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礼乐思想述略

时间:2022-01-29 02:45:11

荀子的礼乐思想述略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猗氏(令山西安泽)人,汉族。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官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山东兰陵)令。《荀子・乐论》是《荀子》书中的一篇,战国后期儒家学派论述音乐的专著。《荀子》书中论述音乐问题的,除《乐论》全篇外,还有《富国》、《王霸》等篇的部分文字。这些文字的主旨在于肯定音乐的社会作用,同时批评墨家学派否定音乐(见《墨子・非乐》)的观点。《荀子-乐论》是我国先秦时期一篇系统论述音乐理论的重要著作。它是荀子在稷下学宫时所作,是为齐国统治者提供“一天下”的理论武器。荀子站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明音乐对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荀子的礼乐本质

《乐论》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人的生活是离不开音乐、乐舞的,因为必须满足人们感情的需要。在《王霸》中,对于人们感情的需要有更全面的叙述:“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在《性恶》中云:“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可见,这是荀子的核心思想“性恶论”的具体体现。如此。就要“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就是说要用向上的音乐、乐舞诱导人们向善,而不能堵塞、反对,因此,墨子的否定音乐就该受到批评。《乐论》充分肯定音乐的潜移默化作用,“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因此,“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反之,“乐姚冶而险,则民流慢鄙贱矣”。前者能导致“兵劲城固”,使敌国不敢来侵犯,后者则导致乱和争,“敌国危之”。《乐论》还指出了音乐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这就是说,音乐的影响能够左右社会的治或乱。荀子在反复肯定音乐的社会作用的同时。指名批评墨子非乐的不下七八次之多,甚至说墨子反对音乐简直是犯罪。“穷本极变。乐之情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是乐的本质。这样,荀子便从人性需求的高度,确定了“乐”的内涵及本质规定,成为荀子礼乐思想的重要基石。

荀子的礼

荀子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荣辱》)“人生而有欲”(《礼论》)“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为之天情”(《天论》),并且认为人不能压抑,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礼论》)。人的欲望要求得到满足和外在世界这种要求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荀子认为如果听任人的欲望极端膨胀,最终将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导致人类社会的焚毁。“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礼论》)所以必须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规范性机制――“礼”来制约人们的欲望、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生存于其间的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荀子的“礼”在承认、肯定人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疏房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礼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欲望满足的差异性问题。荀子要通过“礼”使得每一个人承认差异性并且自觉地加以遵循和追求这种差异性,从而物质与欲望二者相互制约,保证长久的协调发展。“欲不必穷于物,物不必屈于欲。”(《礼论》)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性。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荀子的和谐思想源于和谐音乐的思想,它以和谐政治思想为核心,以和谐经济思想为基础,并深入运用到军事上,最后回归到生态和谐。荀子在“人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化性起伪”,主张加强后天的道德教化,用社会制度和礼法措施调控人们无限扩张的内心欲求,使之合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是其社会观的核心价值目标。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继续者,在家国同构的理论框架下,阐述了家庭成员间的种种伦理关系和具体的道德规范,并以父慈子孝的道德价值为起点扩充政治伦理上君臣之间的忠诚关系。在君臣之间对立而同构的道德模式中,充分阐述了礼治思想在国家治乱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不荀》)。在《不荀》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基本宗法关系的视角,解析了礼不仅是家庭伦理的基本尺度,同时也是保持国家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伦理纽带。

荀子的乐

根据《礼记・乐记》及郑玄的说法:单出的音素称为“声”,不同的声连缀而成旋律,称为“音”,音与舞相配合,称为“乐”。荀子《乐论》开篇即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这两段文字阐明了乐与情感的关系,揭示出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乐与情感直接相关,是内心情感的外发,人皆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情感不能压抑,必须表达宣泄,表达宣泄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乐既能满足人快乐情感的表达,又能转化人愤怒忧伤的情绪,故乐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第二,乐符合人的趋乐原则,是“人情所不免”。根据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行为是追求快乐原则的,而“乐者乐也”正符合这一原则。一般而言,道德的实现,也需要情感的支持,有内心喜悦的体验。第三,情感虽可通过音乐表达,但如果表达随心所欲,没有一定的规范,则不仅毫无审美可言,更会使情感沉湎过度,或流连泛滥,不仅无法陶冶美好的人性,而且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必须以“雅颂”等高雅音乐,引导人民的感情,既达到审美的目的,满足快乐的原则,又安顿规范的情感,从而感动人类的善良心地,节制过度的冲动。荀子认为“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素庄,则民齐而不乱”。这是说“中和”“庄素”的音乐就会使君民上下一致,这样就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荀子又说:“乐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用乐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使民和睦。“姚治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

