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分级法制化的思考

[摘 要] 实行电影分级制度,不仅是电影法制化管理的需要,对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日趋紧迫。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依法治国”框架内,使电影分级制度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去。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以及运作的建议,期望对中国即将出台的电影促进法以及电影体制改革有所借鉴。

[关键词] 电影分级;法制化;思考

电影分级制度,不仅是电影法制化管理的需要,对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日趋紧迫。目前,电影分级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实行电影分级制度。

在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已经非常紧迫。它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尊重及对观众多样性的认可,也是观众和创作者保障权利的需要,实际上由审查向分级的过渡,是民主与法治以及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依法治国”框架内,使电影分级制度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去。对于电影分级制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规范。

一、标准应该尽量明确具体

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明确、具体的标准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管理过程中的人为因素。[1]17西方法规的先进性在于极其细致的量化标准,有利于所有人能理解和明白底线是什么,这就加强了创作人员在创作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分级的标准有特别细致的划分,如达到什么程度就属于少儿不宜,怎样的算是在艺术范围内,怎样又是超于其外,怎样的表现算是血腥,伤口充满整个画面的二分之一是什么情况,四分之一是什么情况都有明确的标准。好莱坞的导演在执导场面时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清楚可以拍摄到身体什么部位,哪些部位可以被看到,哪些部位不能被看到,因为有明确的规则为他们提供底线,因此,他们能在底线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创作自由。日本也对演员服装的程度予以明确的规定。其标准一目了然,可操作性强,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而如今,中国导演在拍摄这些场面时,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则可参考,心中是非常忐忑的,他们不知道哪些镜头能拍,哪些镜头不能拍,什么样的镜头可能被通过,什么样的镜头会被枪毙。这样使电影的生产与投资不只承担了经济风险,也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不利于多渠道地引进电影资金。

二、加强电影创作人员的权利保障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二者互为条件而存在。[2]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还不完善,存在许多权利和义务相分离或重义务而轻权利的现象。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全篇共六十八条,却没有一条提到权利。民主社会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若离开了对相对人权利的辨认、保障和尊重,就会形成权力的滥用。另外,权利不应只停留在口号和宣言阶段,没有保障的权利就形同虚设。宪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①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新的《电影促进法》中应将其予以确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行为规范、公正透明、清正廉洁、勤政高效的政府,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行政公开制度是指公共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一律公开。即必须将公共部门的公共权力的运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相关的情报资料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过程与结果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知悉。[3]把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之下,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运行。正如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所说:“如果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在当前群众时代的社会中,当政府在很多方面影响每个人的时候,保障人民了解政府活动的权利,比任何其他时代更为重要。”[4]

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因缺乏公开性,使其蒙上了神秘色彩,也多了许多人治的色彩,电影审查人员的个人好恶对于一部电影如何删减及是否通过有很大的影响。限制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最好方法是保障公众参与。事实上,电影的行政审查不仅涉及电影创作者的权利,也涉及观众的观影自由与文化权利。为达到保护青少年的需要,而不应只靠几个审查人员的主观臆想去决定一部电影是否列入限制级别以及通过与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与公众参与,是保障电影分级公正有效的最有力手段。

四、建立救济制度,保障正当程序

当今时代,程序法的价值已受到法学家和政治家的充分肯定,他们认为程序是法的内在的生命。实体法规定权利和义务,而程序法则是保障这些权利和义务实现的基本规则。只规定法律实体权利,而缺少程序保障,那么立法赋予再多的法律实体权利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轻视法律程序权益的结果往往是行政主体以国家神话为理由剥夺公民实体法上的权利。正当程序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理由、根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救济的途径等。正当程序的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必须给予他知情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对于决定者而言,就是履行告知和听证的义务。[1]29同时正当的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实体公正。公正必须首先是看得见的公正,这种看得见的公正即是程序的公正。

