观、社会表面文化的营造中同样厥功至伟。“摩登女性”不仅是百货公司等现代性事物的产物，她们的出现且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运行方式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样城市的出现，即个人的身份和发展机遇可以通过外表的修饰而获得。换言之，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身份地位是由血缘门第决定的，女性的地位也通常要低于男性，而在现代上海，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原本居于卑位的女性却有可能藉自我包装/外观的改变而获得发展的机遇当时很多的报刊杂志，包括漫画和文学作品，都直接报导或间接记录、描述了摩登女性在都市地位、机遇获得率的提高，以致引起社会男性的焦虑。1930年起，上海各大百货公司等开始正式有规模地启用女店员，除了一定的学历要求外，也被要求“衣服穿得好看点”。 。这一变化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为女性的社会“晋升”创造了条件，它事实上是现代上海“表面文化”的核心或炫耀性消费的本质，消费不仅仅是对物质的享用，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重建，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帮助了人们的身份“重建”和社会的阶层流动。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当上海都市化快速进行之时，有人曾指出：“谁能说在把‘大上海’建得更大时，百货大楼没有出它的一份力？”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8页。然而，百货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上海”的推力，除了它崭新的商业形态和“统销环球货”的能力外，何尝不在于它和“摩登女性”的互为援手，进一步影响了上海的城市面貌和现代进程。且不说这一联手于现代上海的消费革命、阶层变化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大量的女性往来于街道和商店之间，成为都市潮起潮落人群的一部分，即此一端，已然构成空间/历史的极大变化。

女性、百货公司与现代上海或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实远为复杂。“线性时间进步观”通常被认为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性追求上的主要倾向，而世人对“线性时间”的认知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女性和百货公司的“提示”。作为资本主义大胆的新形式或“历史前进的新动力”，百货公司在中国现代化桥头堡的上海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进步的代表，其崭新的商业形态更是直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印象。而与其相伴而生的摩登女性，她们的追新逐异虽然极大地挑战了社会陈规，引发了各类批评，但因为其中所交织的时间意识，所谓“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张爱玲：《更衣记》。，也使其在当时的上海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空间。如此，先施等百货公司与摩登女性的联手如果不是造成上海“线性时间进步”的唯一原因，那么在促使上海从一个“文物寂寂”的“蕞尔之地”一跃而为远东第一都市或世界级城市的过程中，也必定功莫大焉更多女性与上海百货公司关系的研究请参见连玲玲《女性消费与消费女性》，陈惠芬《“环球百货”、“摩登女性”与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等。。

值得指出的是，为上海的消费文化立下汗马功劳的不仅是女性，也是作为“民族主体”的男性。历史表明，现代中国的消费革命其实某种程度是由男性形象的变革所引发的，或者说男性形象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消费的形成中。辛亥革命以“清除鞑虏”为首要目标，“剪辫易服”/男性形象的革命于是成为“兴民国”的当务之急或关键一章。1912年，成立未久的临时政府颁布了民国的第一个服饰法令，其中男子的礼服尤其是大礼服几乎照搬西洋服饰参见《服制》，载《中华民国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印行。，透露出强烈的从服饰改革入手以适应世界潮流、加入“万国竞争之势”的诉求。但这一举措却直接冲击到了我国传统的纺织行业，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和改变，“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冠履亦皆用缎，倘改易西服，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外国呢革，势必购进外货，利源外溢。故必亿兆民用愈匾，国用愈困矣”王东霞编著：《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2页。。以西式平顶硬草帽在中国的风靡为例，它原本是西方传教士等外籍人士的用品，也由他们引入并组织贫苦妇女儿童制作，以作自用和少量出口。但在民国初期则成了市场的热销品，刚刚剪去发辫的中国男性纷纷以此来作为自己的新形象或新身份的表征，从而使得小小草帽一度成为引发市场竞争的畅销产品。这就再次说明了性别视角介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于性别作为一种分析的方法，它所关注、联系的其实不仅是女性或男性，也关乎社会的物质关系，能够锲入到历史的深处，呈现出事物更多的复杂性或发展“逻辑”，现代中国男性形象的变革和分析正是如此。

