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差不多都挂了”

“我们所要讲的是我们人生现在的况味，而不是挂念着以前的自己有多威水。即便我们的人生现在有多不堪，也想诚实地告诉你们。”

3月，北京，初春，大风。

原定在户外的拍摄改到了室内，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怕把罗大佑的假发给吹掉了，以前，罗大佑不愿意在外形上有什么妥协，这次他承认，现在做唱片早就不是光靠耳朵听就能解决的了。

周华健和李宗盛驾轻就熟地配合采访。周华健还是好好先生，张罗给大家点咖啡，费心把录音笔挨个放在每个说话人的面前，什么话茬都能接，顾场面。李宗盛的京腔说得很溜，这和他为了手工木吉他生意老往北京跑有关。

罗大佑和张震岳话都少，罗大佑坐在椅子上沉思，张震岳的手在腿上打着鼓点。

李宗盛对唱片工业有一肚子话想说，说得兴起之时赶紧打住，“对不起，我很快讲完。”他重复了两次。周华健谈的是流行市场，自从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之后，他发现能让大家一起开口唱的歌受欢迎，于是《朋友》这样的曲子逐渐出现，他也确定了自己的风格。罗大佑有政治情结，谈到“解严”，他立刻联想到美丽岛事件，对全民政治很厌恶。张震岳在这个问题上联想到的是台湾人民的可爱，并用了“好玩”这个字眼。谈到台湾1988年“解严”，原住民出身的阿岳没插上话，这段历史对他而言很遥远，而《海角七号》里本土年轻意识的解放，他倒很感兴趣。

一个50年代生人，两个60年代生人，一个70年代生人，照周华健的话说，他们属于3+1，而不是3带1，这个年轻人是来“搞破坏”的，破坏几个老家伙的习惯和固执，教他们新东西，给他们新灵感。他们开始穿张震岳经营的品牌的衣服――格子衬衫、工装裤、休闲风衣；开始学唱RAP。

刚刚在台北小巨蛋办完首演，四人到了北京心里还是没底，用“战战兢兢”来形容面对演唱会的心情。他们自己也担心，担心外界说拼盘骗钱，担心走不出老路，担心新的尝试会失败，担心现在的形象大家不能接受。这些当年属于实力派的歌手，少有绯闻，少有劣质炒作，现在不得不互相借力，上春晚也好，巡回演唱会也好，走通告也好，在不变、妥协、进步中找一条出路。

这四个人用了台湾一列火车的名字，组了个乐队――纵贯线。

又想见面，又怕见面

《新周刊》：说说你们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的经历。

周华健：我是1991、1992年来开第一场演唱会，在台北和香港都办过，但人数没得比，有点心虚，听说如果唱得不好，会被全体一万多人喊“下去”，也不知道标准在哪里，唱前面半首歌的时候都在摸索，有点发抖，半首歌之后就有信心了，后来就如鱼得水地唱下去，真的是人民的伟大力量。(笑)

李宗盛：我八几年参加滚石在内地办的“大家乐”演唱会，北京、上海都有演，我在滚石已经工作相当长时间了，知道我们公司的作品在内地很受重视，但一直没有来，心里有点又想见面，又很怕见面的感觉。

罗大佑：(很认真在听)唔，对。

李宗盛：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常常收到这样的信，比如写：周华健老师，前面通常要加上“尊敬的”(周华健笑)，我是鞍山的、我是热河的，或者我是赤峰第二食品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如何如何。当我们站在北京、上海舞台上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大陆对我们来说很神秘、很隔绝，对立的状态那么久，来了以后发现，原来你们也喜欢听我们的歌，你们也同意我们的情感。

周华健：阿岳到你了。

张震岳：啊?(之前一直在玩手机)我这边啊，第一次应该是在首都体育场?(回头问经纪人)哦，那就是在北展，来的全部都是型男型女，跟我很像。(其余三人大笑)

