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长江流域居民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调查分析お

摘要目前国内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关注补偿者的支付意愿，忽略了受偿者的意愿。为了研究受偿者的受偿意愿，课题组对长江流域相关地区居民的生态补偿认知情况和受偿意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采用Logit模型和回归分析法对该地区居民受偿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受偿意愿主要受文化水平、职业和生态补偿认知的影响。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在补偿标准确立意愿方面表现越强烈；职业因素对居民在补偿主体选择、现金补偿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方式选择方面的影响较强，对生态补偿了解情况则对上述四个方面都有影响；此外，在选择补偿主体上，国家机关层面中居民选择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大于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在选择补偿标准上，选择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和企业制定补偿标准于国家制定补偿标准；在现金补偿依据上，按影响程度计算更优于按耕地面积计算；在非现金补偿中，优惠政策优于其他形式的非现金补偿。基于研究结论结合长江流域特点提出六方面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利益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包括：增强长江流域地区居民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意识，让居民学会维护自己的资源生态权益；建立全流域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机制，提高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效度；科学调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多元化实施全流域内生态补偿工作，呈现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化效果；协调流域社会系统与流域自然系统关系，推动两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强化保障流域内居民发展权实现，建立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

关键词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CVM；市场补偿；发展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6-0110-09DOI：10.12062/cpre.20170412

长江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地区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作用，但由于区域之间开发利用程度差异大，部分区域生态资源破坏严重[1]，导致经济效益负外部性。上游是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态功能区，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上游为了对水资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了大量保护资金，牺牲了经济回报，而正向效益大部分给予中下游，由此产生了正外部性利益冲突。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难以和谐，协调利益冲突与保障全流域居民发展权是长江流域资源利用、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长江流域各地应该有公平的发展权利，补偿上游地区因生态保护造成的损失，保障其发展权实现，从而提高流域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2]。2016年起中央倡导“生态优先，共抓大保护，绿色开发，控制性开发”理念，是长江流域发展生态补偿的导向性理念。因此，通过制度资源供给，构建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全流域内各区域、各主体利益，促进自然、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现实所需[3]。

学界关于流域生态补偿也展开了大量研究。面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社会现实，流域生态补偿是流域资源利用、开发以及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键措施。流域生态的特点决定了其环境影响因素是单向性的，并且，在全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域生态资源的贡献性质不同，难以保障流域间各主体公平享有流域生态资源。流域生态补偿核心是构建利益的驱动、激励与协调机制，以补偿促保护，注重补偿效率[4]。张晏[5]认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推进政府、社区、市场三主体合作，建立条件限制与责任主体明确的保障机制和信息公开、效率公平的监督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是以确定补偿主体、方式和标准为基础，同时在法律上要予以保障。但是，龙开胜等[6]认为现行制度没有赋予利益主体对补偿标准和范围表达的权利，补偿主体（尤其是政府）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所能接纳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补偿。只有充分考虑受偿者的补偿意愿与补偿方式，才能制定出公平、可操作的补偿标准，达到更好地补偿效果。课题组通过对长江流域相关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获得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意愿和相关问题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给予借鉴和参考，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优势互补[7]。

1长江流域受偿意愿评估方法

国内外关于流域水资源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种类多样，而真正使水资源生态补偿反映公众意愿的是条件价值评估法。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又被称作调查评价法，属于典型的陈述偏好法技术，以假想市场来直接调查人们对于改善环境和保护资源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者是对于环境破坏及资源受损的接受补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即CVM是通过模拟市场来引导被调查者说出支付或是受偿意愿来估算环境改善或环境破坏的经济价值[8]。自从Davis在1963年首次运用CVM研究了美国缅因州一处林地的游憩价值后，此方法被大量学者用来估算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水质和空气质量改善功能恢复等产生的经济价值[9-10]。在1979年和1986年，CVM相继得到了美国水资源部和内务部的认可，并被作为资源评估的基本方法之一列入法规[11-12]。国内CVM研究目前主要在城市流域景观和水质改善的环境服务价值方面进行有效性和可靠性分析[13-14]，而且主要集中在支付意愿的调查分析。课题组意图通过在长江流域相关地区展开调查问卷，量化长江流域地区居民关于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了解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和环境保护的认知度，分析居民对补偿主体和补偿标准的确定、以及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等相关问题，综合评估流域内居民受偿意愿。