人之心庄。”因此,用雅乐陶冶人民,防止淫声邪音乱雅乐是十分重要的。这均是强调音乐的中平庄敬与礼义相辅相成的重要。荀子又说:“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乐之和与乐之理都是不可更改的,都是封建礼义道德所要求的重要原则。乐着重于融合和谐人的性情。所谓“乐合同”;礼着重于严肃宗法等级,所谓“礼别异”。而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较之礼要显著。因此,乐是礼的重要补充。

中和之美

荀子的“中和之美”的命题,“中”是核心,而“中”的具体规定便是“札”,荀子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局谓中?日:礼义是也。”(《孺效》)意为先王治国之道,乃是仁的最高表现,是按最恰当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恰当”呢?“恰当”就是符合礼义的要求。荀子还认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孺效》)合乎礼之道(中和之美)正是人应遵循的原则。荀子从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角度出发,他认为社会管理既要讲“礼”,讲“秩序”、“等级”,以使人们各守其分;又要讲淡化冲突、消解对立,防止矛盾激化。前者须“礼”之分,后者须“乐”之和。“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礼论》)礼仪隆重,音乐安详愉快,才会使社会平安吉庆。荀子还举“乐在宗庙之中”、“闺门之内”、“乡里族长之中”(《乐论》)、“耳之同听”为例,指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获得共同的美的愉悦时,“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论》),就是说,中和之乐使民众和顺不乱。概言之,“乐和”是为了“人和”:“乐正”旨在礼治,最终达到“乐以致和”的目的。荀子认为乐本身具有中和的品格和功能,他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又说:“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人情所不免也。”(《乐论》)乐之所以具有“中和”的品格功能,是和古人对于乐的认识有关的。其一。从音乐的形式和材料上说,乐被认为是“五声八音之和”。所谓“五声之和”,是指“宫”、“商”、“角”、“徵”、“羽”五音搭配形成的旋律必须是和谐的。所谓“八音之和”,是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材料组成的乐器之间,既要各有分工,起到不同的作用,又要追求整体的和谐,达到全面的协调,因此,乐有和谐的象征意义。其二,从音乐的旋律上来说,乐的旋律又是中正平和严肃庄重的,这样才能对人的情感起到规范顺正的作用。保留先秦音乐思想较多的《吕氏春秋》云:“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可见“和”与“适”被认为是先王作乐的最重要依据。故荀子说:“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足其上矣。”(《乐论》)和平的旋律,中正的乐声,能起到和谐情感、安定人心的作用。用后来《乐记》的话来说,则是“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日:‘乐观其深矣…。其三,从社会效果上说,乐是对礼的补充。先王制礼作乐,是为了让礼乐互补。礼注重的是“分”与“别”,区别上下亲疏贵贱,较偏于人为的规范,而“乐”则注重“和”与“合”,从内在情感上平衡这种分别造成的心理失衡。萄子的“中和之美”,也是对人的审美心理的要求。当“乐”以其独具的魅力作用于人的情感,使其主观情感客观化――使之成文时。要做到快乐而不过分――“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乐论》)审美情感要有“道”的引导,否则之乱将导致人之乱。为此荀子提出要“好恶以节,喜怒以当”。(《礼论》)好恶、喜怒通过礼的规范,予以节制,“情文俱尽”(《礼论》),把情感和理性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是最理想的,即中正平和的心理才是合适的审美心理。因此,荀子把“中和之美”纳入了“礼”的轨道,强调了审美中礼的规范性,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社会,“中和之美”的“乐”因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黏合、协调节欲导德的作用,因而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同的一种审美精神。但是,萄子“中和之美”的命题更多地强调了审美活动、审美创造的规范化、理性化,尤其从社会整合的目标出发,突出礼乐对审美的节制作用,却淡化或忽视了审美活动、审美创造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审美趣味、审美情感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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