首先，性别视角的这一介入不仅重现了中国现代意义上消费文化的初始场景，也呈现了中国历史变动的某种颇为鲜明的性别特色。性别，尤其是男性形象在有清一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并非是出离于政治之外的，相反倒切切实实地就是社会政治/政权变动的一部分，民初的“剪发辫”如此，清初的“薙头梳辫”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是如此。历史变动和政治革命要从“头”/男性形象的改变开始，这不能不说是具有深意的。

其次，性别视角对男性形象变革的重读帮助了我们进一步思考、梳理中国现代消费的某种发展“逻辑”或线索。如上所举，中国男性在辛亥前后的“剪辫易服”，不仅蕴含了强烈的政治内涵，且引发了远为广泛的生活领域的革命，小小草帽不过是其中局部而较早发生的一例。换言之，民初男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说，正应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吉登斯曾以咖啡为例来释米尔斯的这一论述：咖啡是一种对大脑有刺激作用的饮品，但它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人们喝了一杯咖啡，事情却不是“喝”这个行为这么简单，而是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种关系之中，引发数千里外的人持续不断的种植、运作和交易……所以，饮用一杯咖啡的行为可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中国男性形象的变革同样呈现了此类“社会学的想象力”：“剪辫易服”颠覆了中国男性的传统形象，西式的礼帽、洋伞、手杖、皮鞋、眼镜、衬衫、纽扣、手表……凡此等等的物品从而成为与其相配的必需品，或身份的组成之一，呢绒、皮革等材料也变得需要大量进口和生产；既然西化的男性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形象的新正统，有着政令上的支持，那么女性服饰的趋向洋化，以及大众的日常生活喜用洋货也势所难免了；洋货的畅销风行不仅使得外商更多地漂洋过海为利而来，也刺激了中国制造商的出现，民族工业乘势而起，市场进一步扩大，由服饰而食品而用具，人们的吃、穿、用、住都日渐变得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无论洋货还是国货；生活领域的市场化、“公共化”于焉成型……

无疑，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中国市场大门的被打开是现代中国消费主义发生的最为基本的情境，而男人形象的变革则是其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给中国社会和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触发点。吊诡的是，女性形象的变化虽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其合法性却远较男性形象的变革来得不易。如果说曾几何时西化的男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是令人鄙弃或“骇怪”的对象，服饰革命之初也曾发生过“剪辫不易服”或“剪辫缓易服”的呼吁、抗拒，那么以叶文心的说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西装革履，戴着西洋帽，手持西洋杖，不但不再是使人感到骇怪讥讽的对象，反而成为那个年代上海社会精英的一种必然形象”[美]叶文心：《从都市“奇观”到“辉煌”景象》，《文汇报》2006年6月12日。。而女性形象的西化、所谓“摩登女性”却日益成为社会焦虑的对象。虽然她们在现代上海并不乏活动的空间，也身体力行地表征了“日新又新”的时代价值，却始终处于褒贬不一的处境。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国货年”运动中，“摩登女性”受到了严厉的谴责，被认为除了她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无一不是外国货，因而多少有着“卖国的嫌疑”，而在稍后的新生活运动中，她们的“衣短袖长”则成了国家监控的对象。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根据的手令率先出台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的条例，其中包括：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旗袍左右开叉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等等，并标明“妇女衣着装束不遵守本办法者，由岗警加以干涉，如有反抗者，得拘局惩处”《赣省府订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央日报》1934年6月9日。。而在民国初年的服饰法令中，如我们所知，还几乎没有女性的什么事（与男性大礼服、小礼服、常服等一整套的规定相比，只简单规定了其标准服饰为“长与膝齐”的中式绣衣加褶裥裙）。简言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男子的西式形象不仅一开始即在政令上被确定下来，在文化上也日渐获得了的合法性，女性的形象或服饰问题却日益成为焦虑的起源和管控对象。这一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又蕴含了何种信息？

