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县的一场火灾，夺走了民办收养所内7个孩子的生命。

“弃婴”和“孤儿”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实在让人叹息。

“失火的时候，家里没大人。我六点多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顺道在外面办点事。我在外面接到闺女电话，说着火了。就赶紧往回跑。进门的时候，闺女、女婿还有好多邻居，都在那救火呢。我一头栽倒在那，眼都黑了。我的心里恨不能自己钻到火里去。”失火户主袁厉害痛不欲生地说。

说这段话的时候，袁厉害的脸揪在了一起，一场大火，让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袁厉害的身上，将矛头对准了兰考县政府，将疑虑抛向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收养法》。

袁厉害究竟有多“厉害”

在兰考，袁厉害的名头响当当的，很多人都知道她。

早在2005年的时候，一家媒体就写了《软心肠给袁厉害带来的收养烦恼》一文，引来了众多媒体的跟踪报道，“爱心妈妈”、“兰考好人”等众多头衔一齐向她涌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更多的残疾孩子也向她涌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养孩子的？”

“1986年，我的小儿子杜鸣42天的时候。我看到医院急诊科厕所门口扔着个盒子，里面装着个小男孩，我想着好赖也是一条命，就抱回家了，给他起名叫海洋。随后又拾了两个。”

这个叫袁海洋的小男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毕业于河南省检察官学院。

20多年来，袁厉害究竟成为多少个这样的孩子的妈妈，她早就算不出来了，只是粗略地估计“至少有100个吧”！这些孩子中，有的陪伴了袁厉害很多年，直到工作，成家。有的只陪伴了短短数日，因为疾病夭折。

根据1月4日发生火灾后，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人们发现目前和袁厉害共同生活的孩子共有34人，男孩21名，女孩13名，其中病残儿童16名。次日，袁厉害在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连烧死的孩子算在内，和我住在一起的将近20个。”

如今的袁厉害俨然不是当初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袁厉害了，她躺在兰考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的主治大夫郭新胜说，“袁厉害长期患有冠心病，再加上血脂稠、血糖过高，同时外界干扰过大，患者情绪时常激动，不利于康复。”

“五孩、扎根，你们咋就走了？妈想见你们啊，豁妮、白妮、小十……”

这个倒在医院的女人一醒来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啕大哭，还直嚷着要去已经被送往福利院的孩子们，谁劝也没用，硬是女婿、养子等几个壮劳力将她紧紧按在了床上才罢休。

这，就是袁厉害。小时候，大人给她起这个名字就是怕她被人欺负，希望她成为一个要强的人。在医院的时候，有记者给她看报纸上的报道，可是她根本就不认识上面的字。她小学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和爷爷在医院门口卖大碗茶。后来，公社合营办了食堂，她就帮忙卖饭，算是享受着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待遇，一个月拿“24斤粮”。再后来，县城扩张，她又搞些小营生：带领着弟弟在医院门口卖油条、胡辣汤……还在医院做勤杂工的兼职。

袁厉害心软，20多年前她把袁海洋留了下来，紧接着又收养了两个残疾孩子。

袁厉害心硬，为了这三个不认识的孩子，她忍心把自己刚满月的亲生儿子送到母亲那里。

这还不算，打那以后，不少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都被送到了这里，她说不收，可别人说上几句伤心话，她就主动伸开双臂将孩子抱了过来。有人把残疾孩子丢在袁家门口就跑了。医院发现弃婴也送到袁厉害家，最后甚至发展到110捡到孩子，也送到袁厉害家。这里几乎成了一家私人孤儿院。

“到了1990年就有20多个孩子了。80年代做生意的人少，我摆个摊，钱好赚。没过几年，钱不好赚了，我就啥活都干，每天累得心脏扑通扑通跳，趴到医院急诊科的椅子上就能睡着。”袁厉害说，“那时候因为孩子太多，没有地方住，我在街边搭个棚子，孩子们睡一排，冬天我和孩子们冻得直打颤。实在没吃的了，只能管别人要一点吃的，先给孩子吃。”

