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座巴别塔

据《圣经・创世纪》11章记载，耶和华看到世人联合起来建造一座通天的塔，害怕人类过于自信和团结，一旦完成计划会为所欲为。于是耶和华搅乱人们的口音和语言，从而使人类纷争顿起、流散各地，以致巴别塔停工。在我心中也有座巴别塔，平等、真诚与悲天悯人，永远是人类所保持的最美好的品质。

拉姆：艺术本科毕业，现居北京。先后从事广告创意、编辑、记者等职业，现为自由平面设计师及自由撰搞人。十几年来足迹遍及边疆、藏地。个人专著《独步边疆―那些鲜有碰触的隐秘世界》已在全国出版、发行。

最初的寻找

最初上路，颇有些寻找自我的意思，这一跑就跑到了雨季塌方的滇藏线。困在兵站中等待通路，天刚擦亮就去兵站七八公里外的小村子转廓拉。雨一直落，我也一圈圈转，整个村子都沉睡着，世界是座荒岛。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人在注视着我，是一个八九岁的藏族男孩。我向他招手，他便跑过来牵住我的手和我一起转经，谁都不吭声，直到出现一群大孩子。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并不友好，一直用康巴方言向小男孩挑衅，又围住我要钱、抢相机。小男孩见状挡在我前面护着我，却被踹进泥水中按住打。我急了，边拨开那些少年扶起小家伙边大声呵斥，少年们一哄而散，远远地听他们在喊：“强盗的娃子，杀人犯的小崽子！”而我的小男孩从头至尾面目始终平静，平静得不见波澜。

陪我回程的路上，我渐渐知道小男孩的父亲因为某种原因关押在墨脱，母亲带他从青海一路找到这里。不消说，像今天的事情没少发生。八岁的小男孩就这么平静着、诉说着，说想念留在奶奶身边的妹妹。那时我还很年轻，正为一些事迷茫着，虽然人在最美的雨季，心还浸在个人的情绪里。男孩小小年纪便有的坚强、坚韧和平静，应该是独行者所必备的品行吧――遇见小男孩那一刻，我的行走生活才真正开始。比之以后旅途经历，被一群少年围困实在是小儿科。

遭到窥视

那是在天山乌孙山的一座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夏季转场刚开始，山野还是野生动物的山野，靠着手势和一点点维语，我住进了遇到的第一个牧民的家中。我借宿的这家人丁稀少，除去老阿帕和19岁的妹妹，就是二十三岁的哥哥，一个羸弱、瘦小，多数时候骑马四处游荡的男子。白天我跟着妹妹、老母亲挤奶、挑水、打酥油、搓羊毛，虽然语言不通，倒也自在快乐。夜晚总有故事发生：想拱进毡房的野猪，涌入毡房的暴雨，吸干邻居七只羊血的狼，最危险的却是人带来的，一个孤身女子几乎不可避免地招来不良单身男人的窥视。

在草原一个毡房内所有人都睡在一起，妹妹靠最外，然后是我、阿帕和哥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正睡意朦胧，觉得脚下有动静；静了半晌，又开始动，而且动静隔着棉被和睡袋移动到我的腿边，我立刻完全清醒过来。黑暗里一团黑影匍匐在我腿边停停又慢慢地移，妹妹和阿帕在我身边一左一右地打鼾，心下一派明了，摸不到匕首就抓起头灯抵在胸前等着。静一静又动一动再静一静，半夜里山中气温降至零点，想他单衣竟也耐冻。等他终于移到我腰的位置，我猛然坐起，大喝一声“滚”的同时头灯大亮，直射到黑影灰色的眼睛。一声惨叫，世界重归寂静。后来我还是搬到了邻居牧民家中，告别时老阿帕搂住我，不住地用仅会的汉语呼唤我：“女儿，我的女儿啊―”

独自出门并不是要冒险，如果有危险我会尽量回避，实在无法回避，则要冷静面对。而为了保护一个不相干的异族女子对抗（尽管巧妙婉转）家中男性主人，曾经生活于民族地区的我深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爱心。这种发生在旅途的关爱、呵护使陌生人不再陌生，令我坚信生活与人性的美好。

温暖的际遇

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是我已习惯一个人四处游荡着的生活，习惯于自己打理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内心深处，我对陌生的同类有种儿童般的戒备和排斥，这种戒备让我看起来既坚强又独立。

有一次我在青海一个偏远小村和当地朋友一起放羊，遇见了两个背包客。他们先是用“长枪短炮”轰乱羊群，又比划着要吃要喝，然后追着我们拍特写，后来放肆地开起黄色玩笑―理所当然认为我们听不懂汉语，可以任由他们调笑。最后两人被朋友用“姑朵（投石器）”打了脑袋。

