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异质性的集体林权改革林农获益差别化研究

摘 要： 以贵州省300多个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围绕林农异质性与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农获益状况，运用统计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基于家庭、认知和行动层面的异质性，社区林农从集体林权改革中获益的效果具有差异性。社区内林农经济资本越大、林业资本越多、劳动力资本越多、政治资本越充足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林改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较好的效果，反之亦然。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在考虑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时，应该注意和支持社区基层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构建，特别需要关注基层利益主体由于行动能力差别而导致的获益差别化。

关键词：林农异质性；集体林权改革；获益；差别化

中图分类号：F3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109-07

农村的社会关系是集体林权改革的重要背景之一，脱离农村的社会背景来谈林改将会无益于解决农村的林业问题[1，2]。因为，林权改革的最终落脚地还在于基层社区的社会行动者围绕林业的行动，而基层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权力及社会网络关系，社会分层，弱势群体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都关系到基层林农能否从集体林权改革中获益。

不同学者对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的不同利益者主体的获益情况进行了调查。肖泽忱等从林业工作人员和林农两个不同主体对林权改革认知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对于林改的不满意度和对政策的清晰度，林业工作人员要高于林农[3]。贺东航等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新林改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但有些地方却没能很好地兼顾到公平，外来非农资本、信息不对称、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导致林权集中和失山林农群体的出现[4]。这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集体林权改革中的体会明显不同，同时其获益的效果迥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社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日益增强，传统农村社区成员呈现出社会特征分化与社会结构层化变动趋势。农村社区内的二元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少数在资源禀赋、社会偏好等方面与多数普通农户存在异质性的乡村精英阶层[5]。这种农村社区内的异质性社会背景可能会对不同社区成员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的行动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导致他们获益结果不同。

本文所运用的获益概念与经济学上的绩效概念不完全一样，获益强调行动者从林改中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资本、权力等收益上，是扩大化的概念。同时获益的概念更多强调的是从微观行动者的视角看待集体林权改革的效果，而不是从宏观整体概括。本文将在充分考察社区林农的异质性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描述社区内部异质性与获益差别化的关系，讨论社区行动者主体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获益的差别化问题，最后提出行动者获益差别化对集体林权改革政策评估的启示。

一、资源禀赋、行动能力与林农异质性

许多时候，农民经常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概念用于农村政策制定中，但是农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农村社区“内部依据财富情况，权力，性别，民族特征等因素”而高度分化，有极大差别[6]。村庄的社会分层以及异质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假如政策制定中没有顾及农村中的这种分层和异质性，那么政策所达到的效果就未必可以实现政策的目标。以基层社区的资源禀赋和行动能力为主要依据，农村的社会分层可以概括为“精英—能人—普通人—贫困户”序列。

1.贫困户。由于年老、孤寡、离异、残疾、疾病、无家等原因造成，他们的现金收入极少，经常欠债，经济和生活水平处于乡村最底层。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就需要依赖政府的有效社会救助，但是在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下，政府的救助也是有限和不足的。他们在与外界的社会政治联系，获取资源能力，经营农林业等方面就明显处于劣势，在乡村社区中也往往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对这部分人，如果不特别对待，即使分给他们林业资源，也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弱势，没有能力或者难以掌握和主张其资源权利，可能表现出极大的产权不安全性。

2.一般农户。普通农户可以勉强对付生活基本需求，但是也没有结余，经济和生活水平处于乡村中等偏下。他们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当出现自然灾害等意外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非常快。在林业生产上，他们往往成为风险回避者，但是因为面临有权人士的压力而难以掌握其对资源的利用权利。例如，由于林木生长的周期性比较长，投入比较大，经济效益很难在短时间内充分体现，普通农户自身的经济条件所限，很难进行大资本的投入。这就导致了普通林农与林业精英相比，普通林农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他们在村庄社区公共决策中的话语权难以得到体现。

3.能人家庭。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有一定的技能，教育水平和资产，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处于乡村中上等。他们可以利用与外界的联系，积极从事一些经济行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在集体林权改革后，他们可以利用与乡村权力强势群体进行合作，而充分地掌握和利用林业资源。

4.精英农户。拥有雄厚的资源、经济、社会、政治资本，与当地政府特别是具有政治资源的干部具有良好的关系，与社会上资本雄厚的商人往往具有广泛的来往，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具有优先权，并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让一些弱势群体依赖。在林改中，一些林业精英（如林业大户和林场主）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村庄内的“能人”和“内行人”。这些人的来源包括：现任或以前的村干部和林业部门职工；林业技术员；长期从事木材经营地木材销售人员；林业大户或者林场主。一方面，他们对在社区林改方案的确定和社区公共资源的支配等方面有着较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凭借自己在社区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发动和领导群众吸引社区普通林农的依赖。因此，精英在集体林权改革中必然扮演基层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他们对资源的分配利用往往具有优先的决策权。

