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正义实现的桥梁

[摘要]在休谟之前，传统正义论表现为德性正义论、神学正义论和自然正义论三种历史形态。休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为传统正义理论已经失去了整合社会行为的能力。他在批判继承以往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人们的利益需求来诠释正义等观念，主张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进而提出了以人们的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以财产权为核心和以法律规则为中介的正义理论。把正义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休谟　正义　桥梁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068－05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其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正义观的形成，不亚于在正义论领域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然而，如何认识和评价休谟的正义论，学界却见仁见智，看法不尽一致。如有学者更为注重休谟正义论思想体系本身的逻辑自洽性，而对于其革命性意义却较少关注。也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休谟正义论的承前启后性质，但又认为该理论仅局限于财产所有权领域，具有极大的褊狭性。其实，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不是看他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现成的东西，而是看他是否提供了哪些前人没有提供过的新东西。本文认为，犹如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将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起来一样，其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利益为基础，以财产权为核心和以规则为中介的正义论思想，仿佛为正义跨越独善其身的德性正义和神性正义，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然正义，回归到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来架设了一道桥梁。

一、休谟正义论思想的渊源

综观休谟开一代新风的正义论思想，虽然处处都显露了怀疑和批判的智慧光芒，但其与前人的正义观又存在着不解之缘。在休谟之前的正义理论主要包括古希腊时期的德性正义论、中世纪神学正义论以及近代古典自然正义论。

德性正义论。德性正义论源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在他们看来，正义是自然的一种属性，是一个宇宙论的概念。后来古希腊政治家梭伦把正义与关于应得的概念联系起来，使正义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性与德性的概念。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则将正义的“应得”思想系统化，认为正义就是为城邦做与其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事情。柏拉图晚年甚至提出：“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和城邦的安排中――我们应该服从那引起具有永久性质的东西，它就是理想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这样，在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中，正义与法律便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同样认为正义与法律相关，正义意味着守法。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是一种对于他人的总体的善，是一种存在于公民身份之中的德性。除了在守法这种总体的层次上来理解正义，正义还有其具体的含义，具体的正义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德性正义论的这些观点为休谟从财产权和法律规则视角重新思考正义的本真内涵及其实现途径提供了宝贵启示。

神学正义论。中世纪的神学正义论将古希腊人阐述的应得、德性整体、与他人的善、不干涉等与正义相关的概念，都融合在一个与神相沟通的良心正直的概念之中。在《圣经》中，所谓良心正直，是指找到正确之后内心的一种平静。而要良心正直，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仅仅取自己应得，应得是良心正直的应有之义。正义通过良心正直与应得发生了关联，而一个人保持良心正直的途径就是信仰上帝，“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并且，这个地球都化为灰烬之后，以及在我们的律师和诉讼当事人面对伟大的法官――上帝之时，它仍将特立永存”。因此，神学正义论尽管从形式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就其内在的精神旨趣来说，它主张通过信仰上帝实现正义，最终达到实现救赎的目的，却表达了一种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也为休谟探究正义与人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照。

自然正义论。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自然法的旗帜，开始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来打量人类社会。他们认为，自然法不是来源于上帝，而是来源于人自身与生俱来的理性。“近代自然法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它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因素，并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嘲这样，人类理性取代了上帝的理性，成为沟通自然法与正义的桥梁。特别是自然正义论的倡导者们致力于从其预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赋予人的自然权利以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等全新的含义，并将其视为人的最基本权利，这无疑成为休谟创立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利益感为基础、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和以法律规则为路径的正义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休谟与正义论思想的时代转向

在休谟之前，传统正义观占尽了先声夺人的优势。休谟的正义论思想处处充满了怀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是与其本人的哲学、政治学和道德学的倾向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新思想挣脱旧思想锁链所能作的唯一选择。

(一)休谟对德性正义论的批判

德性正义论是与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作为德性和作为规则。作为德性的正义指的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即根据每个人应当得到给予他相应回报的品质，这也就是人们的公正、正直的品质；而作为规则的正义指的是对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规则的服从和践行，即个人遵守正义规则的品质。因此，麦金太尔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时指出：“无论‘正义’还指别的什么，它都是指一种美德。”休谟则通过对人类理智能力的考察，提出正义不是来源于人的理性。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休谟明确指出，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和我们知觉善和恶的能力长期被互相混淆了，道德不在事物的抽象性质中，而是完全与每一特定存在的情感或内心情趣相关的，道德知觉不应归类于理智的活动，而应归类于趣味或情感。据此，休谟进而提出了正义来源于情感与利益感的观点，认为“我们并非因为一个品格令人愉快，才推断出那个品格是善良的；而是在感觉到它在某种特殊方式下令人愉快时，我们实际上就感到它是善良的”。同样，作为道德一部分的正义也不是建立在理性上，而是建立在情感上。至于作为规则的正义，在休谟看来，同样不是源于所谓公益的道德理性。因为“经验充分地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当他们还债、践约、戒偷、戒盗、戒任何一种非义的时候，并不远远看到公益上面。这个动机是太疏远了、太崇高了，难以影响一般的人们”。休谟认为公益并不自然而然地与正义规则的遵守相依属，恰恰相反，只有“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因为“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由于自私，人们各自利益的体系是相互冲突的，这对于实现个人利益是不利的。同时，外界资源的相对匮乏和人的欲望的无穷无尽与人类