2长江流域调查情况与样本分析

2.1问卷设计

为了解长江流域居民接受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的意愿和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课题组分别于2012年8月和2013年1月对长江流域不同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详细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共27个问题：第一部分是对受访居民的一个基本情况调查，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第二部分是了解受访居民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认知情况，包括对生态补偿本身的了解、生态环境的好坏与个人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以及补偿的必要性等问题；第三部分则主要是对长江流域地区居民的受偿意愿和相关问题的调查，包括标准确立、补偿方式、补偿主体以及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等问题。问卷主要采用封闭式调查方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究问，以期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2.2实践调查

此次问卷调查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320份，实际收回313份，剔除前后矛盾、信息严重残缺等样本，最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277份。为了确保样本的有效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调查样本，全组20余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赴武汉、上海、重庆等地，每个城市发放的问卷数量基本相同。

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课题组事先对全体组员进行了系统的相关知识培训，并由当地熟人引导展开问卷调查，同时课题组结合事先培训的知识与被调查者进行深入的沟通，保证被调查者能更真实的反映自己的想法，减少问卷填写上的随意性。通过对问卷的讲解，使被调查者了解到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的目的和途径，从而使被调查者在假想市场的情况下做出更接近于真实的市场行为。

2.3样本基本情况

从汇总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调查对象最小未满18岁，最大超过65岁，18―30岁最多，占了总受访者的708%；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学历居多，其中，本、专科学历者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高中及同等学历者，初中以下学历者最少；以工资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最多，其次是靠外出务工来赚取家庭收入来源者，比例最低的收入来源不一，如在家附近打零工等；受访者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性占50.9%，女性占49.1%（见表1）。

3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居民补偿意愿统计分析

3.1生态环境认知情况

根据调查情况发现，长江流域地区居民对于生态补偿和水资源环境建设有一定的认知。在277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只有32.1%的居民对生态补偿完全不了解，大多数通过媒介、相关书籍和与他人交流过程了解生态补偿。在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与个人生活的关系认知方面，有52.3%的居民认为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与自己的生活有很大关系。针对居民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只有23.8%的居民表示不清楚周围是否存在破坏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的行为。关于在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和利益共享方面，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很有必要采

取补偿措施来改善和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从统计的数据来看，虽然大多数居民对生态补偿和水资源生态环境建设有一定的认知，但是认知程度不是很高（见表2）。

3.2居民生态补偿接受意愿情况

虽然长江流域地区居民对生态补偿有一定的认知，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很有必要采取补偿措施来改善和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但是，针对补偿费应该由谁支付，被访者还是存在着分歧，有31.4%的受访居民认为国家应承担补偿责任，41.5%的受访者认为应由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或损害者支付补偿费用，27.1%的受访者觉得地方政府才应该是生态补偿费用支付主体。关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也是各抒己见，24.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政府确立标准，另外两个占比例比较大的是当地群众共同协商和具有相应资质、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来确定，分别占到了30.7%和33.6%。关于生态补偿方式分为现金补偿和非现金补偿，在调查如何计算现金补偿额度时，有191%的居民认为应该按人口来计算，21.7%的居民认为应该按耕地面积计算，59.2%的居民则觉得按受影响程度区别计算才是合理的；至于非现金补偿的首选方式，同意安排就业或提供就业指导的居民占了32.9%，其次是接受土地资源作为补偿的居民占24.5%，接受提供生活或生产资料和安排搬迁分别占10.1%、18.4%，有14.1%的居民愿意接受优惠政策或优惠贷款作为补偿（见表3）。

4长江流域居民受偿意愿回归分析

4.1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核心主要是补偿主体、标准以及补偿方式确定，同时又将补偿方式分为现金补偿方式的计算标准和非现金补偿的方式选择。按照这一情况，本研究设计了“补偿费支付主体”、“补偿标准确立”、“现金补偿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的首选方式”四种供居民选择的模式，重点考察居民在选择上述四种模式时的行为差异。基于分析需要，研究中将影响居民受偿意愿的自变量分为个人特征、认知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变量。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等方面。不同年龄层次居民，对接受补偿意愿的综合考虑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可以影响居民对于受偿选择的理性思考深入度；不同职业的居民对于社会所认识的层面也有所不同。认知特征变量即不同认知对居民作出受偿意愿选择时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地区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居民居住地和家所在地离长江的远近距离，居住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等差异会影响到居民的思维和行为，而家所在地离长江的远近对于受偿意愿的选择也会产生影响。

依据上述分析，研究构造的长江流域居民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logitk=logitΠkΠn=BkX，k=1，2，…，n-1

