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国商会兴衰(中)

随着中国“海盗”的崛起，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和日本、美洲白银的涌入，1520年前后，华北经济开始腾飞，巩固了北部边防和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也使明朝经济摆脱了宋朝经济的南北失衡局面，随之而来的便是合法商会的出现――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盐帮”。

明朝盐商的衰落

与历代一样，明朝起初也对盐业实施国营垄断，但缺乏效率。1370年，为了解决北方边境驻军物资匮乏的难题，朱元璋被迫将盐业向私人资本放开，允许为长城沿线明军运输粮食的华北商人买卖食盐，即“盐引改革”。但由于经济萧条，起初毫无成效，盐商经常亏损。由于后勤不得力，明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一再遭到惨败，就连明英宗都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北京也几乎陷落。至1509年，多达46万多引盐无法兑现。

但到了1517年，由于明武宗巡游山西，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盐业突然兴旺，商人抢盐都抢不到。从此，山西盐商中不断涌现出巨富。据嘉靖时期的权臣严世藩统计，当时中国富商资产超过50万两白银的有17人，其中5家都是盐商。

按照明朝政府的《纲运制》，盐商要组织成“盐纲”，内部选举出“总商”，由总商代表所有盐商与政府协商盐业事务。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会，它的规模和影响虽然不及沿海的“海盗”商会，但具有合法的地位，因此更为稳定长久。

于是，山西盐商持续扩张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投资科举，涌现出了重臣王崇古和张四维。作为来自资产阶级的官员，王崇古和张四维等家族在明末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商合一集团，多代成员相互通婚，渐有官商合一的趋势，显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

山西盐业、金融业的腾飞与海外高产农产品、白银的涌入，大大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使明朝人口迅速超过1亿大关，进而又逼近2亿大关。不过，这也导致明朝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度提高，不再自给自足。

山西盐业、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明朝面临着蒙古的巨大军事压力。一旦明蒙和好或蒙古衰落，明朝政府对山西商人的重视就会烟消云散。王崇古和张四维作为山西商人的政治代言人，力主明朝与蒙古阿勒坦汗（俺答）讲和，短期内固然使山西商人收获了边境贸易的丰厚利润，却导致山西盐商的长期衰落，可谓鼠目寸光之举。对明朝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此时的欧洲和日本局势。

明朝经济毁于通货紧缩

16世纪末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令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衰落，无力购买中国水银，美洲白银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日本石见银山的产量却越来越大，占到全球白银产量的1/3。当时正逢日本的“战国时代”，拥有石见银山的诸侯毛利辉元野心勃勃，与日本最大的军阀织田信长争夺日本霸权。为了击败毛利辉元，织田信长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装甲舰，击败毛利家族的海军，命大将羽柴秀吉（即丰臣秀吉）入侵毛利辉元领地高松城，但屡攻不下，织田信长于是又派另一大将明智光秀去援助丰臣秀吉。急于立功的丰臣秀吉放水淹高松城，毛利辉元情急之下，利用其冠绝日本的经济实力大搞反间活动，导致织田系内乱不断，明智光秀倒戈发动“本能寺之变”，迫使织田信长自杀。丰臣秀吉闻讯后急于乘机回师夺权，连忙与毛利辉元化干戈为玉帛，两家联姻。

依靠毛利辉元的经济支持，丰臣秀吉在此后8年扫平群雄，统一日本。这时，石见银山的产量达到历史顶点，富甲天下的丰臣秀吉志得意满，决定出兵海外，征服朝鲜、中国、印度、西班牙等国，统一全球。侵朝日军共20万人，分9个军，毛利辉元任第7军军长，因其经济实力最强，第7军多达3万之众，在侵朝日军中规模最大，号称主力。然而，第7军成员多为富有的“银老板”，普遍贪生怕死，毛利辉元又不善用兵，刚刚登陆便被朝鲜民兵杀得落荒而逃，被迫退回日本。

丰臣秀吉死后，毛利辉元与德川家康争夺日本统治权，被诸侯奉为“西军总大将”。但他优柔寡断，在1600年的关原决战中不敢亲临前线指挥，只象征性地派了1万部队，又不让他们参战，使西军葬送了大好局面。战败的毛利辉元为了保命，将石见银山送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便将石见银山划为自己的直辖领地，打下了日后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三百年的经济基础，毛利家族则从此一蹶不振。之后，石见银山的产量大幅萎缩，日本对国际商人的吸引力随之迅速消失。眼看外贸无利可图，甚至变得弊大于利，德川幕府效法明朝，自1633年起多次下达“锁国令”，至1639年停止了一切外贸。