今年已经23岁的袁快乐患有先天性唇裂，出生不久就被遗弃，后被袁厉害收养，如今已经结婚。“没有袁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记得有一年下大雪，家里没吃的，我和其他孩子饿得受不了，都拉着袁妈妈要吃的。她只能去别人家要。最后要来了了半个馒头，我们每人分了一点，妈妈一点都没吃。”

袁厉害说：“兰考是个穷县，以前没有福利院。看着有些小孩生下来后，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我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活命。要是扔到大街上，眼看着死了不心疼得慌吗？”

在争议中前行

1月5日，兰考县“1·4”火灾事故情况通报。

“接到事故报告后，兰考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赶赴现场，迅速召集有关县领导及县公安、消防、安监、卫生、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开会，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长为第一副组长的兰考县‘1·4’火灾事故应急处置领导组，对事故应急处理做出紧急部署……在各级领导的关切和有关部门努力下，事故处置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而说到袁厉害收养弃婴这个关键之处，通报难觅当地政府对残弃儿的责任担当，却历数袁厉害的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

一时间，袁厉害被推倒了风口浪尖。一篇《河南兰考：命若垃圾》的稿子也被推到了舆论的中心——

夏季是疾病的高发期。7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死掉了两个，一个3岁，一个只有1岁多。这很常见。她不想在重复死亡的过程，“大的销了户口，小的还没报户口。”“怎么处理的？”“扔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以前她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在医院仓库后面的堤岸上，现在那里要建一个新住宅区，所以她用塑料袋包裹住这些幼小的身体，然后把他们放到垃圾箱里。这些孩子会随着垃圾一起被清理。

……

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说，袁厉害不愿意放弃这些孩子，因为她把那些康复的孩子“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他相信里面存在金钱交易。

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说，袁厉害只同意把脑瘫这种无法治愈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好点的孩子她不愿意送到福利院，因为心脏病和兔唇都由国家免费手术，康复之后，袁厉害再转手‘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这是文中的原话，该文作者表示：“她的很多孩子，都是交给别人抚养，有些孩子很久才能见到袁厉害一次。不排除她是把抚养弃儿当作幌子，打造自己爱心人士的形象，方便自己做生意。”

1月7日，兰考县民政局公布了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单。在这20人的低保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次火灾事故中死伤孩子的名字。在这份低保名单中的孩子，只有5名和袁厉害生活在一起，袁厉害本人也享受低保政策。而她的长子杜鹏和次子杜鸣成家工作，但他们亲口承认自己享受低保政策。两人的低保本都在袁厉害手中，低保金也由袁厉害统一领取和支配。

刹那间，所有的质疑都指向了袁厉害。

对于有人说孩子的死亡率过高，袁厉害说：“现死亡率几乎已经达到了30%。由于护理人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又缺乏医疗设施，再加上被遗弃的孩子身体本来就弱，缺少营养，因此，许多幼儿没多久就夭折了。”

对于有人说她拥有20个孩子的低保，是骗保。袁厉害说，目前一共有20个小孩子上了户口，都挂在她名下，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低保，现在一个季度她能领到4000元的低保，但钱都用于孩子日常花销。

对于有人说她将身体状况较好的孩子贩卖。袁厉害说：“以前接受采访，也被问过卖小孩的问题。当时我就说，如果我真是卖小孩，逮住了把我枪毙。”

袁厉害“委屈”，养子袁松首先站了出来，这个20岁的小伙子告诉记者：“从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到学走路，一步一步，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么对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她就是我妈！”

“厉害姐是个好人，不能让她受了冤屈。你想想，一个月70块钱的低保，够养活孩子吗？”住在袁厉害儿子家对门的一位男邻居高声对记者说，“别说70，就算白给我几百块钱，我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

收养孩子有多难

火灾事发后，兰考县民政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收养法》的规定，袁厉害不具备收养的资格，河南省民政厅对她的定性也是‘非法收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这样一看袁厉害的收养行为的确不符合法定手续。

