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思想

2007年，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的问题，怎样解读其间的政策涵义？如何认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的重点领域和政治界限在哪里？这期间的确有许多有待每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年走过了30年的路程，这30年的路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思想不断得到解放的过程，即便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解放思想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解放思想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主题。

王松奇：财经界也应关注思想解放

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日、9月28日以及十七大上均提出要解放思想，这在史学界、文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史学界已经出现一些有深度的文章，而经济学界则谈及较少。

总书记提出解放思想以后，金融界、财经界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从哪些方面开始落实解放思想？我认为思考这一问题是很有意义的，《银行家》杂志也愿意就这一问题开展一些工作，我相信这在全国会取得较大的反响。因为就金融界而言，我认为，在过去30年中，金融改革基本上是滞后于总体经济改革、金融政策与其他方面改革政策相比是趋于保守的。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道理，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对金融开放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金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在2005年8月以来的改革思想讨论中，金融界也有一些人士率先提出了对改革的非议，主要包括金融开放是否过快、过度以及金融开放政策是否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等等。此后还出现了法学界学者批判《物权法（草案）》等一系列事件。2006年两会上，总理发表讲话，表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总书记更在多个场合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人民日报》也就坚持改革开放这一问题发表过评论员文章。这些都说明守旧思想仍是十分强大，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但是各界人士对如何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关系等问题的讨论还处于初步阶段。我觉得经济界、金融界也应该以更踊跃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思考。

解放思想到底从哪里开始、解放到什么程度？目前在全国省级政府中，只有广东就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强烈的回应，而其他省市则没有出现比较广泛的有声势的回应，学界当中也只有史学界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反应。

中国在20世纪共出现过三次解放思想：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初，辛亥革命的发生使旧制度崩溃，中国突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出现了，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还有一大批留洋回国的优秀学者等等；第二次发生在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之前，当时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学者和优秀的思想产品；第三次就是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这次主要是以批左为发端转而以经济改革、经济维新为基本内容，与前两次相比经济成就斐然，但却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术繁荣局面，这似乎很奇怪。经过30年的初步思想解放以后，国人似乎只是从财经方面融入了世界但精神上的困惑却越来越多，不知道怎样才能在文化价值观上融入全球化。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复古、复旧、复左的倾向日益明显。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30年的思想解放还没有突破原有的大框架，没有找到与全球普世文化价值观融和的现实途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这种新文化价值观的探索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的具体体现。 有许多有守旧思想的人常常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来阻碍思想解放，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也对自己毕生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过重新思考，其中大体有：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通信中提及，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早期过于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而忽视了精神、意识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主导作用。这实际上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部分修正。

第二，马克思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也做了一定的反思，认为除了暴力革命外民主社会主义未必不是一种选择。而此前，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主张彻底砸烂旧世界，认为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一条道路。实际上，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历程也的确与《共产党宣言》里的描述是有所不同的。北欧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历马克思都没有想到。对于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国家的民主问题马克思更无从设想。列宁经历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但在民主问题上他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政党要由一个集团领导、集团由领袖组成、而领袖里必须有一个核心，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设计实际上容易产生由集中权威代替民主的倾向。中国当前所要实现的是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要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推进，这一过程一定要坚持经济改革优先，在政治改革顺序上先实行党内民主化，再实行党外民主化，可以说，我们正在探寻一条民主改革的新路。

第三，恩格斯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是什么？或是新形式的私有制或是另外什么形式的天才产权模式设计，但总而言之它不会是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一切私有制能等量齐观的经济形态。在产权和分配方式方面的真正改革先锋应当是列宁，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推出的很多措施也是市场化的，新经济政策就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政策，这些新政策的推行使新生的苏联得以解决战时粮食和物资短缺问题。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发掘马列主义的上述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一边倒”学苏联，理论上抄苏联的教科书，实践上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实苏联的很多做法很多政策已经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了。就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按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的确是走了弯路的，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91年就全部瓦解了。从中国情况看，我们现在坚持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着力发展经济，处处以给民众带来实惠为落脚点。

最近，我也在思考“三态”问题：第一是生态，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过去我们不注重研究生态，一味追求GDP，结果环境破坏严重，贻害子孙万代；第二是世态，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既包括生产关系、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中的普通人际关系。在当今中国，人与人之间还是利害关系为主，缺少质朴和真诚，缺少发自内心的仁厚和关爱，这就不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第三是心态，即人对宇宙的认知和乐天知命式心境的培养，一个人只有不断修炼自己培养好的心态才能实现人的内在完美并生出积极意义上的自我满足感。这显然需要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性思路。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银行家杂志主编）