借鉴性别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说这正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投身世界潮流时主体“不明”或所陷困境的表征。在现代中国或男性精英者的意识里，民族主体的性别始终是男性的，象征系统的革命因而也是从男性形象的变革开始并“隆重其事”。现代以来，女性形象的变化虽然风起云涌，尤其是风气初开之际晚清上海领导的女装革命可谓风头十足，并广泛影响到普通的良家妇女，所谓“靓装倩服效妓家”，女性的服饰问题却并不在民国初年的象征系统中显得有多紧要。然而形势的发展却让女性的形象/服饰问题“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与国族兴亡扯上了关系。“国货年”和“新生活运动”中摩登女性之所以倍受指摘，乃是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大众或当政者看来，她们的奇装异服除了“有伤风化”之外，还严重地影响到了“国格”。说来也是，现代上海一边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比比皆是的异国情调和风物，分裂的“一市三政”的空间格局则无时不凸现着中国的缺损和屈辱，穿行其间的摩登女性仿佛“点睛之笔”，尤其令人触目。更有研究者指出，在成立未久的南京政权的眼里，上海租界恰似一个代表了外来威胁的桀骜不驯的女人，“摩登女性”正是它的对称（应）物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前者的敌忾必然连带了对后者的惩处，或者说对摩登女性的污名正是社会/国族焦虑的表征和转移。

情况其实远为复杂，除了国体政治的原因外，对摩登女性的焦虑也是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族工业和列强的商战已经全方位展开，或者说正达到一个白热化的高潮，造成“漏厄”或“利源外流”的也已不仅仅是男性的“改易西服、衣帽用呢”，而是更为广泛的由女性主导的大众日用品市场，当然也包括了堪称奢侈品的“女性脂粉”。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这一中外冲突。为了转嫁危机，欧美和日本等国向中国大量倾销产品，与中国的民族工业抢夺市场，给后者造成极大压力。而在性别政治和国族政治的双重影响下，摩登女性在被当作焦虑“缘起”的同时，也被作为问题的“解决”，她们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公诉1934年2月20日的《时代漫画》上便有黄嘉音直接以《向社会公诉上海女郎》为名的文章，列数上海女郎的奢侈、懒惰、摩登打扮等四重罪。，被指认为犯有奢侈、懒惰、卖国等多宗罪，另一方面则被赋予振兴国货的重任。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是显著的一例，妇女被和国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主导者们相信，只要女性能够拒斥洋货改用国货，中国的民族工业就能够在与列强的商战中取胜。这就使上海的消费文化如最初的男性形象革命一样，同样、或再一次糅入了民族主义的成分男性新形象的装扮基础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其目的则是要创造现代中国男性形象的“新正统”，因而也可以视作中国民族主义消费的始作俑者。。

问题在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困厄并不能由女性而化解和拯救，当政者对西化/洋货的抵制事实上也始终处于象征/替代的层面，即止于对摩登女性的指摘控诉，虽然发动了一系列国货运动，却难以/无法通过的行使（如自主关税）真正在商战中对列强作出有效的抵抗。这一状况告诉我们，一方面，传统的性别政治/男尊女卑、女性祸水论等等，在现代中国依然有着强大的市场或势力，民族国家的困境和社会男性的焦虑经常通过对女性的贬斥来“化解”，同时则说明了本质主义的男女二分并不可靠，或者说再一次提示了现代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处境。以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说法，性别并不是刻板固定的，而是可以变化流动的，因具体的情境而定。在权力的谱系中，所谓“女性”，指称的其实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而是权力的等级，它可以是女性人物，也可以是男性人物或其他事物，只要它们占据的是“次等”的女性化的处境或位置参见[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西方之间阅读笔记》，麦田出版社1995年版。。现代中国虽然自视其主体是男性的，有关自我主体的想象也一直是男性化“中西联姻”是代表性的想象，只有胡适的“睡美人”之说为例外。的，然而它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其实是个被剥削、被歧视的女性化的地位，这既构成了它屈辱的背景，也激起了它不绝如缕的反抗和富有性别特色的化解方式。“摩登女性”所受到的指摘，也只有放到这一背景下才能为我们更多地理解。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性别群体，她们的性别身份不仅是在与中国男性的关系中，也是在与社群的集体身份或城市历史、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中形成的。她们既标明了现代上海与世界难分仲伯的消费发展，又烙印着中西商战和民族主义想象的鲜明印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愈益加剧的国族危机之下，由于性别政治的作用，她们替代早年那些令人“骇怪”的假洋鬼子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正是“情理”中事。