本性中的自私天性相结合，更造成社会冲突和动乱的频繁发生。而要消除这一乱源以确保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就只有在社会中确定正义的规则，并且要求每一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正义规则。

总之，在休谟看来，以德性论著称的古典正义学说是以排斥人的基本情感，特别是人的私利原则为基本前提的，而为它所视而不见的私利原则恰恰构成了近代英国社会创造国民财富和建立政府制度的出发点和人性基础。休谟由此另辟蹊径，从人的情感欲望而不是理性中去寻找正义的起源，把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生产生活活动看作是符合正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正义论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二)休谟对神学正义论的批判

中世纪神学家们在继承和扬弃传统正义论的基础上，融入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构建了一个以上帝正义为核心的基督教神学正义观。这种正义观极力宣扬正义来源于神的理性；正义只有通过对神的信仰才能得到实现。基督教贬低现世、主张来世，主张现实生活的目的就在于和上帝沟通并获得拯救，这是对无奈和痛苦的现实社会所采取的一种带有强大力量的消极态度。正如韦伯所说：“这种对所有经验到的存在的摒弃，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摒弃可以给人们的伦理生活注入强大的力量。”基督教的神学正义论使得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的人们在信仰中感受到了正义，成为人们生存价值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源泉。休谟针对神学正义论的理论逻辑，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因果关系是从经验得来的，而不是来自先天的逻辑推演，不能从因果关系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上帝是至善、正义的来源。休谟甚至从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罪恶的事实出发，在关于上帝的至善和正义的性质问题上，把人们带人了著名的“伊壁鸠鲁悖论”，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还深刻地批判揭露了神学正义论的不现实和虚伪，反对基于上帝理性的虚无缥缈的“来世的”正义，主张从人性中而不是神性中去寻找正义的根源，在世俗之城而不是上帝之城中追求“能感觉到”的正义，这一正义观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

(三)休谟对自然正义论的批判

17、18世纪是古典自然法学说最盛行的时期。以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和洛克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们大都假设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曾经存在过一种自然状态。他们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类个体的权利，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结合起来解释正义的起源。对此，休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正义是一种人为的，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德”。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先天就具有占有财物的自然权利，而在于如何获得一种持续稳定的财物占有。因为真实的财产权不是依靠所谓的自然正义，而必须依靠人为的法律规则的设计，通过法律规则来确定财产权。休谟认为人们进入了社会状态，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的所有物都得到稳定以后，随之就发生了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也就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所以不先理解正义，就无法理解财产权、权利和义务。为此，休谟尖锐地指出：“有些人不先说明正义的起源，就来使用财产权、权利或义务等名词，或者甚至在那种说明中就应用这些名词，他们都犯了极大的谬误，而永不能在任何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此言可谓击中了自然正义论的要害。

三、休谟正义论思想在财产权领域的实证

如前所述，休谟的正义论是以财产权为核心来论述的。但在如何获得财产权的方式上，他一反依自然法原则获得的传统，认为财产权是在不违背正义的法则和道德上的公平的范围以内，允许以个人自由使用并占用一个物品，并禁止其他任何人使用和占有这个物品的那样一种人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正义上面的。”因此，财产权获得的关键绝不是什么诉诸自然理性的问题，而是设定具有实证意义的财产权的规则及其实施问题。在休谟看来，用以确证和保护财产权的正义法则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稳定财物占有的原则

按照休谟的推论，外界财物占有的变化不定是驱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进入人类社会以及制定正义规则的重要原因。所以，正义法则首先要解决的是财物的所有权问题。正如他本人所言：“没有人能够怀疑，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而且在确定和遵守这个规则的合同成立之后，对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谐与协作来说，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休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继续享有其现时所占有的东西，即每个人对于自己已占有的东西应当具有财产权。不过，休谟又指出，规则通常只能在社会建立之初针对“无主之物”发挥作用，如果永远遵守这个规则，就会非常有害。因为财物的现时占有者或许就是以往对“有主之物”的非法占有者，如果固守这个法则，就往往会排除财物的偿还，并使各种非义行为都得到认可和奖励。因此，还需要确立其他一些财产权的规则，休谟将其细分为四个主要规则，即占领、长期占有或时效、添附和继承。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依据同意转移财产权的原则

