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

中国的电视文艺类纪录片数量较少且成就不大。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电视文艺界在传统美学和商品文化偏颇的常识体系与价值观的误导下，将人类艺术极其多样的风格种类和多元的文化功能，削减为以经济发达民族、阶层或区域人群为中心的职业舞台艺术，和单调的审美或娱乐功能。这一偏颇观念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电视实践，正在严重损害着各民族多样而鲜活的传统艺术文化这一多功能文化生存方式，并因此无形中损害着人类的文化生存能力。因此，电视文艺纪录片的出场，就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电视体裁的补阙或强化，而是意味着一种更为真实健康的电视传播观念的确立，而这一观念的确立，有助于使我们在诸如树立艺术传播的相对宽容的价值观，揭示“艺术”文化的本来面目及其功能价值，保护和传承宝贵的人类传统艺术资源，乃至开拓“常销”型电视艺术商品等多个方面，弥补现有电视文艺缺失与不足。

虽然脱胎于电影纪录片的中国电视纪录片迄今约有40年历史了，但在电视文艺领域内，这类体裁的应用则较少且成就不大。究其原因，应主要从电视文艺界的主流观念上去探寻。

在电视文艺界普遍认为纪录片体裁不太适于“艺术”表现的同时，近20年来电视新闻纪录片却在逐渐向艺术靠拢——题材的多样化、体裁的裂变、篇幅的系列化、技巧的艺术化等，使一本正经的纪录片也描眉勾唇，狐步蜂腰起来。譬如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红极一时，其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拥有独到、别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它将美食与人物联系在一起，使整个纪录片丰富而饱满。又比如在全球引起反响的历史纪录片《失落的文明》，其中复原历史场面的艺术性扮演及蒙太奇技巧的全面应用，使人不得不感叹电视新闻纪录片“离新闻远了，距艺术近了”。若因此而联想到“艺术新闻化”（此仅取“新闻”概念的纪实而非时效内涵）的可能性，“电视文艺纪录片”这个体裁概念，就理所当然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对电视文艺纪录片的关注，乃鉴于以下现实背景：商品文化通过电视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以“现代性”为借口，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悠久传统文化艺术的扼杀者，把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艺术推入绝灭的深渊。古老的艺术那无限多样的文化功能和形态，被电视简化为单调的娱乐或“审美”功能和复制形态，用以残害“大众”的智商，腐蚀“大众”的趣味，从而把电视观众变成贪玩无知的顽童。

为图自救，必须改造电视了。所谓“电视艺术”已经是艺术之树上的一个病枝——廉价的复制品，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以谋取金钱的商品或某种观念宣传的符号。它们垄断着荧屏，排斥着真正的传统艺术、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和第三世界艺术，它们以娱乐或“审美”来以偏概全地冒充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元化功能与性质。 总之，电视正在把艺术这棵扶桑巨树演变成病弱的菟丝。

艺术是什么？这是被传统美学和商业文化搅得混乱一团的问题关键之所在，“电视文艺”仅是推波助澜者而已。我们不免有这样一种担心：在“电视文艺”推波助澜之下，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枯萎，尸骸标本式的华丽“艺术”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精神食粮。嚼着这类尸骸长大的我们的孩子，将不再有能力梦见蝴蝶的活体；在他们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将充溢着钉在精致木框里的彩蝶标本。孩子们将因此失去很多宝贵的人性特质，如灵性、爱的能力、价值判断能力、想象能力等等。倘如此，我们罪莫可赎。

所以，电视必须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而不应以“大众文化”的传播为借口以谋私利。所谓“大众文化”的制造和传播者，并不是“大众”自己；同时，“大众”这个概念也不是“人民”的代称。在传播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不应永远只是理想，而应成为电视从业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所以强调这一点，缘于电视在目前的超级传媒地位，若没有理想的导引和道德的自律，对人类的为祸之烈是可以预料的。譬如，日益沦为经济动物的“电视文艺”，已经对不具有眼前利益的一切文化艺术资源，日益失去兴趣和责任感。

在上述背景之下，电视文艺纪录片的出场，就凸现出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电影和电视新闻纪录片的先在实践，为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体裁范式和技术手段；其次，现有电视文艺的社会传播负面效果，为之出现提供了社会需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电视文艺纪录片”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鲜的体裁，而是代表着一种更健康的传播观念。这种实践，至少对“电视文艺”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会有所补益。

在追逐时髦、粉饰太平、讴歌帝王将相乃至热衷乱力怪神的“电视文艺”一片虚构蜃影中，让电视文艺纪录片为我们讲一点真实的人间故事，使我们不至于迷失在白日梦中，而忘掉了历史传统和丧失了文化理想，这是我们呼唤电视文艺纪录片的最基本动机。“艺术的真实”不排斥虚构，但虚构的目的是更加强化其内核的真实性——而这一原则在目前的“电视文艺“中早已被随心所欲地扭曲了。 （编辑/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