三

性别视角也有效地解释了现代上海大众文化的生产和特性。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的经典文化或精英文化，它以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是伴随着技术革命尤其是传播技术的革命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在西方，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一方面，现代印刷和摄影等“机械复制”技术促使了新的文化产品的出现和批量生产的可能，让成千上万的人们得以享受新技术的成果，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的大众消费能力的提高也使他们能够晋身为文化市场的主顾。而在现代上海，其形成则还有赖于两个因素的直接促成。

一是从传统科举制度转身而来的男性知识者或新兴职业文化人的介入，正是他们一手缔造了上海都会语境下的大众出版文化。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而走向现代的上海工业化尚显不足，但在现代性的追求和想象方面却一点不输西方，或者说因之而更加强烈。以李欧梵的说法，中国的现代性在20世纪初期，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演变成对于都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印刷文化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汪晖、李欧梵：《什么是文化研究？》，《读书》1994年第8 期。。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际，一批新兴的职业作家，报刊文人或小说家，编辑与出版商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崛起，他们麋集上海，以启蒙为契机或志向，通过办报、创作小说、翻译、出版书籍等方式，向大众介绍新知，表达对新世界的想象，满足大众新的文化需要，同时也在日渐形成的上海文化市场中寻得生存之道，重建个人身份。然而，如果说女性从来就存在于小说家的文学想象中，她们的悲欢喜乐构成了明清以来中国通俗言情小说的主线，那么将女性的形象直接作为画报等出版物的要件则是现代印刷出版文化的发明。这便引出了促成现代上海大众文化市场的第二个要素：女性的介入。

纵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若过江之鲫的出版物，女性形象若非唯一夺人眼目的焦点，那么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画报上的封面女郎到月份牌广告，女性形象作为现代上海大众出版文化的主角乃是不争的事实。李欧梵认为，就《良友》画报上的女性形象来说，她们未必指称了男性的目光，倒可能代表了某种正在形成的新的公众语言，如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描画和想象，尤其是她们中不少是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因此更具社会文化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文化固有的对女性的规训要求，李欧梵的这一观察值得注意；而问题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良家女性的抛头露面是被禁止的，那么画报上的女性为何因其身份的真实性而更具影响力？原因无它，这一变化说明的其实乃是，与时代的变迁相一致，女性正在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场域的重要力量；唯其重要和不可或缺 ，“真实”的才更受欢迎和具有影响力。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女性成为社会瞩目的中心，画报等大众传媒功不可没，然而究其根本，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本身的情状和背后一系列历史的运动，才真正是女性崛起的动因或为她们的“头角峥嵘”做了充分的准备。现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不仅和大范围的社会改革或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其本身也常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或动因。其中既有晚清的开女学、放缠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娜拉的出走”，也包括了像百货公司的兴起为普通女性提供的行走自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大众传媒或文化工业的兴起，则将女性进一步推向了都市化的前沿，前者强大的渲染、传播功能屡屡成功地将现代女性拱成万众瞩目的“明星”，而女性在现代都市日益增多的空间占位或由妇解运动与消费发展共同促进、积累增长起来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才是大众文化势必/难免青睐女性的真正原因。《良友》画报等现代上海的印刷文化如此，电影之类的文化工业更是如此。

