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活动应如何“竞争”

“科学研究改变了世界，现在科学需要改变自己”，这是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科学如何误入歧途》中的一句话。文章称，时下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人员热衷于去“发现”，却忽视了“验证”。而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竞争”，科研已经从“小众化的消遣”变成了数百万人之间“职业化”的残酷竞争。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视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然而时下这种“精神气质”及所负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出现了“坍塌”。激烈甚至过度的竞争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常态，这里既有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荣誉和利益的追逐。

联想到时下经常有科研人员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安心搞科研”，既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也要有不受打扰的研究环境，如此这般才可以“仰望星空”。这种论调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基本前提——“竞争”才是时下从事科研活动的“职业特征”。我们在讨论科研管理改革时，应当始终把“竞争”作为研究出台改革措施的“基本约束条件”。

今天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可以称之为“不完全竞争”。主要表现为：科研经费分配向少数学术“大腕”和强势机构集中，一所大学一年承担300个以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不稀罕，院士群体在科研项目立项和经费分配方面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出于“求安稳”的心态，年轻人一心想挤进大学、科研院所工作，而现有的用人机制缺乏对从事科研工作必要的门槛设定以及相应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此外，“数目字式”评价指标和管理方式带来的是统一、便捷，但却会扼杀科研活动中敢冒风险、不拘一格的创造性。

去年11月底，《科学》杂志刊登了《中国市场》的长篇报道，称中国的科研人员不惜花大价钱去获得一篇SCI论文的署名权。表面上看是科研评价导向的问题，SCI成了决定科研活动成败的“风向标”，实质上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异化”。错不在SCI，错在SCI附着的种种利益纠葛。即使不用SCI做指标，采用其他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依然会产生对新指标的需求，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没有了“SCI市场”，一定还会有其他“XXX市场”。

如此看来，中国科研管理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竞争”机制的完善，既要解决“不完全竞争”的问题，也要防止“竞争过度”的问题，这其中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学术团体角色功能定位、大学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科研人员流动淘汰机制建设。没有充分的“竞争”，就很难有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只可惜，这一点在时下的媒体话语空间中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