王广谦：解放思想，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前不久，我重翻了一下唐德刚先生的《晚清70年》。唐先生在这本书中说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汉武帝盐铁专卖；第二次是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到现在还处于转型之中。他说每次社会转型需要约250年的时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转型时间还要近百年，这样的话，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几代人就可能找不到精神家园了。因此，要尽量缩短时间，早日开始确立与定型。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系转，这种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纵观中国的历史，发展稳稳当当、没有大的波动的30年并不算多。往前推，距离我们最近的社会动荡有，新中国成立前是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军阀混战、抗击西方侵略战争以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总之连续的稳定兴盛时期还真不多。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么下一步如何走？再回到转型的概念中来。我认为转型包含两层意思，转型一是改变、改革，另一个层面就是确立和定型。有改革就有确立，有改变就有定型。转型的第一阶段肯定是以改革、改变为主，确立、定型为次；后一阶段是确立、定型为主。当前我们还处于转型的前期即以改变、改革为主的阶段，还不到确立、定型时期。但改革30年之后，我们要想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想着确立与定型，尽管现在还处于改革的前期、转变的前期，但未来确立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开始显现了，所以应该梳理一下这30年改革过程，肯定应该肯定的，找出未来的发展瓶颈，确定下一步该干什么。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有两种不可取的总结方法，一种就是将成绩看得特别好，盲目乐观，忽视矛盾存在，仍然摸着石头走下去，走一步说一步，这样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显著。第二种是把问题看的特别重，回避矛盾往回走。我认为总结改革30年的经验，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反思一下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政府该干什么，如何正确定位，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提。如果现在13亿民众吃饭、穿衣这样微观的东西全都找政府，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也要依赖政府，那么政府背负的责任是否太大了？如果政府连非常微观的本来由经济主体自身可以解决、可以作主的东西都管，那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建立民主社会，中国也难以从农民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制也就难以打破。而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政府管得太多了。政府管得越多，市场经济越难建立，且不说在现在条件下，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依靠管是管不过来的。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集中在宏观规划和指导、维护正常秩序、建立有效可靠的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真正使公众受益而不是部分人受益的那些方面。就经济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来说，我认为并不能将其定位为充当本系统的火车头，带领行业发展这一方向上。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多元决策，就需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部门则需提供和维持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政府改革必须深化，政府必须从微观主体能做的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那些真正使社会公众受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的事情。只转变领导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改革。

解放思想就需要进一步相信价格的作用。要搞活市场经济就应该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放开市场价格。当前物价上涨，主要在于两块领域，一是农产品，另一个是资源产品，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凸现的表现，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城市化过程的必然产物。农产品价格上涨可以增加农业和农民的收入，这是正常的过程，对其不应加以控制。资源产品涨价，是因为资源消耗量过多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也因为全球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这里有很多合理的部分。至于汇率改革，我觉得现在还可以放开一些。中国经济每年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相比较一些国家每年只有2%、3%的增长，升值是必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升值会带来很多的矛盾，以中国目前庞大的经济体去融入全球，不可能不对别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应该快速推进放开对内、对外价格，产品价格和货币价格这些微观部分。

解放思想需要理论创新。现在中国的经济理论确实说不清中国的实际问题，西方经济理论也说不清楚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理论现在还不能形成典型的观点和突出的学术思想，也缺乏传承性。好的思想淹没在众多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了，一个观点出来后很快就被别的观点淹没了，没有一个传承的理念。因此，对于经济学界来说，应有一个互相尊重的氛围，形成相对系统化的类似学派的理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转型与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国家治理有用的理论来支持，完全遵从西方理论是不现实的。

解放思想需要培养人才。中国的进一步转型和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再过几年，考虑到货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也许再过15年中国经济总量会攀升至世界第一。虽然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从人均数上看还是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是凭着强大的经济体总量，我们就不能太依赖别人，而应该考虑要影响别人。所谓影响别人就是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就需要有大国心态，更要有人才。比如说，在国际机构中应有更多的中国人参与，为此我们需要做人才储备。当中国在国际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有什么样的人才，去为全球公众服务？