见过毛利辉元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说他谦逊文雅，不像其他的日本军阀，并未犯下什么侵略罪行等等。军队统帅得到敌人如此评价，实在可悲。其实，身为世界首富，毛利辉元的一生成败在中世纪极具代表性。

中世纪资产阶级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热衷于开历史倒车，总想设法融入地主阶级，欧洲的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如此，中国的海商、盐商也是如此，把大部分财富用来购买田宅、参加科举考试和巴结官府；二是在军事上极其无能，汉朝陈g、公孙瓒等军阀任命商人当将军，结果都被敌人轻松打败，毛利辉元的例子则更为典型：坐拥当时全世界最充裕的军费、最先进的武器和日本最庞大的军队，居然每战必败。

究其原因，中世纪的火器效率不高，战争仍以冷兵器为主，冷兵器要求军人长期专注的训练（有些武器需要训练十几年才能得心应手），这很适合“有恒产、有恒心”的地主阶级，而不适合热衷于趋利避害、频繁更换经营范围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最大的优势是现金充足，能够研发和购买昂贵的武器，支付高额的军饷，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军人，组织性差，而且秉承“和气生财”的古训，缺乏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决心和毅力。因此，对于训练有素的中世纪地主阶级军队而言，资产阶级的军队实为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通常形不成太大威胁。

毛利辉元的商人气质使他既缺乏指挥能力，又缺乏战斗的意志。守着世界第一大银矿，他完全有条件从世界各地聘请军事专家，研发新武器，发展军工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建立资本主义政权。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退回到儒家和佛教典籍里，希望能够摆脱商人气质，获得地主阶级的拥戴，巩固以农为本的传统封建国家，结果白白浪费了手里的庞大资源。

身为石见银山的主人，毛利辉元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内，提供了东亚市场上的大部分新增货币。也就是说，毛利辉元当时既是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也是大明中央银行行长，他的失败给予明朝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自1620年起，日本和美洲白银进口都渐趋衰微，1633年后日本停止对华输出白银，美洲白银输入自1638年菲律宾当局屠杀华人后基本中断，明朝经济于是在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中毁灭。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

崇祯皇帝自杀前并不理解自己的失败原因，因为他之前的几代明朝皇不如他勤勉，他在位初年处死袁崇焕等争议性事件也和李自成等人起兵反明毫无关系。事实是，当日本和美洲白银年复一年大量通过走私渠道涌入中国时，明朝政府无论怎么折腾，国家都安如泰山；而日本和美洲白银停止涌入中国时，帝国经济便迅速崩溃，民众大量破产，李自成等反明武装得以迅速壮大。这是传统中国历史理论无法解释的，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郑芝龙成就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集团

逼死崇祯皇帝的李自成并没有笑到最后。占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多尔衮的清军赶了出去。一年后，清军横扫中原，渡过长江，占领明朝陪都南京。残存的明朝势力退入东南沿海，分为浙江的鲁王和福建的唐王两个相互敌视的政权。随着清军步步逼近，鲁王和唐王都不得不求助于另一股原本敌视明朝的强大势力――“倭寇”。

由于明朝中国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双重“海禁”政策，“倭寇”转而向东南亚发展。在明朝末年，东南亚的中国和日本移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欧洲殖民者，在有些地区甚至比土著人还多，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冲突。林凤率领的中国海盗几乎在1574年攻下马尼拉，随后二位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相继死于华人之手。

西班牙人的报复坚定而残忍。1603年，在日本侨民和土著人的协助下，西班牙军队突袭马尼拉的华人社区，25000名华人几乎全部被杀，但引发冲突的华人商会领袖却幸免于难。这个名叫李旦的商人被西班牙人留在船上做苦力，6年后逃上一艘华人商船，渡海来到日本平户――当时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

在平户，李旦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重新发达了起来，许多急于挣钱的华人和日本人投奔他的帐下，其中最受他喜爱的一个年轻人叫郑芝龙，被李旦收为干儿子。李旦、郑芝龙父子仿效王直、徐海、林道乾等“倭寇”先驱，很快组建起自己的商船队，中日两国的“海禁”政策迫使更多的民众投靠他们，最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海上势力。