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顾骏表示：“袁厉害虽然收养孤儿，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但孩子仅仅挣扎在生存线上，谈不上生活质量，火灾虽有偶然，但安全缺失却是十分的现实。袁厉害不具备条件，违法收养，但长期以来，多少得到了当地民政部门的资助，一度甚至成为地方道德旗帜，但即便不发生火灾，这样的‘爱心典型’也难免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尴尬。20多年来百余名孤儿如果没有袁厉害，可能早已夭折。”

很多人追问袁厉害，最初捡到孩子，为什么不送去福利院？

原来，兰考县没有儿童福利机构，即使交到民政局，最后也要输送到开封市福利院。弃婴在欠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开封市福利院承接能力也很有限，而且办理收养手续极为繁琐。

她说：“1993年，我才知道开封有福利院。我带了3个小孩过去，工作人员不收，我心想不能把孩子抱一百里路再抱回去啊。我把3个孩子往福利院门口一搁扭头就跑。那个男的在后边追着我骂，‘你倒是跑啊’，我回头也骂他，‘你倒是收啊’。”

1991年，《收养法》出台，袁厉害的爱心变得有些尴尬。2008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不管是福利院的还是在社会上的弃婴，只要是符合通知规定的，进行登记，办理手续，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的孩子，进入家庭和社会；而对不符合通知规定的，会同公安部门，动员收养人将孩子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袁厉害这样的既成事实有了依照。

在《收养法》出台的20年后，开封市民政局，兰考县民政局、县妇联、县公安局曾进行了一场督促袁厉害送交弃婴的“动员”。但是，现场仿佛生离死别，大人哭，孩子也哭。最终勉强送走了5名孩子。当时县里觉得，强制送交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再后来，袁厉害收养孤残儿童的情况得到了默许。兰考县民政局副书记李美姣说，以前，县里全都没有福利院，也就是到了“十二五”规划里，才要在县一级普及福利院建设。记者还查到一份2011年9月兰考民政局关于建社会福利中心的请示，预计总投资213万元，2012年9月批下来90万元，县里要筹资在2013年把这个项目建起来。

谁也不曾想到，刚刚迈入2013，惨剧就发生了。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直言：“不仅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和乡村，部分大城市的儿童福利事业也一样面临‘三缺’：缺立法、缺资金、缺执行。”

我国绝大部分省市近年来已相继出台儿童发展五年规划，其中涉及尽量降低弃婴、孤残儿童、流浪儿童数量，加强社会管理等内容，但执行起来殊为不易。

“目前一些省辖市和重点县（市）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建立一所大型儿童福利机构，这个数字对于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现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王振耀直言不讳。

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61.5万名，这个数字是动态的，每年都会变化。对孤儿和弃婴，民政部门福利机构主要负责查找不到监护人、监护人无力抚养和未被收养的孤儿、弃婴，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

收养主体目前有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多年建设，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得到较大发展。目前，省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64家，8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设立了儿童部。但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1月9日，民政部正式回应“兰考事件”表示：“兰考火灾暴露了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未来，将在县级建设更多儿童福利院，同时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

“《收养法》的修改，不是简单降低个人和社会机构收养孤儿的条件，而是合理调整收养要求，加大对收养孤儿的个人和社会机构的支持和监管力度。国家不但需要继续承担‘兜底’责任，还需提高‘兜底’的水平，以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共同织就的面向孤儿的周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顾骏说。

“爱心妈妈”的路还有多远

因为“兰考事件”，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抽调人员，从1月上旬开始，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如今，身在广东的“爱心妈妈”张菲每天都很忐忑。

从山东一路流浪到广东普宁，至今已有25年，60岁不到的她过得像80多岁的老人。但就是她，这些年从垃圾堆、河边路旁先后把30多个弃婴捡回家，有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有的被好心人领养，现在还有12个孩子留在她身边。

1月8日，她带着4个病婴去广州治病，普宁市民政局局长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也来了。