解放思想绝不能走回头路。在转型过程中，僵化的思想和混乱的局面都存在。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决策必须靠民主，必须靠程序。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李连仲：要积极关注改革，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为什么要再提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为了总结改革30年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科学发展。解放思想这是永恒的，从有人开始一直到地球毁灭、人类消亡为止都得解放思想。改革是永恒的，发展是永恒的，解放思想是永恒的，只要把这三个永恒的主题做好，就掌握了主动权。中国不发展行吗？思想不创新、思想不解放怎么有发展？要实现新发展，不研究对策能行吗？研究对策就必然要求突破旧的思想创建新的思想，所以这三个永恒主题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不改革就会是死路一条。改革存在于社会主义全过程。当然，思想解放不是目的，正如改革本身不是目的一样。改革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解放思想，就得鼓励研究，就得深入研究和认真讨论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改革30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分专题一个一个地总结和研究，并提出好的思想。研究人员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研究这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些好的建议和点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届三中全会一般都是研究改革的。新的三中全会也将会继续全面关注改革和规划改革。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就是为了寻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为下一步改革构画清晰的蓝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与较高技术含量的改革举措。建议《银行家》杂志，多组织些对经济金融改革的讨论，动员金融从业者和金融专家参与讨论，让不同观点碰撞与交锋，推动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舆论氛围，并在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赵锡军：金融改革与发展需要整体规划

总结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打破过去存在的禁锢，另外就是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经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往的禁锢已经所剩无几，同时我们也引进了很多市场机制并逐渐建立起相应的市场，新的问题是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若继续按照西方市场制度往前推进，政治改革很难与之协调；若进一步打破禁锢，我们还无法找到着落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国社会存在复古倾向的原因。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形成的政治、文化、经济的积淀无法成为支撑我国继续发展的基础，也不能给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由于一些条件尚不具备，其他国家尤其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也不能立即形成我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比较现实的思路，即在突破一定传统约束情况下，参照其他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继续发展的现实台阶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范围很广，需要学界从各个角度展开讨论与研究。

就金融领域而言，我们的思路肯定是要将金融行业发展成较其他国家有优势的行业，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因此，就解放思想或者进一步改革而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全球资产份额里占据一定的位置？因此，金融领域内的改革就技术上而言是有一定的方向的，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形成针对这些工作的具有战略高度的规划与思路，比如“一行三会”仍然没有形成合力。所以，就金融改革或者解放思想而言，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现实选择应该是要形成一个有操作性、可预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能在中央或者地方都能形成某一个中心，将金融资源集中起来，从而支撑起人民币资产的交易、管理、风险控制以及产品创新。从美国这次次贷危机来看，如果监管不整合到一定程度，即使金融机构风险监管能力再强，也会出问题。我们不能说花旗、大通内部风险控制不强，但是由于各种业务是隶属于不同的部门来管，放贷款是一个部门管，证券化是另一个部门管，管理权不在统一的部门最后还是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存在于我国的监管体系中，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在一些具体的业务上，比如说理财业务，目前经营主体涵盖各类机构，从大的银行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如果不加强统一监管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发言整理，未经作者确认）

魏加宁：财经界如何解放思想

首先，我认为财经界就解放思想展开讨论非常必要。这种必要性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前一段时间曾经再度出现过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左倾思潮；二是在宏观调控领域，近年来出现了向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倾向，一些部门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进行过度干预；三是在有关部门，存在着重调控、轻改革的倾向；四是关于当前经济走势，目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意见分歧。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解放思想来积极推进改革，寻找新的出路。因此，经济领域里的解放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解放思想也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正确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自建国以来，“解放思想”一共有过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结果是三年困难时期；第二次是70年代末期的解放思想，否定了“两个凡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第三次就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解放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总结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会发现，正确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寻找和遵循客观规律。因此，财经领域解放思想同样需要寻找和遵循客观规律。 第三，就金融领域而言，解放思想就是要寻找和遵循金融领域的客观规律，就是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这包括加快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推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

具体到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问题，这又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尽快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尽快成立金融国资委，使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能够早日到位；推进监管体系改革，以建立适应混业经营趋势的监管体系，等等。

第四，就财经领域而言，解放思想有两个方面需要高度重视：一是发展观的转变，新的发展观应该包括“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平发展”和“共同发展”等四个方面；二是财经领域的决策分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应该是尽量分散的，这既包括对企业的分权，也包括对地方政府的分权。现在，企业的自主决策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在加强地方自治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五，就社科领域而言，解放思想更加重要。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讲中国过去几千年是所谓的“封建社会”，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从汉代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其主要理由，一是皇权与相权的分离削弱了世袭制；二是科举制度与地主制度打破了世袭体制。

我认为，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所谓“封建社会”，更准确地应当称之为“官本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现在正在进入“知本主义社会”，最后将有可能进入“人本主义社会”。当然，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有一些差异，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以深入探讨。（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

苑德军：解放思想，树立“三观”