关注农村基层的社会分层与异质性，对于理解基层社会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社会分层与异质性会直接影响到社区行动者的行动。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社会的不同分层将直接影响到不同层级的农户获益差别。因此，即使集体权改革可以将所有农户纳入到获取林业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中，但是社会分层与异质性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得到均等的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因此，认识这些分层和权力的异质性差异有助于为不同的行动者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帮助，以充分确保所有的基层主体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能够受益。

二、集体林权改革林农行动模式与获益分析框架

在研究集体林权改革中相关行动者的实践和获益状况时，本文首先提出一个解释国家政策在基层实践过程即行动者行动模式的框架。本文认为人类的行动需要经历由了解、认知、理解、学习、解构外界事物的过程；然后结合自身经历和资本将外来信号内化成行动策略和采取相关行动的过程；最后行动决策决定行动者获益状况的过程，即从“解构”到“行动”再到“获益”的过程，这是行为人的基本行动模式即实践模式。

基于制度转型中个体认知状态模型[7]，本文首先给出一个在集体林权改革中不同行为人的基本行为模式及其分析框架。在图1中，独立的场景和环境中，行为人单独开展着自我的行为和实践，对于自己的行为权利责任和义务都有对应的知识联结。在图2中，当不同行为人的场景发生交叉时，行为人则会表现出认知的冲突以及行动的互动，其结果可能导致与独立场景下行为人截然不同的后果。这表明，在行为人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及场景时会发生不同的互动，从而导致结果的差异。

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面对自上而下的宏观集体林权改革政策，基层行为人的场景信号发生错综复杂的交叉。各种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认知偏好并结合各自所拥有的资本，在基层的林业场域中发生各种行动互动及博弈，由此产生效果各异的结果，从而带动基层林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这就是本文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三、林农异质性与集体林权改革林农获益差异实证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林农的获益状况从总体上表现良好，体现出较高的参与度、良好的获益效果。但是总体获益情况不能代表所有农户的状况，在村庄内部社会分层和异质性前提下，不同林农群体从林改中获益的差别可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我们将运用贵州省的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性分析，观察林农内部差异是否会导致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差别化。

（一）林农获益的影响因素

林农获益由多种条件决定，包括林农内部自身条件因素（如家庭条件、生产经营条件、资本条件等）以及外部因素（如政策要素，村组条件，外部市场条件等）。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找出影响农户获益的所有影响因素，而只想观察农户内部分层及异质性是否会对农户从林改中受益造成影响。因此，这里假设农户面对的外部条件是同质的，从而考察农户之间内部的条件异质性（即农户内部分层）是否会导致农户获益的差异化。农户内部条件对获益的影响变量我们考虑以下三类：

1.户主及家庭层面的异质性因素。社区内林农的异质性首先表现在人口和家庭层面，户主年龄大小、家庭人口多少、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多少等因素的差异，将构成农户人口和家庭层面上的异质性。根据经验性观察，家庭人口因素与劳动力资源紧密相关，劳动力资源的多寡又与农户行动能力紧密相关，最终导致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差异化。

因此，家庭和户主的特征可能会对农户获益造成影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农户户主决定家庭行为选择，同时家庭人口也是影响家庭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家庭人员外出务工则可能削弱家庭林业经营的效果造成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减少。这里我们假设户主年龄如果偏大，家庭人口少，而且家庭人口外出务工，则其从林改中获益的效果比较差。

2.林农认知层面的异质性因素。社区农户异质性在认知层面上的表现，一般体现于农户基于教育文化水平差异，而对外界信息（政策）的接受和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从而影响其行动策略的有效性，最终导致获益的差别化。例如，村庄内的林农精英一般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和接收到集体林权改革的相关信息，从而能较快地采取行动策略，而贫困农户则对林改的相关信息认知要滞后很多。

农户认知层面涉及到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其影响因素涉及到：户主教育文化程度、对政策的了解、对林子作用的认知程度等。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可能积极参与到林改过程中，对政策了解程度比较深，而对从森林中获益的认知较高。这里我们假设文化程度高、对政策了解、对林子作用认知高的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效果比较好。

3.林农行动支撑层面的异质性因素。社区农户异质性在行动层面上的表现，则在于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上。围绕集体林权改革，基层社区行动者将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本在林业场域内进行互动和博弈。经验性的观察是，资本量富足的精英农户能获得更多话语权、更优先的行动权和更强的行动支撑，因而更容易从集体林权改革中获益。

农户行动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支撑其行动的一些资本要素，如林业资本、劳动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这里我们假设，林业资本量充足、家庭劳动力多、经济资本丰裕、社会资本广泛、政治资本多的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可能性较高。

