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情遗忘的“乡村剩男”

2014年12月，这时的冀南大地，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在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赵庄村外的公路上，聚集着近百号人，他们穿着朴素，围坐在路旁的一幢两层楼房前。

房子的主人叫吴美玉。11月底，邯郸的曲周、广平、馆陶、肥乡等县上百名花高价“娶”进门的“越南新娘”集体失踪，当初收钱作保的“媒人”便是吴美玉。

事情发生后，这些跑了媳妇的村民顿感受骗，愤愤不平，但除了报警，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在吴美玉家门口蹲守，虽然可能一无所获，但还是有人从早上6点多等到天看不见才回，也有人半夜打着手电筒在路上徘徊。

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娶妻彩礼畸高，冀南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他们是社会的底层民众，但一场婚礼，很可能将他们打入“地底”，看不到希望。

越南媳妇

8月11日中午，章涛梳洗完毕，换上一身新衣，和母亲靳兰来到了吴美玉家。

章涛今年28岁，是曲周县安寨镇朱庄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去年2月，过完新年的章涛没有出外打工，而是选择留在家中“找新娘”。

在朱庄，28岁还未成婚的人已经属于大龄“剩男”。走在村里，章涛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多大了还不结婚”“是不是有问题”“过30就更找不了”……靳兰听了也着急。去年8月，靳兰听邻居介绍，隔壁村有很多人娶了越南新娘，“漂亮、贤惠，还省心”。

从邻居处打听到“媒人”吴美玉的住址，托人联系后，靳兰便带着章涛上门“相亲”。

吴美玉也是越南人，20多年前嫁到了赵庄，在村内开了一家理发店。在理发店，章涛见到了吴美玉以及五个“待嫁”的越南姑娘。最后，章涛相中了其中一个叫阿香的姑娘。按照“规矩”，章涛需要付给吴美玉11万“礼金”。

“放心吧，保证贤惠，娶回家一定划算！”吴美玉一边数着钱，一边同靳兰说道。数完钱后，靳兰和章涛就带着阿香回家了。

从相识到带回家，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担心阿香跑走，开始一两个星期，靳兰放下地里的活，专门“陪”着儿媳妇。不久之后，靳兰发现，这个不太说话的儿媳几乎整天赖在新房内玩手机、看电视，一出房门就嚷着逛街、买衣，家务活从来不管。

一个月零四天后，靳兰忍无可忍，带着阿香来到吴美玉家，“这就是你说的贤惠吗？”靳兰冲着吴美玉发火。

吴美玉并没有解释，而是马上找了几个越南姑娘，“之前是我没了解清楚，要不您带着儿子再相一个，这次不用礼金。”就这样，越南姑娘王欢欢来到了章涛家。

王欢欢与阿香截然不同，没到几天，就获得了靳兰的欢心。

章涛也很喜欢王欢欢，平时从来不约束她，零花钱也是随要随给。章涛筹划着过完年挑个日子举办一场正式婚礼，然后夫妻俩一同出外打工。人生似乎正按着预想的轨迹运行，但现实的变故将章涛的美梦击得粉碎。

11月20日下午，靳兰从地里忙活回来，往常已经在准备晚饭的王欢欢此刻正在收拾东西。“我今天晚上去邻村姐妹那里聚会，明天上午回来。”王欢欢用蹩脚的中文对靳兰说。

因为以前也经常走动，所以靳兰没放在心上。临走前，王欢欢同靳兰说了声“再见”，靳兰当时不知道，这声“再见”可能意味着“再不见”。

第二天中午，王欢欢没有回来。章涛拨通了电话，王欢欢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在吃饭，下午回去”便挂了。章涛以为是信号不好，没往心里去，但等到傍晚，章涛再次拨打王欢欢电话时，听到的只有“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章涛晚饭也没吃，匆忙赶到吴美玉家，希望吴美玉能够帮忙联系王欢欢。到达吴美玉家时，曲周、广平、肥乡等县的近百个农村青年和家人也已经赶到。