上世纪的头十年，电影开始传入中国。然而如果说现代上海的大众出版文化主要是由昔日的士大夫阶层或男性知识者推动的，女性在其中大都充当了想象的能指，那么中国/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则更多地有赖于女性的介入。凭借着电影这一新兴技术，现代中国的女性更为实际地参与了都市充满“声、光、化、电”的文化生产。作为一门崭新的文化产业，电影虽然依然为男性所主导，然而银幕对女性的依赖，以及女演员在明星制度下逐渐积累起来的主动性则得到了比在印刷文化中更大程度的释放。中国电影的发展充分显现了上海都市语境和文化生产中性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电影的早期，女性演员的加入，几乎就是电影在中国能否推衍、发展的关键。于此之前，“性别反串”是中国表演艺术的正宗，虽然这一程式并不仅见于中国传统舞台，也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地区的表演传统，在这一表演程式中女性也可反串男性而不仅是男扮女装，但在中国，自清朝乾隆时期禁绝女演员在北京城里出没以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男班”/ 男性反串扮演女性成为唯一的表演程式。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清末的新剧中。虽然辛亥后女演员开始复出舞台，而在辛亥前后风行一时的新剧中，旧瓶装新酒、男性反串女角依然是主要的表演方式，男性演员们穿着时装演时事，却依然沿用了以兰花指等等指称女性的表演方式周慧玲的《表演中国：女明星 表演文化 视觉政治 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对此作了详尽梳理。。男扮女装也是中国电影的初始情景；然而，电影特写技术发明了，男性粗大的喉结在电影特写镜头下变得“真相毕露”无以逃遁，令观者再难“以假为真”参见郑正秋《新剧家不能演影戏吗？》，《明星特刊》第4 期，1925年9月。。传统的性别反串因之不再可能，而女性形象对银幕却是“必须”的，那么，问题将何以解决？

值此中国电影发展的“空白”一刻，在现代中国的都会生活中日益获得了影响力的女性再次被启用或发现了。一方面，王汉伦等早期女演员勇敢地以一双放大脚登上银幕；与此同时，她们摩登的打扮和职业要求则被作为时代价值的标杆和说服观众的筹码而渲染推介。正是在这一举措下，困境中的中国电影有效地破解了“寻找新女体”的难题，让女性的现身银幕变得因合乎时代价值而颇为成功。不仅如此，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且由此寻找到、发展起了以现代中国最显成长性的新女性为社会新鲜人、新鲜事之代言者的叙事方法参见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 表演文化 视觉政治 1910-1945》。。中国电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是和女演员的加盟、出色表现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电影科技的发展中，她们也贡献良多参见张真《———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上海大学学报》 2006年 第1期。。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女演员对中国电影工业或都市文化的贡献是无可否认和值得铭记的，然而，她们的贡献、作为通常被省略了，其原因，除了传统研究的性别盲视外，中国早期电影本身长期以来在主流研究中所处的次等地位也连带地使女演员的贡献多有遮蔽。

许久以来，海内外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中，五四新文学或白话文运动曾是唯一的制高点，电影则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因电影相较于五四白话文，不仅技术来源是纯西方的，在内容上还常常和鸳鸯蝴蝶派等“封建”旧文艺粘连不清：“鸳鸯蝴蝶派，文明戏，电影，孳生地都在上海，鸳鸯蝴蝶派和文明戏一样，集海派作风之大成，是同气连枝的兄弟行”，而“电影正当童年，天真未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然容易和鸳鸯蝴蝶派、文明戏合流”柯灵：《柯灵电影文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其间意味不言而喻。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看法也依然禁锢于五四文学的标准，认为其情节剧的模式而使它丧失了“五四”社会分析的复杂性参见[美]米莲姆汉森 《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 第1期。。有鉴于此，晚近的一些女性主义电影学者致力于发掘女性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关系，在她们看来，把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和女性的地位放在中国20 世纪初期的历史景观中来考察，不仅将重现女性与中国电影的关系，还可以挑战那种仅仅视“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起源的观点张真：《〈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