（二）村庄林农之间获益差异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制度变迁·农民参与·配套政策的角度）在2010-2011年的实地调研。除了文献综述和相关调查地区的统计数据以外，实地调查问卷数据来自于贵州省黎平县、黄平县和锦屏县等3县。在选取调查县和乡的时候综合考虑了森林资源状况、林权改革开展情况、经济地理位置等要素，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县和乡，样本县的基本信息见表1。

在村级农户的调查选择上，则是根据随机抽样原则，依据各村的农户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则抽取周围农户进行访谈。这样，经过抽样，形成了3个县，4个乡镇，5个村，357个农户的调查规模，有效问卷为333份，如表2所示。

在实际的数据调查中，采用的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典型人物访谈，结构式问卷调查，半结构式问卷调查，参与式会议研讨，实地观察，参与式农户调查等。

2.变量选取。根据农户获益的影响因素及假设，设计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农户获益的程度以“农户从林改获益效果如何？”来计量，一般而言，如果农户从林改中获益较多，应该会从主观上认为林改给其来的效果比较好。反之，如果林农认为林改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林改则很可能没有给其带来良好的获益结果。农户家庭异质性变量由户主年龄、家庭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人口等问题组成。农户认知层面异质性变量由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林改政策了解情况、对林子作用的认知等问题组成。农户行动支撑层面的异质性变量由家庭实物资产（代表农户经济资本）、家庭劳动力数量（代表劳动力资本）、“家庭遇到意外事情请人帮忙是否容易”（代表社会资本）、林地面积（代表林业资本）、家中是否有村组干部（代表政治资本）组成。

3.数据描述性统计。根据实地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本文选取的变量赋值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4.变量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由于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需要先对变量通过相关性检验进行筛选，将不存在线性和非线性的变量剔除。相关系数检验可以用数值的方式精确反映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强弱程度。由于模型中的变量同时含有连续变量以及分类变量，因此选用使用范围更广的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

变量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11个将要考察的变量中，户主教育程度、能否获得他人帮助、对林子作用的看法和家庭人口数等4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构成显著相关，需要从变量中剔除。出现这种结果，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户主的教育程度与从林改中获益也没有必然的联系；（2）用农户能否获得他人帮助的变量来代替社会资本的广泛程度其代表性不明显，因为绝大部分的村庄农户在需要帮助时至少在村庄内都能获得帮助，体现不出社会资本的差异性；（3）由于森林不管是提高收入还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作用，对具有需求的农户来说都是有作用的，因此这个变量体现不出差异性；（4）家庭人口变量与劳动力数量变量重合，而且由于外出务工农村家庭普遍只剩下老人小孩，统计家庭人口对于结果没有什么意义。

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由于研究中因变量是分类的变量，而且是二分类的变量，因此适宜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依据Logistic的基本回归模型，本研究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Pi表示获益的概率，xi表示农户认知层面变量集合，yi表示农户行动层面变量集合，zi表示农户家庭特征控制变量集合；b1、b2、b3表示变量的估系数；a表示常量；wi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研究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将相关性分析剔除变量剩下的林地面积、农田面积、实物资产、外出务工、劳动力、村干、年龄等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量检验结果见表4。依据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指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极大似然值为309.005，Nagelkerke R2值为0.214，回归结果具有可行性和显著性。

6.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户主及家庭层面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的关系。根据模型结果，外出务工变量、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村干部变量对农户从林改中获益具有显著性影响，且显著性概率均在95%。这表明，社区农户在家庭层面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差异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社区内农户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少、家庭劳动力数量多，是村庄干部的农户，对林改政策的效果评价越高，从林改中的获益越好。

农户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其从林改中获益具有负面的效果。原因在于，家庭外出务工的都是年轻劳动力，剩下在家庭中的劳动力减少，而剩下的老人小孩对于林业经营的能力有限，难以从林业中获得较好的收益，因而从林改中获得的收益有限。

户主年龄和家庭人口差异对获益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因为户主年龄和家庭人口只是个外生变量，其产生作用需要其他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单独来说，不能形成对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第二，农户认知层面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的关系。根据模型估计，农户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农户获益具有显著性相关，且影响水平显著率在99%。因此，农户对林改政策了解越深、其对林改政策的效果评价越高，从林改中的获益越好。这表明，社区农户在认知层面的异质性表现于其对外界信息和政策的认知和接受上，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那些能够掌握和利用改革相关信息及时调整行动的农户获益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农户行动支撑层面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的关系。根据模型结果，社区农户在林地面积数量、家庭实物资产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是否村干部等的异质性对农户获益差别化具有显著性影响。林地面积对因变量的影响水平显著率在99%，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村干变量的影响概率在95%，实物资产的影响概率在90%。

这表明，社区农户在行动支撑层面上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差异具有显著性。社区农户的家庭林地面积数量越多（林地资本），家庭实物资产量越多（经济资本），家庭劳动力数量多（劳动力资本），是村庄干部的农户（政治资本），其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的行动能力和有效性越强，对林改政策的效果评价越高，从林改中的获益越好。