此处Πk=exp（BkX）1+∑n-1k=1exp（BkX）

Πn=11+∑n-1n+1exp（BkX）

其中，Bk是n+1个回归系数（包括截距）组成的向量；X是相应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具体包括个人特征、认知特征、和地区特征等变量。因变量有四组，即“补偿主体确定”、“补偿标准的确立”、“现金补偿的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的方式选择”。其中，补偿支付主体包括“国家”、“受益者或损害者”和“地方政府”三类；补偿标准的确立包括“政府”、“企业”、“当地群众”和“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四类；现金补偿的计算依据包括“按人口算”、“按耕地面积算”和“按受影响程度区别计算”三类；非现金补偿的方式选择包括“土地补偿”、“安排就业或提供就业指导”、“安排搬迁”、“提供生产或生活资料”和“提供优惠政策”五类。这种模型一般Q作无序多属性反应变量的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其在处理反应变量为多种分类并分类不存在等级差异的数据时，可以避免简单二分类Logistic回归造成信息损失。

4.2模型检验与解释

根据上述变量和因变量的设定建立了以下四种模型：

从表4模型1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职业，一般职员在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作为补偿费支付主体；相对于农村的受访者，城镇以上受访者在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作为补偿费支付主体。

从表4模型2中可以看出，在选择受益者或损害者与地方政府作为补偿费支付主体上，家所在地离长江越远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选择后者作为补偿费支付主体；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生态补偿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作为补偿费支付主体。

综合表4模型1和2选择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可能原因有：一是地方展开流域生态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经验更加丰富，补偿工作更能照顾到居民的利益；二是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代表更应该担负起补偿责任；三是地方实施补偿工作的程序相对简便快捷，能更高效的完成补偿工作。选择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可能原因有：一是国家财政实力雄厚，支付能力强；二是长江流域水资源属于水利部派出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管理，因此应由国家来承担。

表5中模型3没有显著性。对此做出的可能解释有：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工作以政府为主导，而政府往往以自己所能接纳的现实情况作为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认为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的理论标准很难真正与实践操作融合。

从表5模型4中可以看出，在选择企业与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作为补偿标准建立的主体时，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选择后者；家所在地离长江越远的受访者，更愿意选择前者。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从表5模型5中可以看出，在选择当地群众与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作为补偿标准建立的主体时，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选择后者；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通过对补偿标准确立模型分析作出以下可能解释：一是文化程度高的居民认为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有条件、有技术、受到较少干扰完成标准确立工作且得出的标准也更加公正；二是了解生态补偿的人认为群众是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或多付出的成本，制定的标准能更好的达到补偿效果；三是家离长江越远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因工业用水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因此，从其增量利益中分离出部分来补偿是合情合理的，也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表6模型6中可以看出，在选择按人口算与按受影响程度区别计算作为现金补偿计算方式时，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一般职员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从表6模型7中可以看出，在选择按耕地面积算与按受影响程度区别计算作为现金补偿计算方式时，家所在地离长江越远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选择前者；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公务员更倾向于选择前者；相对于农村的受访者，大都市的受访者更愿意选择后者。

针对模型6和7分析所得结论如下：按受影响程度区别计算作为现金补偿的计算方式更能体现实际公平，“影响重，多补偿，影响轻，少补偿”这更符合生态补偿最终目的。

从表7模型8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个体户在选择土地补偿与提供优惠政策作为非现金补偿方式时，更倾向于后者。

从表7模型9中可以看出，在选择安排就业或提供就业指导与提供优惠政策作榉窍纸鸩钩シ绞绞保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公务员和个体户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表7中模型10不显著，此处可能性解释为：居民认为政府安排流域居民搬迁，需要考虑居民搬迁后的生活环境的重塑，为了让他们能够迅速的恢复搬迁后的生活，必然会对搬迁居民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待，因此，安排搬迁和提供优惠政策没有什么可比性。

从表7模型11中可以看出，在选择提供生产或生活资料与提供优惠政策作为非现金补偿方式时，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公务员和个体户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相对于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了解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相对于农村的受访者，城镇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而模型中，变量公务员、个体户、对生态补偿是否了解的统计检验不显著，只适用于样本，尚无法推断总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供优惠政策是长江流域受访居民关于非现金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方式中选择意愿最强烈的，他们认为通过政策优惠，自己能够谋求到很好的发展路径，并且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5主要结论和建议

通过CVM法对长江流域地区居民受偿意愿分析得出：首先，居民受偿意愿主要受文化程度、所从事职业以及对生态补偿了解情况三个方面影响。文化程度与补偿标准意愿成正比，职业因素对居民在补偿主体选择、现金补偿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方式选择方面的影响较强，对生态补偿了解情况则对上述四个方面都有影响。其次，选择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大于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但是，这并不表明国家不作为补偿主体，而是在国家机关层面，流域居民更倾向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再次，选择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和企业制定补偿标准主体，在补偿标准的科学化、公平化上较优于国家主体。最后，在现金补偿标准计算上，按影响程度算更优于按耕地面积算，而且计算更加科学、更加公平，符合发展权本质；在非现金补偿中，优惠政策优于其他形式的非现金补偿，优惠政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以及法治环境构建的要求。