罗大佑：一点都不土。

张震岳：拽拽的，留胡子的很多，(周华健看着李宗盛笑)破裤子很多，耳朵打洞的很多，刺青很多，我只能说这叫同流合污吧。我相信每一个歌手都会吸引类似的人，虽然说那个场地不大，三四千人，可是共同的感觉很深。我那时候也战战兢兢，表演完之后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我晚到了很多年，看到这些人我觉得，够，我很满意。

周华健：你可以看到前后的差异，张震岳是晚来的，现场的观众开始有破牛仔裤、耳朵打洞的，这一批人都出来了。

罗大佑：我是2000年来的，其实应该早一点来，我记得是9月8号。刚开始的感觉和华健很像，蛮紧张的，我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砸了，一直到庆功宴都这么觉得。好在庆功宴时我一进场，他们就都站起来欢呼，我才感觉没有砸。在大陆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从第一首歌《爱的箴言》唱下去以后，感觉观众也在一起呼吸、一起交流。跟观众能做面对面的沟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算是丑媳妇要面对公婆，最后总要过这一关。

《新周刊》：那这次四个人一起来还有没有战战兢兢的感觉?

齐答：还是会。当然还是会。

周华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1+1+1+1还是大于4的，可是到底怎么呈现它大于4呢?虽然在台北，大家都很熟，可总有那种上法庭要被判刑的感觉。关键是新东西在哪里?如果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来拼盘骗钱的。我们原来真的只是想做一张新的唱片，结果时间拖得太晚了，演唱会赶上来了，怎么办呢?

只能唱戏，没法搭台

《新周刊》：都想脱离原来的自己，这个斗争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罗大佑：那当然都想，矛盾的是自己又不能失去原来的自己，否则就完蛋了；又要有很新的四个人的东西；又要有独立的自己的成长。

《新周刊》：昨天开会的时候你说现在30岁到50岁的人都没有合适的唱片买?

周华健：这是很早李宗盛先说的。

罗大佑：这是事实。

《新周刊》：早期包装上还分实力派、偶像派，可是在选秀出来之后想把两者结合，结合到后来反而个性的都没有了。

李宗盛：陈文茜写过一篇文章讲选秀，选秀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在我那个年代，我就是金韵奖出来的。我们这个行业最近10年来都只能唱戏，没法搭台，唱片工业已经变成整个食物链里最弱的一环。以前说，我是飞碟唱片的，我是滚石唱片的，说明什么?我当庄啊!我决定啊!我掏钱啊!我兜场面!都是我的。

现在媒体最大，湖南卫视当庄，央视当庄，搜狐当庄，人家搭台，我们上去唱点戏，吆喝吆喝，是配角。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选秀出来了，媒体毕竟要收视率，不会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唱片公司也不应该指望媒体帮你来操办这个事情，过滤出音乐精英不是媒体的责任。我觉得内地是有机会树立标杆的，因为内地市场大，layer(层次)比较多，台湾是浅碟式的经济，layer比较少。我们四个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就我自己来说，我如果再出唱片，第一个要沟通的，是当初听我歌的那些人，他们上哪儿去了?他们还需不需要歌?我如果还要写东西，就要写给当初听我歌的人，哀乐中年，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年轻的时候沟通过，经历了这些人生以后，还想继续沟通，透

过这个组合我也有很多收获和学习，也希望能呈现在将来的作品中。

《新周刊》：可是大陆很多选秀还是从台湾学来的，慢慢地这个层次也在磨平。

李宗盛：流行音乐是一个残酷的东西，流行工业检视一个社会成熟的程度，对社会总体的美感和美学的一个总体检验，包括视觉美学、音乐美学。大陆学了，台湾也学了，世界是平的，大家都互相学习，可是同样一个东西拿到大陆来的时候，却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比如美国偶像，他们选出来的人是可以唱的，跟大陆选秀选出来能唱的天差地别，整个社会的素质还没到那里，搬过来是没有用的，选不出那个talent(才能)，讲得直率一点，只模仿了一个形式。

