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规划

1、城市规划的起源

1.1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围绕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服务于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实现一套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长远目标，提供城市未来空间发展战略的社会、政治、职业的活动过程。首先，城市规划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其中，城市政府担负公共职能、掌控城市资源，

从根本上对城市空间和土地的分配与使用施加影响；经济组织在城市中发挥经济功能，其产业活动空间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中占有支配地位，对城市空间结构系统的演变起着促动作用；城市居民作为城市构成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这种作用表现为居民对规划方案的反对或支持，存在于居民对城市政府和经济组织决策的牵制或协助过程之中。其次，城市规划是横跨城市社会诸系统的社会运动、政府行为和职业技术三位一体的

复杂而独特的活动过程。再次，城市规划是一种调节各种主体在土地使用上的利益冲突的介质，其根本宗旨在于服务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手段是对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设计和控制。最后，城市规划内在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发生作用，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必然会渗

透到城市规划的活动之中。

1.2居民参与

城市居民是在城市居住并“经常光顾城市空间及在此间实现空间占有”，并对此空间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城市规划中的居民参与是指城市居民试图影响和推动城市规划决策以及分享城市规划过程的活动。就此概念中的构成要素来看，参与主体是指一切非城市政府的个体或团体；参与客体是指城市规划经常及相关活动过程；参与的方式既可以是组织参与，也可以是自发参与。

3、 对城市规划的可行性阐述

2.1 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城市的早期功能定位是“居住机器”的聚合场所，它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显然这种功能定位所要求的城市规划只是建筑物和道路等的设计与布局，空间要素是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城市不只是为居民提供居所的物质空间，它还是居民个体感情归属的精神空间。新的城市功能定位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人、空间和时间这三大要素。城市的现代功能要求对城市的时空使用方式的规划，必须以给居民带来情感上的乐趣为出发点。城市功能的变化表明，只有居民才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因此“只有居民生活和熟悉的空间才是城市规划的真正基础”，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2.2 新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必然会影响城市规划的决策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统一管理资源，政府是制订计划的唯一主体，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依赖政府的行政指令，政府在城市公共生活和消费的组织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居民的主体地位则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的发展动力源泉，它们之间的均衡互动要求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理念基础和实践基础。

2.3居民参与诉求反映强度的增长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理念的发展，其中居民的参与诉求呈增长的趋势。1933 年的《雅典》把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列为城市的四大活动，其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个活动”，“是城市的一个为首的要素”。它表明城市首先是作为人的居所而存在的。因此，它强调城市必须“适合其广大居民生理及心理的最基本需要”，从而对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者来说，“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是衡量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但是，它同时又强调“每个城市规划，必须以专家所作的准确的研究为依据”。这些都表明，在早期的规划理念中，尽管居民的参与诉求有所反映，但地位偏低，直接导致其在实际的规划活动中被弃而不顾的命运。1977 年的《马丘比丘》中居民参与诉求的反映强度有明显增强。它规定“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调配合的基础上”，极为明确地提出了居民参与的概念。而且它强调“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更将丰富和加强。”而且，它把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高到文化发展的高度，认为“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设计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国际建协（UIA）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倡议建立“全社会的建筑学”，并指出居民参与是实现“住者有其屋”的基本途径，也是完善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不仅是学术界认识深入的结果，更为重要的，这还是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强烈诉求的现实反映。与此同时，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也从无到有，不断深入。

3、城市规划的必要性

3.1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基础条件

具体而言，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土地作为商品，其使用和分配所遵循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这样就使得城市政府在城市时空规划上的垄断地位难以维续，也使规划有可能把城市发展的各种动力主体吸纳进来。同时，城市经济组织和居民的主体地位也被重新确认，这就使得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个体经常行动系统基础之上，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必须反映这些主体的利益偏好，惟其如此设计方案才会有市场。并且，居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和掌控资源的空间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得到保障，从而使规划行动的对象和规划行动的主体两种角色在居民个体身上有了统一的可能和保证。

3.2 民主政治发展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能的制度安排

民主政治发展源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市场经济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它的运行规则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参照。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必须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取向，这种要求也在城市规划领域之中体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重建、改建城市基础设施的活动过程中明确设立了一个拨款条件，就是一定要有“受影响区”的居民参与规划方案的设计。并且，美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为推动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和一般市政，都设计了多种多样的参与模式。民主政治发展为城市规划的各个主体（政府、规划师、社区组织、居民）准备了联络、沟通和对话的规则与制度安排，这必然促进公众参与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并使城市规划方案关涉各方的利益更为全面和公正。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政治安排规约了政府和当权者的在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对城市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经济上得失的权衡更贴近公众的偏好，关注居民的利益诉求。从而，扩大了居民参与的空间。

3.3城市居民行动效能的增长为居民

参与城市规划准备了主体可能的基础参与效能是指居民的对自身需求的认识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表达冲动和实现可能的感知，而较为合理的参与效能则是居民有明确的需求意识和强烈的表达欲望以及对通过参与实现这种需求的可能有较高的估计。或者说，普通居民可能不会时时刻刻为任何一个规划方案表达意见来影响规划决策，但是他确实具有一种储备的影响力――一种不活跃也不依附于政治体系的影响力；他并非一直积极地监视着决策者的行为，但他确实具有在必要时动员所能运用的资源采取行动的潜在能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教育的推行，强化了

公民的利益意识和权利观念。由此，居民开始对规划决策的传统方式和习惯做法及评判标准提出了质疑，“一个方案所涉街区的居民宣称，他们不同意让那些身居别处、难以谋面的人，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作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决策。”同时，居民参与效能的提高也并不必要付诸行动，他其成为潜在的行动者，这已然构成了对决策者的压力。因此，居民参与效能的增长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主观条件。

3.4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居民参与

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参与途径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单个城市居民的意见或行动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居民参与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不但会降低他对自己参与能力的信心，而且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参与行为。个中原因，一是个体所掌握的堪以影响规划决策的资源少之又少，难以与规划的政治与技术力量形成均衡的态势；二是参与城市规划对自身权利的自觉和对利益的追求使的智能要求和成本投入也限制了居民参与；三是居民与规划决策者之间遥远的距离又使参与的效率降低。这些都需要对居民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也需要由专业组织来提供技术支持以及拉近居民与规划决策者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