依休谟之见，在人类社会，财产的稳定占有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味地保护人类财产的稳定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规则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是流动的，人类的财产占有也是变动不居的。这种财产转移对于经济往来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人们的交往和生活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每一个人采取暴力的方法夺取认为对自己合适的财物，那么社会就会重新陷入动荡不安的状况。因此，休谟指出：“正义的规则就是要在僵硬的稳定性和这种变化不定的调整办法之间，找寻一种中介。但是最合适的中介就是那个最明显的方法，即：除了所有主同意所有物和财产给予另外一个人之外。财物和财产永远应当是稳定的。”休谟认为，这个规则不会引起争斗和纷扰的结果，因为这种转让得到了所有主的同意。在具体实施这一原则时，往往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些人为的手段或措施，如交出谷仓的钥匙，就被看作是把仓中的谷物交付出去；举行石与土的交付，就表明把一座庄园交付出去。人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各种仪式，在想象中以象征的方式转移交付财物，这样，就必须牵涉到“许诺”法则。

(三)履行许诺的原则

在休谟看来，许诺同各类仪式一样，是法律家们基于在想象中以象征的方式转移财物所作的发明。他写道：“有一种特殊的心灵活动伴随着许诺；随着心灵的这种活动又发生了不同于义务感的一种践约的倾向，我可以肯定，这两点中不论哪一点都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我大胆地断言，许诺是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的人类的发明。”当一个人说他许诺任何事情时，他实际上就表示了他完成那件事情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又通过许诺这种语言形式，使自己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即如果他失约的话就会受到再不被人信任的惩罚。休谟在这里看到了许诺实际是人们彼此达成的协议，没有协议就不会创造出新的动机。因为经验教导人们，如

果我们制定一些符号或标志，借以互相担保我们在任何特殊事情中的行为，那么事情将会调整得对彼此都有利益。当这些标志制定以后，谁要应用这些标志，谁就立刻被他的利益所约束；要实践他的约定，并且如果他拒绝履行他的许诺，他将永远不能期望再得到别人的信任。

休谟断言，上述三条基本法律规则是确证和保护财产权所不可缺少的，甚至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完善与和谐的秩序所绝对必需的，忽视了这些基本法律规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和幸福。由此可见，在休谟的正义论思想体系中，与财产权获得相联系的法律规则已不再是某种单纯的工具或手段，而是具备了特定的道德内涵和伦理价值。对此，有论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休谟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围绕着正义原则而展开的。休谟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在《人性论》第3卷《论正义与财产权的起源》一章中，对‘确立正义的各种规则的方式’的探讨。”哈耶克也曾经说过，“休谟达致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的有关人类制度生成发展的理论”，“休谟有关这个问题的洞见乃是他在这个领域中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上述评价是毫不为过的。

四、休谟正义论思想的历史影响及其现实启示

休谟的正义论是一个完整而又精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丰富，新论迭出。尤其是他对法律规则的推崇和倚重促成了传统正义论向近现代正义论的转化。把握这一点，对于深刻理解休谟正义论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效用至关重要。

首先，就其历史影响来说，休谟摧毁了前人精心构建起来的诉诸理性的正义理论大厦，预示了诉诸法律规则的正义理论和学说必将大行其道。休谟生活于18世纪英国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方兴未艾的时期，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其正义的基石，另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又必然要求新的伦理精神和正义观念与之相匹配。休谟在《人性论》第3卷道德学的开头部分坦承：“关于道德的每一个判断都与社会的安宁利害相关。”因此，“道德比其他一切是更使我们关心的一个论题”。显然，休谟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其目的并不是要使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恰恰相反，而是要为之寻找新的正义之基及其诉求路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休谟将现实生活中业已司空见惯的市场交易法则引入到正义领域中来，并且赋予其全新的伦理意蕴，这无疑为化解传统正义观迷失的危机，以及为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正义价值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固然，现实生活中的正义毫无疑问是一个近似于包罗万象的巨无霸问题，无论是休谟或任何人都不可能究其穷尽。把休谟的正义论思想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他只不过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对当下的正义诉求予以回应，其局限性自然招致后人的批评和匡正，其合理性则为后来资本主义法治国的成功实践所证实，也为英国乃至西方国家功利主义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和长盛不衰所证实。

其次，就其现实启示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正义与利益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它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属于彼岸世界的・而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认识和反映，并且受该条件发展变化的制约。休谟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活动中的利益感考量正义的来源和基础，赋予正义以客观物质利益的基础，这是它得以颠覆以往理性正义论和神学正义论的利器，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正义与利益关系的关键。因此，汲取休谟关于正义与利益思想中的合理要素，对于促进传统道义文化的现代转型，充实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体系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有助于我们注重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正义和促进正义。诚如西方一条古老的法谚所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休谟把正义视为“人为之德”，把具有德性和技术性双重属性的法律规则作为中介引入正义论思想体系，揭开了以往正义论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这不能不说是他为人类正义思想宝库贡献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财富，也为正义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拓展了一条可靠途径。在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公平正义与法律规则的内在联系，真正把法律作为运送正义的方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努力通过法律规则的创新完善和切实付诸实施，有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是公平正义实现的应有之义，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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