之后在去往西宁的班车上我又遇到了他们。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在山上时我穿了藏袍、头巾包住了半边脸―移到我身边非常真诚地向我表明单身女子出门是多么不便和危险，他们愿意在这个“野蛮”之地担负起照顾我这个“美丽”姑娘的职责。我几乎无法将眼前的古道热肠、绅士风度和几天前的流氓嘴脸联系到一起，也许他们只有面对与他们有着同样“身份地位”的人时才会想起礼貌和平等。在平安停车吃饭时我换到了另一辆车上，结束了这段旅伴之行。

旅途中人们不乏发现美的能力，很多时候缺乏的是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 好在这样的经历并不常有，而温暖的际遇会让我珍藏许久。那年丽江通往石头城的班车尚未开通，鸣音后几十里山路要自己想法解决。石头城埋在深岭中不具备基本医疗条件，我却在此地进入脱水状态，胃痉挛、抽搐、还有发烧，勉强支持到村口人已无法站立。我是被一路而来的新加坡背包客大猪一点一点背进村子里的，整个夜晚他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床边，用沾湿的毛巾给我擦汗、润唇。我缩在床上静静地望着头顶乌黑的木板，深夜里山风带着呼哨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又一圈，黑暗中他对我说：“别担心，如果再严重，我背你翻山。”

因为这场病我耽搁在石头城，意外的是大猪也留了下来。以后我们一起翻越梯田，在芭蕉树下躲避午后的酷热，和田地里耕作的农民喝同一罐水吃同一块馒头；夜色里，村中青年男子和女子分站了两排，细碎的话音是我听不懂的纳西语或者方言。最初他们从我面前一次次晃过，假装无意地捎上一眼，再笑着跑开，城里人男女并排而坐显然让他们又好奇又向往又害羞。 到丽江的第二天我和大猪就分了手，他取道大理去昆明，我继续向西进藏，在古城入口处水车前我们握手道别，我突然意识到：或许自己一直就是错的，那种对同类的戒备和排斥，那种儿童般的恐惧。

当地人的认同

我上路时经常只有一个大概目标和方向，到达某地再向当地人打听，继续深入，有时完全需要步行，有时需要自带口粮，这样一来往往直到最后才知道会去哪里、在哪里停留。又每每到了感兴趣的地方，第一个念头就是当地打个滚，然后跟着借宿人家吃喝劳作、走亲串友，如果他们有自己语言我就去学，虽然离开后基本会忘记，完全忘了还有时间这回事儿，直到旅行必须结束才回程。而能让我乐不思家的地方多半没什么大来历，是大众眼里的“荒蛮”之地，说出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喜欢那些经过跋山涉水才最终抵达的乡村，而当地人也会把我当做自己中间的一员，分享、倾诉、呵护。我珍惜能成为“家庭成员”的缘分。奇妙的是，在许多地方我都得到了一个新名字、新的身份，比如我的佤族名字叫觉娜（意为天上来的女子），维吾尔名字是凯丽碧努尔（心灵之光），新名字在村子里叫了开来的同时，我会被当做“姐姐”唤为 “女儿”。如同《与狼共舞》中的邓巴中尉得到印第安苏族人的名字和认同，这令我荣幸而自豪。

就这样一次次走在路上，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改变：人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扩展生命的宽度。行走的生活和都市中奋斗的生活仿佛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两面―受光面和逆光面反差如此巨大，以致于常常被人看作“另类”――真相则是它们皆为我日常真实生活。我在城市中过着普通的生活，奔波生计，筹划未来，并且努力适应、顺从城市生活，和你一样。

半个月前我接到一个来自终南山中年轻道士的电话，他告诉我将去云南腾冲接管一座道观。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他笑着说：“如果不能像你一样走过许多新奇之地，得到他人帮助的同时帮助他人之前就升仙了，人生会少很多体验。”而数年前曾在恒山脚下偶遇当地阿飞天佑，当时很有些冒险故事发生。两年后收到他的E-mail，邮件里天佑已是一家小旅行社的老板，因为“我想帮助和你一样的人”。

每个人对幸福、对财富、对成功都有自己的定义，我的定义大多来自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民族共同生活的经历。十年不间断地行走，只身行于遥远山岭之间，用文字和图片讲述他人故事时，也记录了自己的青春。行走让我的人生变得既轻盈又沉重。当我把这些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孩子之时，当我带着两岁四个月的幼子开始他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把行走的种子播在他心中之时，我想他们会认同并珍惜我所做的一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