举一个例子，金城武在台湾我们做过他，最早他是签给福隆唱片的葛福鸿的，但是没有work(作品)，半年之后签到日本去了。啪!一下红了，东京到处是他的大海报。我们都傻了，为什么一样一个原材料，台湾就不行呢?为什么到日本半年就变万人迷?简单的道理，台湾的流行工业还没到那个水平，只有糟蹋材料。同样，大陆把别人的模式都抄来了，没用的，人没有到这个quality(素质)，导播没有这个quality，媒体没有quality，整个社会的开放没有到这个quality，把人家所有的把戏都抄来了，社会没有quality，就出不来这样的人，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那一代差不多都挂了

《新周刊》：老一辈的音乐人如何与年轻一代合作?

罗大佑：我们叫阿岳做张老师。

周华健：这一次的合作，阿岳真的在很多概念上是我们没有的，做起事情来一板一眼其实蛮闷的，蛮无聊的。我们看上去是3+1的组合，他摆明就是来“破坏”的，我们找四个老头来把旧歌唱一唱干嘛?我真的很痛恨大家有这个想法，可是大家一定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每次都希望多费一点唇舌或者拿出成绩来给大家看。这个“3”还算体面、不至于丢脸，这个“1”是来做催化剂的。

阿岳到底是怎么来做他的音乐?那些破牛仔裤、穿耳洞的人为什么会来听他?这是我们不解的部分。慢慢我开始了解，原来有些话不是光用唱的就能形容心情，也的确市场外面有很多人是不会唱歌的，RAP的门槛低了很多，很多人可以参与，词可以更丰富，我们以前押一个韵，都在六七个字里面找，这次是阿岳来带我们开眼界。

张震岳：我的角色很简单，唱点歌，打鼓，写点东西。

周华健：我们晚上练歌练到10点半、11点，阿岳就回去睡觉，早上5点半起来，去海边冲浪。他甚至夸张到台北演出前一天去冲浪，伤到大腿，去医院缝了4针，不敢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作态度，他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一直很轻松，平常也是，晚上12点、1点睡，早上七八点去冲浪，冲完浪回来练鼓，或者写一两首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张震岳：事实上这个乐队一开始也是一条小路，大老板说做一个纵贯线，好啊那就做，一头扎进这条小路里，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后来发现一路上越来越好玩。

《新周刊》：有没有对你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张震岳：有，但每一个人不一样。我是原住民，小时候家里就爱唱歌，一起去丰年祭。(周华健对李宗盛说：今年我们没有参加哦)很好玩，最近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在抬头，有一首歌叫《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那是我小时候就听的，用原住民的字句唱，后来是胡德夫老师填的词，最近重新又有人开始唱，其实那首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小时候就有的旋律……(唱了一段)这个记忆很鲜明。

《新周刊》：所以《海角七号》这部属于年轻人的偶像爱情电影却感动了很多台湾人?

张震岳：这部电影其实牵涉到很多东西，我认为是年轻本土意识的觉醒。80年代时候拍的电影还是旧的包袱，要慢慢脱离。大家要快乐，要本土，讲粗口，比较轻松。以前80年代新浪潮，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花钱去看那些沉重的东西。

罗大佑：那一代差不多都挂了。

李宗盛：对，都挂了。

《新周刊》：台湾有人认为这个电影好不容易让蓝绿营撇开了隔阂，一起坐到电影院里。

罗大佑：就是这样，本来就不应该有这种(隔阂)。

张震岳：台湾是全民政治，可是很多东西有政治进去反而被弄得很好玩，音乐、电影里牵涉到政治还挺好玩的。

艺人生涯原是梦

《新周刊》：台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解严”对文化的发展是否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批好的唱片公司和好的流行音乐似乎都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发展。

罗大佑：“解严”是88年哦，蒋经国也是在那一年过世的。

周华健：一定是有关系的，“解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罗大佑：其实应该是反过来，“解严”之前都很好，龙应台的《野火集》那时候多凶，之前三毛的作品也很凶。