晚近的女性主义学者着重讨论了女性和中国电影现代性及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她们认为，早期的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无声电影中跻身于最为成熟和激动人心的作品之列，除了呈述主题、场景安排、叙事形式等等所显示出来的现代品格外，还在于女性形象和现代性问题结成了深刻的“表里”关系。现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通常透过女性的形象而演绎，“妇女既是都市现代性的寓言，也是它的转喻（metonymies）。她们体现了城市的诱惑、不稳定、匿名及晦暗不明”③[美]米莲姆汉森 ：《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更为重要的是，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体，同时也是新的公共领域，它能有效地唤起观众即时的感官和情感反应，并在公共场所为他人、包括陌生人所认同，从而帮助人们去思考他们的生活和处境。这就使得一种不同于哈贝马斯（文字和理性化）的公共领域的另一种公共性得以形成。而这样一种“感人”的效应，很多时刻是由女性演员给出的，比如观众常常会为剧中人物一掬同情之泪，同时对于观看者来说，这些令他/她们为之动容的银幕形象，时常又“既不是通奸之妇也不是自我牺牲的母亲，而是以容貌和演技而驰名的阮玲玉”③，或其他为观众所喜爱的女演员本身，是后者的一颦一笑激起了观众对角色的认同或理解。换言之，是女演员的个人魅力、演技及银幕角色间的“主体间性”，共同帮助了电影这一新的公共领域的形成。

事实上，电影女演员与公众/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远超影院空间，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一系列的变迁或社会“剧码”中，她们都未曾或缺。除了银幕形象受人们瞩目外，个人生活也成为大众的言说中心，常常一剧上映，人们所关心的不仅是剧中人的命运故事，还津津乐道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与其个人生活间的关系，甚至她们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打扮、爱恨情仇，私生活种种本身即是各路舆论或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这一状况的发生，固然和好莱坞明星制的影响有关，而究其根本，则和上海的历史进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将演员的银幕形象和个人身世联系起来，通过所谓的“度身定作”等等，有意混淆角色和演员本尊的关系，以引发观众更多的观看热情，是明星制的诀窍之一；中国早期电影的明星制度虽然不及好莱坞成熟，但也不乏尝试且不无成效。然而，与其说是明星制将早期中国的女电影演员置于了社会舆论的中心，一切皆是明星制“惹的祸”，毋宁说现代上海本身的境况才是明星制得以形成、运作的土壤和动力。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现代化的城市，新旧文化的冲突或协商势所难免。一方面，它充满了对线性时间的追求，认为新的就是好的，“摩登即等于新”，同时又因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原因、包括旧文化的掣肘而对社会的变迁心生疑虑。而电影女演员无论是其在银幕上所扮演的常常正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她们本身即是社会新鲜人之一（从职业取向到生活方式），都使她们极易成为现代上海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协商的焦点。简言之，上海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物质的变革外，尚需要文化方面的协商或辩论，女性与都市空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上述妇女国货年和新生活运动对摩登女性的批判其实也与此有关，电影女演员的处境则为这一论辩提供了“合适”的场域。

纵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的电影杂志、大小报刊以及街谈巷议为代表的各路舆论，其所围绕着电影女明星展开的各类言说，细节和语调或有不同，对象和剧情也变幻莫测，核心部分则无非是女性在都会空间的位置问题：什么样的空间占位、举手投足是社会所允许、期望、同时符合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的？这是现代上海才有的问题，也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必将遭遇的问题或题中应有之义。上海特有的条件使得经历了一系列历史洗礼的现代女性最早大量地出现于都市空间，她们的出现一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新兴的消费和文化工业带来了新动力，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新形象，一方面则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秩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以周慧玲的研究，当代表演理论中的“表演”概念在跨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已经大为扩大，研究的范围也从传统的剧场论述转而向包括各类舆论在内的社会其他领域推进，表现出明显的和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趋势。如此，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为载体，围绕着电影女演员幕前幕后的活动而产生的诸种史述、舆论、流言，完全可以联结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文化表演”而视之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 表演文化 视觉政治 1910-1945》，导论部分。。然而如果说表演即协商或协商的一种，如洪深所指出的“表演的工具是身体”洪深：《电影戏剧表演术》第一章，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那么自早期电影女演员现身银幕的那一刻起，一种新的身体意识与传统规则以及正在形成中的都市空间的协商关系已然发生。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她们的出现为何从一开始即引起瞩目，电影女演员的“现身说法”对长期为性别反串传统浸淫的大众无疑是一种视觉震惊。