针对上述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增强长江流域地区居民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意识，让居民学会维护自己的资源生态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大多数居民对生态补偿和水资源生态环境建设有一定的认知，但是认知程度不是很高，对自己权利被侵犯根本毫无察觉。因此，必须在居民补偿意识与能力方面予以加强，不仅能让居民学会维护自己获得生态补偿的权利，更有利于促进居民监督破坏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二，构建全流域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机制，提高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效度。协调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益和谐的关键基础是利益表达，各利益主体通过参与决策活动，一方面制约了生态补偿管理机构权力滥用，保障了决策民主与科学；另一方面，充分表达了各方利益需求，缓解各主体间利益矛盾与冲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中间层以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激发各主体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效率性，真正实现公平化、市场化、共享化的决策效果。在流域生态补偿数额上，不仅注重当前利益的补偿，更要注重未来发展利益的补偿，充分听取利益主体与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流域补偿数额标准。

第三，科学调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我国现行流域生态补偿大多通过政府开展实践工作，应用市场补偿发挥辅助作用的工作还未完全展开。调查结果可知41.5%的居民认为“受益者或损害者”应当承担起主要补偿责任。通过相关的市场交易平台在水资源初始分配的基础上，使受益者或损害者承担补偿责任是利用市场调节促进生态补偿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手段，运用一对一的市场交易、区际协商谈判等手段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当然，市场补偿手段适宜于流域部分上下游地区的生态补偿工作，政府只需在制度完善、市场培育、交易过程监管等方面加以保障，对于全流域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工作则还是以政府为主导，也可在适当环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第四，多元化实施全流域内生态补偿工作，呈现出全流域生态补偿体系化效果。生态补偿工作要取得最优效果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受影响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就长江流域而言，流域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同时流域上下游的功能也不一样，导致流域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在为满足地区发展的水资源利用需求方面存在差异。生态补偿要根据地方水资源生态环境受影响的程度区别对待，并结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居民更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展开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理念，实现流域利益共享和实际公平；在补偿标准制定上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为主导，广泛征求流域地区居民、企业的意愿，政府通过搭建平台，采取补偿标准核准制，实现政府引导下市场化、科W化的补偿标准。此外，构建生态补偿立法、政策、主体、方式、工具等多元化协同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稳固推进控制性开发背景下全流域生态补偿工作发展。

第五，协调流域社会系统与流域自然系统关系，推动两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根据对居民调查结果研究显示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与流域社会系统彼此间相互影响。流域社会系统主要包括人口、经济、产业、社区、科技等要素，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由水资源、水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口、经济、产业、社区、科技等的发展要以保质保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也要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平衡经济效益、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社区综合参与、提高科技服务等途径来实现。坚持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控制性开发的背景下实现长江全流域社会系统与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第六，强化全流域居民发展权保障力度，建立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以最有效的方式保护环境的经济工具[15]。建立合理、科学化的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以全流域为基础，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实现全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水资源生态利益关系合理配置，通过制度供给和社会中间层参与，以社区为载体[16]，保障流域居民享有可持续的生存权利以及发展权利；在现金补偿中建立按影响程度计算的科学方法，在非现金补偿中建立优惠政策为导向，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共建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形成稳定有序的全流域资源利用的生态法治环境，更好的实现流域居民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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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water use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CVM method

LI ChangjianSUN FuboHUANG Yanc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ostly focused on willingness to pay， ignoring the willingness to accep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payment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 we analyze residents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in Yangtze River basin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with Logit model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culture level， occupation and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pecifical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more interest in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residents has shown； occupation factors have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mpensation subject selection， calculation of cash compensation， and noncash compensation choice，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s an impact on the above four aspects； on the choice of compensation subject， the will of residents to choose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stronger than the will to choose the state； on the selection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r supervision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are better than the state； on the basis of cash compensation， calculating that refer to the degree of impact is better than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calculated； on the noncash compensation， preferential policies are superior to other noncash compensation form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e put forward six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wareness of the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Basin， so that residents would learn to maintai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ir own ecological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hat multisubject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river basin and improving the validity of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decision； scientifically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o ensure the market play a basic role； implementing diversific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ork in the whole river basin， realizing the systematic effect of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water resource 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strengthening guarantee of the whole river basin residents development right，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water resource use in the whole basin.

Key words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ater resource use； willingness to accept； CVM； market compensation； guarantee of development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