一部电影被列为限制级可能意味着方方面面的限制,如伊朗的影片被分为A、B、C三级,A级电影可以在官方电视台上广告,在最好的院线优先上映;而C级电影则被禁止在电视上播广告,并仅限在少量有限的影院以及在非高峰时间播放。电影的放映受到限制,这实际上涉及了导演及制片单位的权利,但是一部电影究竟属于何种级别,因何属于限制级别,这实际上是很难用客观标准去检验的,这就应该用程序的正确来间接支持结果的妥当性,并且这种公正的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相对人的不满。同时一部电影被列入限制级,不仅意味着放映的受限和观众的减少,并且还有被禁的可能,这既意味着导演、创造者和演员的心血付之东流,也意味着电影公司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投资也毫无回报了,因此,应该允许其寻求获得救济。如,依据美国的司法程序,假如某一制片人对于关于其影片的定级有意见,可采用三种方式表达异议。要求定级委员会说明给予某一级别的理由,并有权申请定级委员会重新考虑其决定;有权与定级委员会一起讨论到底需做哪些修改才能达到令其满意的定级,不少制片人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对影片再次剪辑修改后获得满意分级的;将“案子”上诉到设在纽约由21名资深人士组成的定级上诉委员会。

五、加强行业自律

法治政府意味着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权力应受到限制,不是无限地扩张,政府不能事事躬亲。可以由行业有效调节的问题就应由行业自律。电影属于一种表达自由的艺术,政府不能强制电影行业接受政府的观点。同时,电影也是一种商业事业,有些东西应交由市场去检验和调整,加强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能充分保障电影创作者权利。

电影行业的自律,是电影行业的自我约束,电影创作者在享有国家赋予的创作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电影创作人员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不只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社会化、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要求。电影行业应该自觉地拒绝和低俗,使其自律意识获得社会的认可。行业自律能避免一些行政权力的弊端,如行政人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然而因为当前我国的法制还不完善,电影行业完全自治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在保障行业自律的同时,应加强政府监管和消费者的社会监督。电影行业应与政府达成协议以确定电影行业与政府的关系。政府的监管当然也是有节制的,即在充分保障行业自律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加以监督。另外,行业自律这一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更接近民众,电影行业应加强和电影观众的对话,及时有效地接收来自观众的投诉,积极吸收来自管理机关和广大观众的意见、建议,敏锐地感知政策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分级信息与标准进行调整、更新,不断地健全电影行业的自律机制。影院业主协会也应加强自律,自觉实行分级放映,这一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如有的国家要求影院在放映前,必须在公告内说明影片的级别,并要求在放映前先播放的公告片中也要加以说明。

六、进一步打击盗版,保护电影版权

现实生活中,因盗版的泛滥及互联网信息的发达,致使如今电影审查的作用已大打折扣。不管什么影片被主管部门禁映,人们总能从其他渠道轻易获取,如盗版DVD及随处可见的网络下载。电影分级的出发点是保护青少年儿童,但是由于电影院的票价昂贵,让很多青少年望而却步,他们观看电影主要是通过盗版和网络,因此从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角度来说,打击盗版及净化网络的意义原有大于电影分级制,盗版的泛滥已使政府对电影业的管理力度和效果都降到了最低。

电影盗版不仅削弱了政府对影业的管理力度,更使电影业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于美国电影光盘的盗版使好莱坞每年损失近40亿美元,香港的网络盗版肆虐也使得香港电影业每年收入减少了4亿港币,几乎相当于香港年票房收入的一半左右。盗版商放肆地取得正版电影商应得的回报,却不承担任何拍摄的成本,导致电影的成本最终只能摊到正版电影购买者的身上。这样就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用户不能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进一步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盗版抬高了正版的价格,高昂的价格可能造成更多用户使用盗版产品,进一步加重了正版用户的负担,最终将无正版电影可寻。[5]在民主法治及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呼唤一个更为法制化的管理手段,以法律促进发展,以法律保障权利,我们期待中国电影产业的振兴以及电影创作者权利的保障。电影分级制,不仅是保护青少年儿童的需要,更是一种对表达自由和法治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社会多样性的认可。

随着社会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电影审查向分级的文明演进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审查这种颇具时代特色的产物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行政程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7.

[3] 肖毅.论行政公开制度[J].前沿,2005(05).

[4] 徐红.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发展变化[J].电影新作,2003(05).

[5] 王梓伊.呼唤网络时代电影著作权保护――试析网络电影盗版现象[J].理论界,2006(12).

[作者简介] 梁冬梅(1973― ),女,吉林白城人,法学硕士,吉林工商学院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