此时，章涛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钱没了，人也没了。

不停歇的相亲

高中毕业后，章涛远离家乡，独自来到苏州，进入了一家普通电子厂。那年，章涛20岁。

在曲周的农村，20岁是订婚、找对象的黄金年龄，章涛也不例外。在去苏州之前，他便经人介绍，和同村东边一家姑娘定了亲。

在电子厂，章涛每天熟练地将电路板放到生产线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会给家里打个电话，与定亲对象发发短信。

2008年，平常的一天，章涛在流水线上忙碌着，忽然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我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比你成熟、稳重，我俩并不合适。

短信是章涛见过一面的定亲对象发来的。章涛并没有埋怨太多，认为可能真的是自己太年轻，不合适。“通过手机培养的感情确实不稳定”。那年，章涛21岁。

这桩婚事不成，靳兰便开始托人说媒。幸运的是，相隔不远的东赵林村刚好有个待嫁姑娘，靳兰赶忙打电话通知章涛。

听说要相亲，章涛将年假、事假、探亲假等能请的假集中到了一起，获得了半个月的时间。匆忙买了一张200元的长途汽车票，章涛踏上了回乡的漫长旅程。

相亲定在女方家，去之前，章涛特地换上新衣服。衣服是他在苏州买的，花了300多块钱。

章涛记得，女方家屋后有个门，当时是从后门进的。在曲周农村，房子一般只建前门，很少会有后门，因此他记忆深刻。

女方还在北京上班，只有其哥哥和嫂嫂在家。章涛在交谈中得知女方叫程程，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些瓜子，章涛便回家等消息了。

两天后，章涛接到对方嫂嫂来电：“我们考虑后还是觉得不合适！”

回到苏州，继续重复流水线上的工作，晚上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章涛有点担心：“我真的不合适吗？”那年，章涛22岁。

工作一段时间后，章涛再次接到家里电话，说又找到相亲对象了。章涛马上撇下工作，匆匆赶回家中。

这次的相亲对象还是在东赵林村，到了女方家里，章涛发现其屋后也有一个后门，等到对方家人出来后，章涛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我们去年见过！”

这次章涛见到了程程，对方个头不高，短发，看着很阳光。双方家长安排他们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从不相信缘分的章涛此刻激动不已：因为不同媒人的缘故让自己阴差阳错两次相了同一个人，这次能成吗？

但现实再一次击碎了章涛的希望，当天晚上，对方就打来电话说，见了以后觉得身高不合适。

“一米六八在男生中确实不突出，但身高是一方面，家庭条件不好才是主因吧。”这次，章涛从言语中听出了端倪，对方在北京上班，看不上农村的。那年，章涛23岁。

不久后，程程就嫁人了，而靳兰还在为儿子寻找相亲对象，只不过地方越寻越远，人也越找越难。在此后的五六次相亲过程中，章涛依旧重复着“不合适”的命运。

“随便找个人吧，离婚带着孩子的也不在乎，能找到就行。”去年年初，靳兰拉着章涛的手恳求道，“先别出去打工了，结完婚再说吧！”

这时，章涛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别人口中的“光棍”了。今年，章涛28岁。

大龄光棍

新娘跑了，章涛又重新回归“光棍”行列，在朱庄，像他这样的未婚男青年还有20多个。这些“光棍”的出现，为“媒人”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在农村，“专业媒人”走街串巷，“生意”络绎不绝。

在朱庄南边的秦庄，年近60岁的秦海兵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媒人”行当。

“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难的，几乎是十男一女，每天有十几个人找我说媒，十里八乡我都走遍了。”秦海兵嘴里的“十男一女”，指的是村里的适婚男女比例为十比一。

男女比例十比一，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曾在镇计生办工作过的刘凤琴说：“那会儿很多人偷偷地违法对胎儿做性别鉴定，闺女都治了，小子都留下了。”而正是留下的这个因，在20多年后，结出了它的果。