原来，他们认为张菲实在没有能力抚养这么多小孩，希望她把孩子们送去福利院。民政局局长魏奕楼表示：可以安排张菲去福利院工作，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但，张菲却希望和孩子们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我怕我坚持不了了，现在我的脑子很乱，不知道怎么办。”张菲哽咽着告诉记者，“不能因为她（袁厉害）出了事就拿我开刀啊！谁养的孩子谁心疼，如果送走了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我有信心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教育好。”在张菲的头脑中，如果没有河南兰考那场火灾，没有袁厉害失去7个孩子的悲剧，领导的态度不会这么强硬。

看着张菲的不安，魏奕楼说：“如果张菲实在不同意，政府不会强迫她，但各个职能部门仍然会担起相关责任，比如对张菲和孩子们的居所进行治安监控，保证他们的安全，消防部门也会排查隐患，及时整改，卫生、食品监督部门也要针对孩子们的食物、医药用品等进行检查，确保他们的生活环境符合卫生标准。民政局该做的，我们绝对负起责任。”

与张菲相比，河北武安的“爱心妈妈”李丽娟要更幸福一些。

1996年，李利娟开始收养第一个四川籍的孤儿。17年来，48个孩子走进了她的生活，喊她“妈妈”。如今，李利娟收养的48个孩子都有了户口，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已经注册。当地民政局也在尽全力支持李利娟的福利村。但因为政策上的限制，李丽娟的48个孩子无法算作孤儿、她婉拒了至少200人的收养意愿。

“民间孤儿收养是几十年的一个遗留问题。李利娟个人献爱心在收养孤儿，民政局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必须全力支持。孩子们都有了户口，2年前，武安市民政局给每个孩子都上了五保。今年正在办理低保。”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景文说，“如果能认定为孤儿，政府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孤儿的待遇对孩子的成长更为有利。另外，根据规定收养孩子必须在政府的福利院中进行。李利娟申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是一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机构，显然也不符合规定。如果能够尽快出台进一步的法规进行规范，将便于下一步具体工作。”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所孤儿院，和孩子们在一起快乐地生活。”李丽娟说。

说起袁厉害，李丽娟顿时落泪，“我很伤心，几夜没有合眼。袁厉害收养孩子几十年，大家都知道。出了事怎么能把责任推到一个多年有爱心的人身上呢。”

今年“感动中国”的热门人选高淑珍也是这样。儿子4岁那年得了类风湿，落下了残疾，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不能上学，高淑珍心疼儿子，想在家里办个小课堂。后来她发现，附近村庄有一些因肢残不能上学的孩子对读书充满渴望，于是在家里办起了学校。1998年4月，她的“炕头课堂”开学了，老师是女儿王国光。5个孩子、4张课桌、2块小黑板和借来的旧课本……高淑珍的家里响起了读书声。

学校一开就是14年。她接收了近百名残疾孩子，却从未收过一分钱。高淑珍和女儿每天用自行车接送孩子，中午就在她家一起吃大锅饭。渐渐的，自行车已经接不过来，她一咬牙，买了辆旧面包车。有两个肢残严重的孩子，路上她怕颠坏了，就一直抱在怀里。后来，为了让孩子少受罪，她索性让孩子都住在家里，免费吃住读书。

随后，高淑珍向滦南县教育部门申请将小院升级为特教学校。该申请于2000年10月通过，“滦南县洼里民办特教学校”正式挂牌。

张菲是幸运的，李丽娟是幸福的，高淑珍是开心的。或许在他们心里，能够和孩子们在一起，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这也就难怪直到今天，袁厉害还在坚持。“如果政府不管，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收养，我不能看着一个小生命死了。但我会让民政局和派出所给我办好收养手续。”此外，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爱心妈妈”，或许她们正在经历着和袁厉害一样的“曾经”，她们的生活艰难，孩子的成长环境困苦，或许某一天，就会演绎那悲惨的一幕……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认为，首先应当肯定民间慈善力量对政府儿童福利体系是一种重要补充，其次，应该对全社会“有爱心、有行动，但实际能力不足”的“爱心妈妈”们提供必要的法律辅导和硬件支持，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解决儿童福利的“三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