解放思想涉及范围很广，牵涉到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贯穿经济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即使在经济体制转型完成之后，也还要解放思想。可以说，解放思想与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伴相随。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没有完成的改革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难度很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也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加快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理论进行认真地梳理和总结，同时找出掣肘改革的关键因素，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继续深化改革的有力措施。从改革的全局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尽快解决的核心问题。目前，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管制仍然过多，政府行为缺乏合理边界，还在相当程度和相当范围上主导资源配置，这自然使市场难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尽快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打造服务型政府，通过严格划定政府行为边界，弱化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必须解放思想，树立“三观”，即“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金融改革观、把金融结构优化置于优先地位的金融发展观、金融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调并进的金融开放观。

第一，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改革机遇，树立“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金融改革观。经过30年的时间，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金融改革明显滞后于总体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严重制约了金融改革的进程。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金融改革目标尚不明确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改革步伐较慢还可理解的话，那么，在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已经相当清晰且改革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再踟躇不决，缓慢拖延，就说不通了。“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在该推出改革措施的时候无动于衷，该出手时不出手，不仅会贻误金融改革良机，延缓金融改革进程，而且会增加金融改革的时间成本，降低金融改革的边际收益，不利于发挥金融改革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或许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患上金融改革“疲劳综合症”，使改革过程无限期拉长，从而淡化公众和整个经济社会对金融改革的热情而使得改革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我们不能设想金融改革要改50年、60年才能结束。仅以利率改革为例。存贷款基准利率至今没有放开，成为金融改革久攻不克的堡垒。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真的会导致利率大战，引发金融秩序混乱吗？回答是否定的。粮食价格放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比放开利率大得多，但粮价放开这么多年了，粮食市场乱了吗？好多金融工具的利率也都放开了，与这些利率相关的金融子市场乱了吗？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没有市场化，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其实，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仍然管制存贷款基准利率，无非有两种解释：一是维护商业银行的利益，二是求稳怕乱。事实上，现在银行经营行为的合理化程度和银行经营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远非昔日可比，放开存贷款利率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如果老是“捂着”存贷款基准利率，让中资银行在基本上没有利率风险的市场环境中过日子，怡然自得地享受利率保护，我们的银行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贷款定价？我们的银行怎么能够经受利率变动风雨的洗礼，提高核心竞争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必须珍视和不失时机地抓住改革机遇，“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改革的基本逻辑。

在推进金融改革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对体制复归保持高度警惕。必须看到，传统体制还有很强的惯性，一有合适的土壤就会故态复萌，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时，一些地区又开始对商业银行贷款实行规模管制，就是一个实例。

第二，把金融结构优化置于优先地位，树立以结构优化为重心的金融发展观。金融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总量扩张，即金融总量指标的增加；二是结构深化，即通过结构创新措施推进金融结构变迁，满足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总量指标是衡量金融发展广度的指标，对金融发展一般只具有直观的表征意义，而结构指标是说明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往往能够透视出金融运行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推进金融发展的意义似乎也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设计的衡量金融发展的35个指标中，基本上都是结构指标。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较低结构发展水平上的总量扩张，则金融发展不会产生质的飞跃。

树立以结构优化为重心的金融发展观，是基于中国金融运行现状必须做出的选择。尽管我国的一些金融总量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但如果以经济总量指标作为对比的参照系，可以看出这些指标还是不低的。相形之下，金融结构优化则明显滞后于总量扩张，金融的结构性缺陷相当突出，金融运行效率还很低。应该看到，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软肋”，成为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金融发展的主要限制性因素。理所当然，推动金融结构优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措施，也就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金融组织结构的构建上，应破除传统思维定式的禁锢，转变“银行规模越大越好”和“银行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旧观念，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微小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种所有制类型的金融机构，改善和丰富金融组织结构，强化金融竞争。

第三，给民营资本“国民待遇”，树立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调并进的金融开放观。金融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仅仅是迫于世贸规则对外资金融机构敞开大门而不能平等地对内开放，那么，不仅是对境内市场主体的一种歧视，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而且金融对外开放的效果也会被削弱。金融对内开放的核心问题，是给非国有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和公有制成分相同的“国民待遇”，消除行业垄断和“所有制歧视”，允许民营资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顺利进入金融领域。2005年国务院即了“非公经济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这项政策至今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还有各种明的或暗的制度，受到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市场壁垒很高。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经比较深入和到位，但对内开放问题却至今没有处理好。外资在银行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25%，个别银行甚至出现了外资控股，而民营资本由于受到限制，在有的银行的持股比例却达不到外资的持股比例水平。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营资本，担心民营资本入股金融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引发“内部人控制”，放大不良资产，酿就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业的巨额不良资产，是有民营资本介入的金融机构形成的吗？对中国金融业状况稍有了解的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必须打破金融业的行业垄断，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在依法合规的情况下参股金融机构并逐步提高其持股比例。对一些微小银行，则允许自然人参股。

（作者系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