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辞职为哪般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到一所高校的新闻系报到，班级同学自我介绍时，一名来自福建的男生说：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化作一缕青烟。这种理想主义，在新闻系学生身上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一些，往小了说，在女生中，仅仅因为迷上黄健翔、水均益就投身新闻事业的大有人在。

毕业那年，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理所当然地进了新闻单位，当时的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什么“四大”事务所，比魔都高校新闻系的毕业生土气不少。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几名同学中，如今还有三分之一在体制内媒体工作，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各省级电视台、电台、党报、都市报；五六名同学在体制外的公司从事着文化传媒工作，其中有凤凰网，还有德国之声；五个人留在高校工作。“门当户对”的比例着实不低。借用澎湃CEO邱兵《大河奔流》的结尾：真可谓“莫忘初心，坚定向前”。因此前一阵听说复旦新闻系近期一届毕业生只有不到六分之一从事新闻业，既觉得情理之中，又有些意料之外。

说意料之外，是感慨年轻的同学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追逐新闻理想就转投他处，或许当年高考时就不曾有过什么新闻理想？说情理之中，是感叹如今记者这行几乎已经褪尽光环，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报酬，都吸引不了最优秀的人才。微信朋友圈里最近就流传着一个帖子《又一波媒体人离开体制》，罗列出一堆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媒体人离开体制，或单干，或转行。城里的人争相离开，凭什么要把城外的人骗进来呢？

离开的原因，我觉得不能免俗，主要还是收入。就拿我所在的一线记者阶层来说，三十岁出头的“熟练工”，男性，每个周末都要加班，每月“工分”可达基准线的1.5倍，收入不会超过1万5。好吧，这个收入不算太低，可关键是看不到增长空间，不像人家外企有明确的每年增长10%、15%的规定，国企也有最低工资增长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我们这里，问起什么时候涨奖金基数，领导一句“事业单位，不执行劳动法”就把你打回来了。即便八面玲珑地当了中层干部，其实收入也不会有实质性跨越。新闻单位入职门槛不低，当初进来时都是牛哄哄的，毕业十年，收入水平眼看落后，当然不平衡。

特别是从去年年底《新闻晚报》停刊事件开始，几乎每一个传统媒体从业人员都会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感，跳槽，也从嘴上说说，变成了一些人的实际行动。那么，跳出围城的人究竟怎么说呢？

前文说到，笔者是一线记者阶层，到不了苏晓那层次，只能说说身边人的感受。一名男性媒体中层，前些年跳去商业银行负责企宣。当年正值“商业银行平均年薪逼近30万”的新闻被炒得火热，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么高？他说，差不多，但性价比绝对还是以前做新闻好，以前工作起来再忙，只要躺下了，就能很快入睡，很踏实。而现在的工作，晚上常常睡不着，那是被实实在在的业绩压着啊！也许，这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吧。

常常自嘲自己是温水里的青蛙，带着镣铐跳跳舞就心满意足，最大的安心是生孩子、生大病不怕被辞退。让我意外的是，前几天，一名家有两个女儿的同事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满意老人带孩子的方法。她丈夫绝非大富大贵，她本人也一向身体不佳。我提醒说，辞职后万一将来生病，岂不没了保障！她说，自己买商业保险也可以贴补一些啊。这是今年我们单位第二例已婚已育妇女辞职事件。她们的洒脱似乎代表着一些新的社会特点：人们有了更多追求的方向，也许是家庭，也许是自我；在社会稳定、保障日趋完善的前提下，人们有了更多底气，敢于赌，也输得起。