另外，农户家庭拥有的农田面积对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原因是农户家庭拥有的农田数量并不与林地面积具有替代性，因此不能形成有效的差异化影响因素；能否获得他人帮助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构成显著相关，因为当地绝大部分的村庄农户在需要帮助时至少在村庄内都能获得帮助，体现不出社会资本的差异性。

第四，社区农户异质性对农户获益差异的整体性影响。综上所述，社区农户在家庭、认知、及行动支撑层面上的异质性与农户获益差异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社区内农户的林地面积数量越多，家庭实物资产量越多，对林改政策了解越深、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少、家庭劳动力数量多，是村庄干部的农户，其对林改政策的效果评价越高，从林改中的获益越好，反之亦然。

四、结论与建议

（一）村庄内的农户分层和异质性，将导致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差异化扩大

农户获益机制可以看成是其解构与行动机制的后果函数，认知机制和行动策略决定了行动者的获益结果。通过实证研究，基本证明的事实是：基于认知层面的差异（通过对政策了解程度变量反映）以及在行动层面的差异（通过林业资本差异、经济资本差异、劳动力资本差异、政治资本差异等反映），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效果具有差异性。表现在：农户经济资本越大、林业资本越多、劳动力资本越多、政治资本越多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林改中获得较多的收益，获得较好的效果。这与本文假设相吻合，即村庄内的农户分层和异质性，将导致农户从林改中获益的差异化。例如，村庄干部家庭、精英家庭和能人家庭将从林改中获得较好的收益，而村庄困难农户以及一般的农户将难以从林改中获得好的收益。

（二）建议重点关注基层行动者获益的差别化机制

由集体林权改革基层林农获益的差异化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林权改革的获益效果评判并不能从总体上以一语而概之。实际上，由于基层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基层行动者获益的差别可谓千差万别。以村庄内部的差异化为例，资本雄厚的大户，有权力关系的乡村能人获益的机遇大于普通和贫困的林农。基于惯习和行动能力上的差异而考虑，林改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有钱的人越有钱，强者愈强，穷者愈穷。假如一语而概括之说林权促进了林农增收和致富，这可能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将客观上造成农村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在完善集体林权改革阶段，不能仅仅用市场的逻辑一味地要求农村基层林业经营的效率，由于各行动主体之间获益的差别化，过分强调效率可能会牺牲广泛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利好与强势群体，这可能造成农村基层的进一步分化。从未来农村林业长期发展来看，建立稳定的基层林业经营制度需要构建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同时在政策倾向中需要从总体效益评估转移到获益分类差别化评估、从关注经济效益转移到更为兼顾农村基层社会公平和社会维护、从林业产业效益转移到综合农村效益、从表面性的短期林业增值收益转移到实质性的长期森林可持续经营收益。

（三）建议重点关注基层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建设

在基层林业场域中，行动主体由于资本、权力和关系等的差别，其采取的行动策略和行动效果截然不同，因此获益效果差异较大。对于一些行动能力较低的主体，例如一些贫困林农，由于基层林农的资本和关系有限，往往在基层林业场域内处于劣势的位置。如果不加强对林农的能力建设，其在与其他相关行动者的博弈中的行动中将难以有好的获益效果。

在集体林权改革中赋予相关主体产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使行动者能够掌握和利用好已有的产权和权利，提供支持其产权安全性的安排可能比直接赋予其产权更具有实际意义，这关系到未来集体林权改革政策能否对林业经营产生良好的效果。能力建设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基层林农和贫农来说[8]。赋权需要能力建设相匹配，包括对基层林农的资本的获取的特殊支持，特别是在制度和文化资本上的偏向，包括货币资本贷款，砍伐政策支持，群体决策能力及社区合作能力建设等等。加强对基层行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能力建设支持，才能帮助他们掌握和利用来之不易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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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周.林权改革的评价与思考[J].绿色中国，2008（17）：9-13.

Study on Farmers’ Differentiated Benefit From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Based on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LUO Yao-feng1，LIU Jin-long2，ZHANG Da-hong3

（1. Research Center for Resourc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tiy，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from more than 300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 we， using statistical models，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d farmers’ benefit from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and conclude that： Based on the family， cognitive and action-evel heterogeneity， farmers in the community have differentiated effect on the benefit from the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The greater the economic capital of farmers within the communities， more forestry capital， more labor capital， abundant political capital， and the deeper awareness level of policy， the easier to get more revenue and better results from the reform， and vice versa.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when considering options for perfecting the reform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ion capacity building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based actors， in particular， need to focus on grass-roots stakeholders’ifferentiated benefi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action capacity.

Key words：farmer heterogenuity；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benefit； differen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