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讲堂里过足瘾

老记者的“新闻会”

“这堂课，我该讲什么好呢？”一上台，担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翟惠生老师就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场，激起了大家极大的好奇心。之前我们听课，都是老师准备好主题，亮出PPT后直接开讲。翟老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见他腰板笔直地站在讲台上，真诚又自信地说：“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到底对哪些问题感兴趣。要不请你们提问，我来回答？”按需开讲，对症下药，这个老师挺有创意。

大家纷纷举起了手，讲堂瞬间变成了新闻会的模样。翟老师很高兴，挑选了第一排的一位男生。“老师您好，我想问问您怎么做一个好记者？”一听这问题，我就暗想：“这问题太大了吧！老师该怎么回答呢？”只听翟老师开口：“好问题，请坐。”男生一听夸奖，有些得意地坐下了。“小伙子，你其实是想问一个好记者应具备哪些素养，对不对？”“是的。”男生点点头。“这个问题不错，但提法有待提高。范围太大，就不容易切入本质，应该更有针对性一些。举个例子吧，如果想问教育部领导关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对策，就应该讲清楚具体是针对哪些学生的就业难，或者在找工作时遇到了哪些障碍，才能让受访者就事论事，一针见血地直指问题核心。”听到这里，男生似乎听出了翟老师话里的含义，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种先扬后抑的教学方法真是高明，而我同时也学会了一招――怎么更好地提问题！

然而要提出好问题并不容易，翟老师强调，这与一名记者丰富的知识素养是分不开的。讲到记者要有政策积累时，翟老师又一口气把十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背了出来。这些枯燥的内容从他那富有磁性的东北大嗓门儿跟相声似地蹦出来，听起来真带劲儿。

回答完记者素养的问题，又有同学问起了与写稿有关的问题。不知怎么的，翟老师竟莫名生起气来：“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有的记者有特异功能？”这话说的谁？大家齐刷刷地望向大动肝火的翟老师。“你们别不信，我可是有证据的。”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翟老师像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又戴上老花镜，给我们读起报纸来。原来是一则关于王菲与李亚鹏离婚事件的报道：“从车窗外望去，可以看出王菲眼镜后面的眼睛还带着泪光，显然是刚刚哭过的痕迹，眼圈很红……”翟老师边读边夸张地说到：“这个记者可真厉害，透过汽车窗户，隔着眼镜，还能看到王菲流着泪！”这么一说，把大家都听乐了，我很快意识到，翟老师是在讽刺那位捏造事实说瞎话的记者呢。

本以为翟老师这堂课只是来和大家随意聊聊天的，没想到，他从一个好记者必备素养说起，围绕采访的方方面面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的分析和有趣的实例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回答完问题后，他还会不时幽默地反问一下：“怎么样，我的回答你们还满意吗？”大家都使劲儿点头表示认可。

20个小时挑战微电影

在听课期间，我还见缝插针地参加了远东书院举办的“微电影特训营”。本以为只要听听课，长长知识就好了，没想到7月9号参加完活动，老师竟然要求我们分小组完成一部作品，还必须在11号晚上6点半之前上交。刚听到这个任务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讲堂几乎每天满课，甚至晚上还会加讲座，只有11号一天休息。即使加上零敲碎打的时间，总共也不过20个小时！要在这期间完成从定主题到拍摄剪辑的任务，可能吗？

然而大家的表现更出乎我的意料：在大讲堂课间或者中午休息等各种零散时间，我都能看到队员们随时随地凑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讨论剧本的身影，而赶剧本、编写分镜头等重头工作则留到晚上回宿舍后熬夜赶出来……开始实地拍摄时，时间已经到了11号凌晨。

为了能完整讲述故事，并有起承转合的效果，我们为电影设计了10场戏，需要8、9个场地。作为导演的我对占地四千多亩的交大完全不熟悉，好在我有一群靠谱的队友。为了能按时提交作品，大家不仅提前踩好了点，而且清晨5点半就起床集合，分工协作。当我们拍完东大门的重头戏后，队员就分成两组，一组坐校园巴士去食堂拍，另一组则借自行车去停车场拍。

片子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姐弟俩冰释前嫌，弟弟骑车送姐姐去火车站。编剧希望的效果是弟弟骑着自行车带姐姐远去的唯美画面。我却认为姐姐必须带着箱子，否则不能体现是去车站的情节。编剧很受不了：“骑个车，还拿着箱子，太丑了！”“可是去火车站什么都不带，逻辑上说不过去啊。”然而这样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赶往东大门拍戏的途中，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意见更合理一些，最终决定带箱子入镜。拍摄时，我建议拿掉箱子里的所有物品，不仅降低了女主角的拍摄难度，箱子被提起来后的画面也相对和谐，最终得到了编剧的认可。

就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在第一时间内齐心解决。中午12点多，我们就完成了拍摄任务，效率之高简直不可思议。

整整一下午，我坐在电脑旁马不停蹄地整理、剪辑片子。6点，片子大框完成，但已经没有时间配字幕了。为了赶上deadline，影片还在进行成片导出时，我们的队员就抱起电脑向评审教室跑去，赶在踏进教室的前一秒完成了影片的制作。

众学员PK萌老师

拍完微电影后，我恨不能睡上一天一夜。但很快，能与传媒大咖们面对面交流的“2014传媒品牌高峰论坛”又让我精神百倍。台下的学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当浙江卫视《爸爸回来了》的制片岑俊义走上讲台时，在场的小伙伴全都激动起来。岑俊义今年刚刚30岁，婴儿肥的脸上架着一副圆眼镜，迷彩衬衫配一条休闲黑色中裤。坐在一群大龄业者中间，顿时感觉萌萌哒。学员们立刻对他开始了“轮番轰炸”。

最近《爸爸回来了》这类节目在大学生群体中很受欢迎，有位细心的学员就对目前很火的几个电视栏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她发现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每集的制作费只需10万人民币，而《中国好声音》每一集则要1000万人民币，《爸爸去哪儿》每一集更需要40多台摄像机。“难道内地节目要成功一定需要大成本、大制作吗？”接到这个有点来势汹汹的提问后，岑制片整了整衣角站起来，沉稳地回答道：“其实我一直都很关注港台节目，《康熙来了》更是经常看。在我看来，最大原因在于地域性差异，内地的卫视竞争太激烈了！”

接着，岑制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内地卫视的竞争环境，并坦言目前高投入与高收入是成正比关系的。“只有投入大，才有资本保障创作更优质的节目。”岑制片虽然年轻，但回答起问题来井井有条，专业细致。

仗着同辈人的亲切，大家好像对岑制片揪着不放了。没等他调整好坐姿，问题又来了，但这个问题却不是很亲切。“我很好奇，您怎么这么年纪轻轻就当上制片人了？ ”拼爹？金钱人脉？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岑制片又站了起来：“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电视，所以一心就想做电视……现在卫视都是年轻化趋势，很多90后新生都去实习了，我都算‘老人’啦！”

听到这里，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张均斌立刻站起来追问：“老师，那怎么才能去浙江卫视实习呢？有什么具体要求？”岑制片告诉他，2014年浙江卫视的公开招聘在5月底已经结束了，“不过如果是大讲堂的学员，我可以为大家提供机会，记得将报名表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哦。”于是在论坛休息时段，大伙儿为这个意外的实习机会团团围住岑制片，但只有张均斌以其积极的表现，最终与岑制片成了微信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