令人鼓舞的是，大众仿佛也很快默许了她们去冲破陈规，实践、创造新的肢体和表演语言，人们蜂拥而入影院，有时只为一睹女演员的新作派，缘在于中国电影尚处于需要实验的开创阶段，社会大众也竭力要从电影里获得现代生活的新知识，包括由女演员呈现出来的举手投足的新礼仪。在那个除旧布新的时刻，女性尤其是电影女演员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了社会改革的实验品。但女性在都市空间的位置并没有因此牢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协商”也并未就此而止。比如，随着《新女性》、《三个摩登女性》分别由蔡楚生、田汉导演，阮玲玉主演。等影片的上演，“谁是真正的新女性”或“什么才是真正的‘摩登’和‘摩登女性’”等等的论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上世纪三十年代，且大大溢出电影的范围，和“国货年”运动中的“卖国”或“爱国”论述纠缠在一起。此类话题显然不是其时上海唯一重要的问题，却突出地表征了上海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困扰，联结了远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恰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内忧外患中，“浸淫于民族意识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比先前多了一重负疚感”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 对“新女性”的焦虑难免不是此类“负疚感”的一个表现。然而之所以要以“新女性”或“摩登女性”说事，除了她们无论在外表装扮上还是行为举止上都和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性别政治也将女性作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现实社会的矛盾通常通过她们的形象而表达；有意味的还在于，如前面已经说到的，在时代的变迁中，尤其是上海急剧的都市化和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中，摩登女性乃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群，“这种主要以都市和国际化为导向的现象使一种与消费紧密相连的女性形象具有了生命力”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电影女演员则被认为是摩登中的摩登，是其时最有风头的摩登女性。这就进一步呈现了上海都市文化的特色，突出了性别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即以在时代变迁中日益增长了影响力的女性为中心的表演和评说（从演艺市场到众声喧哗的社会舆论），正是上海文化生产的特性或重要场域。虽然消费和大众文化在提供都市女性新的活动空间的同时也带给了她们负面的影响，如使电影女演员等遭受到流言的侵袭，但女性和性别的话题毕竟由此而进入了公共空间。就此而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电影女演员而形成的众声喧哗，核心问题虽然是女性在都市空间的位置和主体性问题，实际的影响却不止于此。它于无意中拓展了都市的公共空间，突破了传统现代性理论所设的樊篱：现代性关心的是城市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私人空间。在消费和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上海，现代女性的生活空间显然已经不是“私领域”可以限定，有关她们的种种“流言”也未免不是另一种关于女性和都市关系的公共讨论围绕着“阮玲玉之死”的讨论可以说是这一公共讨论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议题在反复的拉锯后，文化协商的结果/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如对女性的职业问题和在都市空间、文化生产中应有地位的认知认同，亦就此进入到市民的生活意识和城市认同中，成为上海现代性的日常形态和基础部分。

结语

女性主义指出，我们或许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待性别，“不是视其为象征建构，就是当作一种社会关系”，而“这两个面向——做为一组物质社会关系，以及做为象征意义的性别——不能真的区分开来”[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序言，第10页。。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证实了女性主义的这一论述。 现代以来，中国女性在一系列历史变动的影响下，广泛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她们的影响遍及现实的物质关系和象征层面；或者说，她们从一开始就介入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媒体的变革中，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部分。在现代上海，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都市文化的生产，藉天时地利之便，大规模地介入到了现代上海的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见证了资本主义象征经济的形成，她们的形象、行为举止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成为社会文化想象/协商的来源与动力。同时，由于性别建构与公私两分的关系十分密切，大量的女性行走于街道，出入公共场所，活动于银幕上下，不仅引发了女性于都市空间位置问题的新的认知，也重新划分了都市的公私空间。凡此种种，无不（再一次地）印证了女性主义所指出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叙述和体验，更大程度上是被女性的物质和想象的在场意义深远地标示出来，而不是经典描述所承认的那样”[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209页。。更不要说，由于上海历史的特殊性，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现代上海复杂的空间结构里，反复多重的纠葛与较量，使女性/消费的关系还和国族问题等等深深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现代性的另一层重要关目。事实上，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相始终的不仅是女性，也是社会男性。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现代上海的变迁充分显现了性别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在炫耀性消费和大众文化生产中的意义，同时证实了性别视角介入的必要和有效性。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