1624年，郑芝龙的日本妻子田川氏生下长子郑成功，但郑芝龙却不在妻儿身边，因为他已经随李旦坐船南下了。李旦的船队并不独行，它们与荷兰、西班牙海军会师，横扫明朝的东南沿海，最终在福建巡抚南居益的劝说下，转而侵占台湾岛，并将其瓜分。次年，李旦突然死去，郑芝龙继承了其商业帝国，并以台湾为基地出击，先后占据了厦门、金门各港。崇祯皇帝继位后，被迫招安郑芝龙，任命他为总兵。郑芝龙部下纷纷离开台湾，荷兰人乘机独霸全岛，双方反目成仇。1633年，郑芝龙大败荷兰舰队于料罗湾，从此威震西太平洋。这位明朝总兵乘机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从日本到爪哇的所有海上船只都要向他缴纳过路费，年收入高达约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崇祯朝廷年收入的好几倍，或是各个欧洲东印度公司年收入的总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商业集团。

正如南宋末年发生的事情一样，明朝崩溃时，唐王选择了依附郑芝龙集团，鲁王则试图联合几个与郑芝龙敌对的沿海势力。当清军南下时，唐王被俘，郑芝龙决定降清，却因儿子郑成功的反对而丧命。郑成功一面抵抗清军，一面兼并鲁王势力，被迫接受郑成功庇护的鲁王称郑成功为“寓公”（房东），只能靠吃红薯度日，最后被活活饿死。郑成功北伐南京失利后，转而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郑芝龙的遗产。投降清朝的郑成功部将施琅后来率清军攻下台湾，明朝的复国大业就此落空，同时被埋葬的还有中国海商集团。

“天地会”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商会之一

郑氏集团的覆亡，在亚太地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使得新来的西方殖民者得以长驱直入。但正如上文所述，数量稀少的西方殖民者只有依赖数量庞大的华人协助，才能在东南亚建立起巩固的殖民地。东南亚华人与西方殖民者虽然发生过几次激烈的冲突，但更多时候却是在相互帮助，相互学习。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基本社会组织――东印度公司，就成为东南亚华人的重点学习对象。

郑成功生前，便效仿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义兴公司”，在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发展贸易，搜集情报，筹集物资。郑氏集团覆亡之后，部分成员组建了旨在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其中不少人都来自“义兴公司”。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其他华人也仿效东印度公司和义兴公司，成立了多个公司，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今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部）的“聚胜公司”和“兰芳公司”。与欧洲东印度公司和梁道明、陈祖义、李旦等华人先驱者一样，义兴公司、聚胜公司和兰芳公司等东南亚华人“公司”虽然名为贸易企业，实则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令东南亚各国畏惧。这些东南亚华人公司之间关系也相当密切，大都服从天地会的统一领导――事实上，天地会完全可以被视为十八九世纪地球上最大的商会之一。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公元1777年，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次年，兰芳公司老板罗芳伯肃清了婆罗洲的天地会力量之后，结合西方近代的民主制与中国古代的禅让制，成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自任共和国元首“总长”，政府首脑称“甲必丹”（即英语“Capitain”），是为亚洲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这个“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吞并了加里曼丹岛上的多个政权，并数次击退欧洲殖民者入侵，生机勃勃地存在了一个多世纪，1884年才被荷兰殖民者吞并，纳入荷属印度尼西亚版图。兰芳共和国是东南亚华人商业组织力量的重要证明，它证明了，在华人社会，商人一样可以领导国家。当然，兰芳共和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华裔商人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学习借鉴。

与明朝灭亡的同时，亚欧大陆对面的另一位帝王也陷入了麻烦之中，这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在位时，英格兰分裂为代表地主阶级的保王派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议会派，两派之间爆发了内战。查理一世深受多数民众爱戴（因此他的子孙在他死后还多次被拥立为英国国王），在战争初期也确实多次战胜议会军。

但是，查理一世面对的敌人并不是毛利辉元，而是一群拥有贸易公司股份（如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主，因此不像“儒商”毛利辉元那样缺乏指挥能力和战斗意志。此外，燧发枪、加农炮和战列舰等新式武器的发明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不需要冷兵器或早期火器那样漫长的训练时间，就可以被军人熟练掌握，可靠性还有所增强，一群小市民和农民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便可以打败最精锐的武士，这极大地提升了资产阶级军队的战斗力。几年下来，议会军越打越强，战败的查理一世被俘虏斩首，英国从此落入了资产阶级之手。但这些早期的英国资产阶级身上的商人气质和资本实力其实还不如地球对面的毛利辉元，他们参股的英国贸易公司比东亚的“倭寇”更像海盗组织，后来以贸易的名义征服了半个地球。

1839年11月3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命令英国军舰向清朝水师开火，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中世纪宣告结束，随之灭亡的，还有清朝最大的商会――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会的情况已经在此前本刊发表的连载《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广东十三行及其时代》中详述，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介绍的，是清代中国商会――盐商的命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