秦海兵的家中摆满了各种烟酒，每当有人要找他说媒，都会拎着好酒好烟上门，“成不成，礼数得到”。有时找到好的“资源”，各村的未婚男青年更是抢着请秦海兵吃饭，出门都是“车接车送，礼前礼后”。

出租车司机吴师傅说：“找不到结婚对象大家都着急！”不止着急，吴师傅还有点担心。有时晚上开车穿过乡镇，吴师傅经常看到附近村庄的未婚男青年成群结队在街上、公路上晃悠。“不知道是干什么，但看着挺吓人！”吴师傅说。

这个现象，也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注意。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看来，我们正进入一个男盈女亏的时代，由于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比城市严重，今后“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又无子嗣的男性剧增，也可能增加拐卖妇女等违法行为发生，危及社会的稳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近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现实情况也不容乐观。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很多农村女青年也纷纷进入城市打工，这对原本男女比例就严重失衡的农村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沉重的彩礼

“打工――相亲――打工……如此反复七八次，对婚姻都感到恐惧和失望了，但不结婚又不行。”章涛说，自己在农村和城市两地奔波数年，渐渐明白了，在城市的夹缝中，没有婚姻，在农村的现实里，也没有爱情。

农村的婚姻，男女双方的感情，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方父母，以及七大姑姨的意见。这些意见中，“彩礼”占了大多数。

在曲周的部分农村里，如果要迎娶本地的姑娘，需要下“三斤一响”的聘礼――3斤重100元纸币和一辆最少四五万的轿车，或者是“万紫千红一片绿”――1万张5元纸币和1000张百元纸币外加一张50元纸币。不少人结婚还要求建新房，买全新的家电家具。

有些女方家里提出，见第一面要一万，彩礼钱另收。如果男方父母年过40岁，超过一岁加8000不等。“男方父母年纪大了，意味着嫁过去要多干活，要早些承担养老的义务。”章涛解释道。

在邻村，有个未婚男青年跟当地一个姑娘相亲，女方父母当场索要彩礼18万元。男青年晚上回去跟家人商量，谁知第二天就接到女方电话，“已经22万和别人说好了”。

现在“彩礼”这么高，靳兰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但她清楚地记得，10年前，章涛的两个姐姐出嫁的时候，“彩礼”只有几千块。7年前，章涛第一次定亲时，谈的礼金也不到一万。

但她清楚的是，家里拿不出这么多积蓄。

娶个媳妇半条命

在朱庄，章涛家属于中等收入。经济来源除了自家的10亩地，主要靠章涛的父亲在邯郸做建筑工人所得。

“一亩地收成好的话能收入1000多元，但肥料等成本还要花掉几百元。”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家里的农活几乎全部由靳兰一个人承担。白天，靳兰基本在地里忙活，晚上大部分时间也是坐在缝纫机前做鞋子、缝衣服。

“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但现在也已经60多岁，越来越干不动了。”章涛明白，父母拼命干活，为的还是他的婚事。但就算全家齐上阵，家里这几年的存款也只有不到10万元。

10多天下来，“新娘”们仍旧杳无音讯，蹲守吴美玉家的“大军”逐渐散了。章涛也回到了家中，等候公安局的消息。

章涛心里明白，为了这桩婚事，家里早已“掏空”，还外借了不少。如果王欢欢回不来，章涛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提起“结婚”。

回到家中，看见年逾50岁的母亲，章涛心里总不是滋味。只有

一米五的个头，靳兰要挑起几百斤的小麦。现在她走路已经越来越慢，背也越来越弓。常年在地里劳作，手上布满了粗糙裂纹，手心手背都是土，已经看不到原来的肤色。

王欢欢出走后，靳兰就再没有笑过。

“婚姻不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吗，为什么结场婚，却要耗费全家人半生的精力，最后又过上穷苦的日子？”章涛到现在也没明白这个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