周华健：我觉得反而因为是没“解严”，所以大家要去找一些出路来讲一些什么话。

罗大佑：对对对。

李宗盛：我同意这个。

罗大佑：美丽岛的抗争，79年的事情，当时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大家就用软性的、文化的东西来找出路。

李宗盛：从我在唱片公司的经验来看，“解严”反而是负面的。媒体开放以后，力量大起来，做唱片公司marketing(市场)的人知道怎样去调动媒体、跟媒体勾搭，用媒体的力量，气氛就起来了，偶像团体就起来了，其实偶像团体就是唱片公司和媒体互相借力使力的结果。“解严”以前，(平媒)只要搞定联合、中时、民生就好了，电视的话就是台视、中视、华视，“解严”以后大量的媒体起来，直接影响唱片制作的方向跟内容。现在很少有album(专辑)，都是EP(单曲)，出去的管道多了，对我来说反而是负面的。

周华健：你的问题很好玩，以前没整理过，现在想想反而是“解严”前逼出一堆知识分子去参加各行各业，包括文化方面，参与了唱片的工作。

罗大佑：蛮有趣的，你看那时候侯德健《龙的传人》是怎么出来的?1979年，也正好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时候，80年初的气氛蛮有趣的。

《新周刊》：所以正好是大陆改革开放后，又是台湾“解严”前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汇集到了一起。这次的演唱会其实也勾起了一批这样的人的回忆。有很多人对你们上春晚感到一点失望。

罗大佑：那一定是特别高端的知识分子。唉，他们不知道，艺人生涯原是梦。(大家笑)

李宗盛：这叫“与时俱进”，你不俱进一下怎么办呢?这个环境、这个时代。

罗大佑：该解放一下僵化的思想了。

张震岳：来看演唱会的应该还会蛮感动，可以看到我们的努力，四个人凝聚的力量，因为春晚毕竟还是蛮片面的东西。

李宗盛：时间是一直不停往前的，你不要老是记住我20年前在你心里的样子，我每天都活着，我有每天的进展，李宗盛有今天对人生的见解，对人生的反应。我可能5年以前不会要上春晚，今天我和周华健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上春晚。流行音乐就是here and now(此时此地)，我们所要讲的是我们人生现在的况味，而不是再把我们以前的东西拿出来，而不是挂念着以前的自己有多威水(粤语，厉害的意思)。即便我的人生现在有多不堪，也想诚实地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是理解我的。我不担保我们的演唱会必然好看，必然牛x，我们的唱片必然如何如何，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喜欢音乐的人，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现在的样子，如此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周华健：每次我想写一首新歌出来，就有人说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歌，那你听我以前的歌就好啦，我写得跟以前很像，又会被说没进步，你要我怎么做呢?说老实话春晚跟以前的质感也不一样了，这个标准、尺度在哪里呢?感觉怎么做都不对。

罗大佑：有一点很重要，刚才讲到30岁到50岁的人会没歌听，这个情况是会继续的。我们尝试让大家都有歌听，特别是现在经济情况那么不好，全世界皆。尤其在大陆，这10年来创造出多少有钱人，问题是一下子有钱以后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人花钱去上心灵课程，花几十万人民币。我们现在出来，替那些只买得起280、380票的人，也算心灵上调养一下。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互相打打气，算是老朋友见面，我们还在。以前我拒绝人家帮我整容、弄头发，弄点假发上去，现在我不介意，大家看到我很开心，我自己也显得年轻，多好。千万不要出现：哎呀罗大佑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周华健：其实从90年代开始就很明确：流行音乐不再只是听觉上的享受。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拿了吓死人的200万美金天价拍一个MV，这是视觉上的。而且现在和媒体也要多方位接触，包括面对面采访，一个新人出来结结巴巴的，会影响他的唱片销量，事情就是这样。

罗大佑：当初喜欢华健的人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会很高兴，所以我也要争气一点。

李宗盛：(怪叫)我也要。(其余三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